他從兵團司令淪落到撿煙盒，死后戰友在靈堂怒罵李天霞害人

1924年6月，二十歲的山東廣饒青年李延年背著行李走進了黃埔軍校。這個地主家庭出身的年輕人被分配到學生第二隊，和陳賡、杜聿明成為了同學。每天早晨訓練時，他總在步槍槍管下多掛著兩塊磚頭。這個好習慣讓他在第二年東征戰役中占了優勢，當時連長發現他舉槍特別穩。后來戰報被送到蔣介石桌上后，此時二十二歲的李延年名字下面被紅筆輕輕劃了一道。

抗戰時期，李延年和同鄉李天霞、李仙洲被稱作“山東三李”。1938年徐州會戰期間，他率領第二軍堅守蚌埠防線，而王耀武因在淞滬會戰中表現出色已升任第七十四軍軍長。1939年南昌會戰后，李延年的部隊在苦戰之后部隊傷亡超過六千人，王耀武部卻在后方休整。這種待遇上的差距讓“三李不如一王”的說法在開始在軍中流傳開來。

到1944年長衡會戰結束時，王耀武升任方面軍總指揮，而李延年仍在兵團司令職位上頻繁調動。這時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逐漸激烈，而山東籍將領之間的內斗也同樣如此。

1949年8月13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辦公室指著地圖上的平潭島對李延年說：“這個大門交給你了。”此時李延年的第六兵團雖說有四個軍的編制，但實際能作戰的官兵不到八千人。

李延年登島檢查防務時發現，島上所謂的永久工事還是1937年時修建的海防炮臺，僅有的六門美制榴彈炮連瞄準鏡都配不齊全。他連夜調整防御部署，把主力安排在娘宮、芬尾兩處灘頭，同時向臺北防衛司令部發電求援。三天后收到的回電只有八個字：“守住待援，自己想辦法”。

就在李延年忙著布防時，第七十三軍軍長李天霞于9月7日把部隊部署在遠離前線的蘇澳鎮。他曾經私下對參謀抱怨：“這些山東人就知道硬拼。”

9月14日深夜，解放軍偵察船出現在娘宮附近海面，李天霞沒有按預定計劃警戒，反而把部隊后撤二十里來到觀音澳。這個調動使芬尾海岸出現兩公里寬的缺口。更嚴重的是，他扣下了平潭守軍發往臺北的求救電報，切斷了李延年最后的海空支援希望。

與此同時，解放軍三野十兵團在葉飛的指揮下，于9月初在福清建立渡海訓練基地。當地老漁民陳阿婆每天教戰士識別潮水規律，她發明的“竹竿測水流”方法后來被收錄進渡海作戰教材。

工兵營把兩百多條漁船改裝成火力船，在船頭安裝山炮時特意用漁網固定炮架防震。9月15日黃昏前，十兵團二十八軍的突擊團檢查裝備時，每位戰士干糧袋里都裝有三斤炒米和兩包止血粉。水文專家也計算出當天晚上九點開始漲潮，次日清晨七點潮位最高。

9月16日晚七點，解放軍登陸船隊趁夜色向平潭進發。二四四團三營船隊偏離航向，意外繞到國民黨軍防守薄弱的錢便澳側翼。戰士王永順第一個跳進齊胸深海水，他背上綁著的信號旗在月光下隱約可見。

此時灘頭國民黨守軍正在換崗，許多士兵的槍械還裹著油布。當國民黨哨兵發現情況異常時，解放軍的先頭連已奪取三處前沿碉堡。此時正在娘宮山頭指揮部的李延年通過望遠鏡，能夠清楚的看解放軍登陸艇上飄揚的紅旗。

9月17日清晨，李延年親自乘車趕到娘宮前線陣地。在距離灘頭還有三百米時，他的吉普車被潰退的國民黨士兵堵了去路。同行的參謀準備組織督戰隊彈壓，卻發現督戰隊早就帶著機槍登船撤離了。

中午傳來更壞消息，解放軍八十二師已經突破了芬尾防線，此刻正朝著兵團指揮部包抄而來。到下午六點十五分時，李延年下令焚毀機密文件，他在匆忙登船時隨身的作戰地圖箱掉入了海中，漂浮在海面上的圖紙很快就被海浪吞沒。三小時前他收到的最后一份電報此時仍握在手中，上面是蔣介石“死守待援”的嚴令。

1949年12月3日，臺北軍事法庭的吊扇在審訊室里不停的旋轉。李延年看著六名被收買的證人依次進入法庭，兵團原參謀長周志道提交了對李延年不利的證言。

更荒唐的是，在審訊期間李天霞送給了主審官陳誠一對明代青花瓷，判決書中“擅自撤退”的罪名讓李延年當場扯開了衣領，露出他在徐州會戰時留下的槍傷，但法官此時已起身開始整理文件準備離場。最終李延年被判十年徒刑，而李天霞只服刑八十三天就保外就醫。

1950年的春天，新店監獄勞改車間里彌漫著帆布和橡膠氣味。李延年每天要手工縫制八百針軍鞋，他的囚服左胸上還刻意別著那枚已經褪了色的黃埔軍校紀念章。

在一個悶熱的下午，獄友們在閑聊時提到了李天霞獲釋的消息，李延年突然把手中的縫衣針折斷，尖銳的針尖刺進他的手指。在四年的刑期里，幾乎沒有人前來看他。以前他那些稱兄道弟的同僚們，這時都跟他保持著距離。

出獄后，李延年租住在龍泉街的一間日式舊木屋，每月依靠著黃埔同學會發放的微薄補助和糊火柴盒度日。他的肺病需要定期注射鏈霉素，每針費用相當于他糊兩千個火柴盒的工錢。

1962年的臺風過去后，他家漏雨的屋頂總是濕漉漉的，他用美國罐頭改制的煤油爐也在潮濕的環境里經常熄滅。有一天，他以前的一個老部下駕車經過時，看見他正彎腰在巷口撿拾煙盒紙，佝僂的身影讓路過的汽車都急忙轉向紛紛避讓。

1974年秋，房東發現李延年倒在了廚房的門口，死亡證明上寫著是肺氣腫引發的心力衰竭。幾個念舊情的黃埔同窗給他操辦了簡單的葬禮。送葬的車隊經過臺北市區時，路邊的店鋪照常營業，沒有人注意到這支僅由十幾個人組成的隊伍。

在簡單布置的靈堂里，一位頭發花白的老戰友拄著拐杖，望著李延年的遺照喃喃自語：“吉甫兄，你這一生就是被李天霞那個小人給害了。”他越說越激動，突然間提高聲調：“當年在平潭，要不是他擅自把部隊往后撤了二十里，扣著求援電報不發，我們何至于敗得這么慘！”

旁邊另一人也接話道：“說得沒錯。李天霞為了自保，什么卑鄙事都干得出來。在軍事法庭上做偽證，把失敗的責任全推給吉甫，自己卻逍遙法外。”

“貪生怕死，陷害同僚，這種人根本不配做軍人！”最先開口的老兵憤憤地用拐杖頓地，“如今吉甫在這破屋子里孤零零地走了，他李天霞倒是提前出來享清福，這世道真是不公啊！”

這聲聲怒吼在空蕩靈堂回蕩，卻喚不醒棺木中躺著的李延年。

在二十一世紀臺北初公開的軍事檔案里，平潭戰役期間重要電報存在多處時間篡改。標注9月15日的求救電報實際發于18日下午，那時李延年部隊早已登船撤離。

后來出版的黃埔回憶錄中，第六兵團作戰科長證實李天霞曾扣押三封增援命令。這些遲來的證據如同淡水河邊燒紙錢時突然刮起的大風，把歷史真相的灰燼吹往不同的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