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案審理人之一的李資生承認：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

在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特務(wù)審人從來都有手段，多少人扛不住刑訊就松了口，可審理過“吳石案”的李資生，后來卻直言“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要知道李資生當(dāng)時的正式職務(wù)是臺灣地區(qū)“國防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判官，主要負責(zé)初審問話、記錄審訊內(nèi)容，最終判決得由軍法處高層和蔣介石定，他經(jīng)手過不少政治犯案子，經(jīng)驗不算少，怎么偏偏在吳石這兒栽了跟頭？

先得說李資生的經(jīng)歷——他從抗戰(zhàn)后期就跟著處理軍法案件，國民黨退到臺灣后，成了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骨干，參與過不少“共黨嫌疑案”的審理。按他后來在回憶錄《白色恐怖審判實錄》里寫的，之前審案子，要么用刑訊逼供，要么拿家人威脅，大多人撐不過三天就會招供，可到了吳石這兒，這套全不管用。

1950年3月1日深夜，吳石在臺北家中被捕，第二天就被押到保安司令部審訊室，李資生是第一批參與問話的人。一開始特務(wù)沒動刑，想跟吳石“講道理”，問他為什么要給共產(chǎn)黨送情報。吳石沒繞彎子，直接反問：“你們看看現(xiàn)在臺灣的百姓，飯都吃不上，國民黨拿著槍不是保家衛(wèi)國，是打自己人，我做的事，對得起良心。”李資生后來回憶：以前審的人要么哭求，要么抵賴，從沒見過有人這么直接硬氣。

接下來的日子，特務(wù)開始動真格的。老虎凳加了三塊磚，他沒喊一聲疼；灌辣椒水時，他嗆得滿臉是淚，卻只說“要殺要剮隨便，想讓我咬別人，不可能”。有次李資生親自去審，拿著吳石辦公室搜出的情報文件，問他“這是不是你給朱楓的”，吳石瞥了眼文件，只說“文件是我寫的，但跟朱楓沒關(guān)系，要算賬沖我來”。李資生后來承認，那時候他就覺得“這人骨頭太硬，怕是審不出什么”。

吳石邏心里也特別清晰，不管怎么套話都不上當(dāng)。3月16號聶曦被捕后，特務(wù)又換了招，故意跟吳石說“聶曦都招了，說你是主謀”，想騙吳石認賬，吳石直接反問“聶曦在哪？讓他來跟我對質(zhì)”，特務(wù)沒轍，只能岔開話題。李資生在審訊記錄里寫“吳石態(tài)度堅決，無供詞可錄”，這在他經(jīng)手的案子里，幾乎是頭一回。

吳石被捕后沒多久，他的妻子王碧奎和17歲的長子吳韶成也被監(jiān)控起來，好在次子吳韶芬當(dāng)時在大陸求學(xué)，沒被牽連。特務(wù)想拿家人威脅他，派人把吳韶成的照片送到審訊室，說“再不說，你兒子可能見不到你了”。吳石看著照片紅了眼，可沉默了一會兒還是說“我兒子要是懂事，會明白我做的事”。李資生后來跟人聊起這事，說“那會兒覺得他不是鐵石心腸，是心里有比家人還重的東西，這才最難辦”。

3個月的審訊里，吳石沒供出一個同伴，反而好幾次借著審訊的機會，跟李資生聊起時局。有次李資生問他“你都這把年紀(jì)了，圖什么”，吳石說“我圖的是中國人能過上安穩(wěn)日子，不是現(xiàn)在這樣惶惶不可終日”。這些話后來李資生沒敢寫進記錄，只在自己的記事本上偷偷記了一筆。

1950年6月，案子要宣判前，李資生最后一次見吳石，問他“有沒有要交代的”，吳石只說“幫我把絕筆詩交給家人”。那首詩里“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的句子，李資生后來記了很多年。他在回憶錄里寫“審吳石這幾個月，比審十個案子還累，不是累在手段，是累在你明明知道他的‘罪’，卻佩服他的人”。

后來有人問李資生，到底為什么覺得審吳石最難？他沒繞圈子，說“以前審的人，要么怕疼，要么怕家人受牽連，心里有弱點；可吳石心里有個‘東西’撐著，那東西比疼、比家人還重，你拿什么都打不垮他”。看過吳石案史料的人都清楚，那是對家國的信仰。

當(dāng)年特務(wù)以為靠手段能撬開所有人的嘴，卻沒想到，有人的骨頭里，藏著比生命還重的信念：這或許就是李資生覺得“困難”的真正原因，也是吳石能撐到最后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