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的無悔人生

導讀

陳明忠是臺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者，前后兩次入獄共21年。他是臺灣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統派”的旗幟性人物之一。年過八旬，回顧一生，他說：“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生錯了時代，并沒有走錯路。

01

上廁所也會被監視被打

1950年夏天，因被懷疑是共產黨員，我（注：本文作者陳明忠）在高雄岡山農校被捕，先被送到岡山憲兵隊，又轉移到彰化憲兵隊，然后是臺南憲兵隊、臺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后到“軍法處”。

在彰化憲兵隊，被刑求（即刑訊逼供），先是灌水、夾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磚頭一塊一塊往上加，我都不承認。刑求的人說：“再加一塊，你腿骨會斷，人可就終身殘廢了。”我一想，是啊。于是招供。招什么？我說：“我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們查來查去，查不到這個組織。他們說我不老實，把我移交到臺南憲兵隊。

在臺南憲兵隊牢房，同房有一憲兵，因為開玩笑玩槍誤殺了同事，也被關在這里。晚上，有憲兵來跟他聊天。那人問：“陳明忠是哪一個？”“里面那個。”“隊長說，這個人要死了。”“他不承認是‘共匪’啊！”“當然不會承認啦。你知道××師長，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斃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殺，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厲害啦……”我聽到他們聊天，心想，看來定案了，必死無疑。

幾天后的一天早上，聽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表、雜物整理好，交給同牢房的黃介石，準備去死。我那時21歲，黃介石22歲。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著我的東西，看著我，一句話也說不出。（注：后來知道，黃介石是臺中師范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判死刑。）

走出牢房時，我覺得腦袋頂部突突地跳，有點緊張。出來才發現，是要移送臺北“保安司令部”情報處，不是槍斃。

后來又從“保安司令部”情報處轉到“保密局”南所，這里環境最差，因為抓的人太多了。房間不夠，一個房間關24個人，所以只能8個人躺下睡覺，16個人站著或蹲著，三班輪換睡。這樣站了一個禮拜之后，腦子連思考的能力都沒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這天早上喝稀飯，里面有綠豆，我一口氣喝了好幾碗，結果老是想上廁所，打了幾次報告都不許。后來，看守把我叫出去一頓暴打。原來，這里的規矩是每三小時開放一次上廁所。之前在憲兵隊時，有人趁上廁所逃跑，所以他們加強戒備，犯人在里面大便時，門是開著的。開著也算了，衛兵還站在門口，舉槍對著你。

再后來，我又從“保密局”南所轉到北所。北所原來是辜顏碧霞（注：辜岳甫之妻，后來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嫂子）經營的高砂鐵工廠，聽說附近有呂赫若（著名臺灣本土作家）的大安印刷所。

呂赫若變賣了自己的祖厝，又從辜顏碧霞那里拿到一筆錢，開辦了這個印刷所，表面上印樂譜、歌譜，實際印地下黨的宣傳品，包括《光明報》。1950年《光明報》案發，呂赫若關閉了印刷所，辜顏碧霞被捕，高砂鐵工廠被沒收，就改為“保密局”北所。北所房間較寬，終于可以睡了，每個人都可以躺下來睡覺。最后，我被移到“軍法處”。

02

國民黨對共產黨是絕不手軟的

“軍法處”有二層樓，關押犯人的地方分幾個區。一區、二區在樓下。二樓是三區，關女犯，后來成為我太太的馮守娥就關在那里，那時我們還不認識。

這里給犯人穿的囚衣是紅色的，紅內褲和短袖紅內衣。早上放出去洗臉五分鐘，要求必須穿這種囚衣，因為醒目，方便衛兵監視。很多人都不喜歡，只在那五分鐘穿。我因為被捕以后，轉移來轉移去，幾個月就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爛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紅衣褲，二話不說就換上。同房難友說，這個人很干脆。

我們這個房間三十多人，分兩班睡覺。我認識了同房的張伯哲，最初是他叫我過去，問：“你叫什么名字？”我說：“陳明忠。”他說：“哦。”然后，他就把我的情況一一都說出來。

我嚇了一跳。他說：“不要怕，我是你上級的上級。”他是臺灣地區中共地下黨的重要領導，臺中地區地委。他在魚池鄉林業試驗所擔任總務科長，那里離我工作的茶葉試驗所不遠，他曾偷偷地來觀察過我兩三次。所以，我不認識他，他記得我。

我進二十房不久，有一個叫馮錦輝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我在臺南憲兵隊誤以為要被槍斃時，因有點緊張而感覺到自己腦袋頂部突突地跳，他居然這么鎮靜。

我們唱著安息歌送他走，很久以后，我終于知道，馮錦輝是宜蘭地區的地下黨負責人，他早就知道一定會死，所以視死如歸。也是后來才知道，我太太馮守娥是馮錦輝的妹妹。

又過了幾天，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臺籍共產黨員）也被叫出去了。本來，“基隆中學案”，凡是外省中共地下黨員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訓。鐘浩東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內湖小學“新生訓導處”，但他堅決不接受感訓，被調回“軍法處”。

按照慣例，我們唱安息歌送他，鐘浩東要求我們加唱《幌馬車之歌》。他說，他太太跟著他到大陸參加抗戰，他太太很喜歡這首歌。

張伯哲告訴我，“基隆中學案”外省人都槍決，本省人都判感訓，讓本省人產生了不該有的幻想，以為國民黨對本省人比較寬大，加上大家以為臺灣快解放了，于是，許多人被捕后就坦白交代關系。張伯哲說，其實，這是國民黨一貫的欺騙手法，沒有國民黨統治經驗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手軟的。

03

“朝聞道夕死可矣”

果然，以后的判決狀況證實了張伯哲的說法。抓了一大批人（如臺北市委案、臺中市委案、學委案等等）后，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會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書記以上的人都會死。

不久之后，判死刑的“行情”提升為三分之一，于是，小組長以上的都死了。再過一段時間后，行情更上一層，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來，連參加小組會議的人，以及繳過黨費的人都要死。

張伯哲在大陸時是東江縱隊團級政委，來臺后是臺中市、臺中縣地區的地委委員，他當然一定死。但他每天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他來說，“道”就是共產主義。

張伯哲是廣東東江地區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蠻好的，全家只他一個人參加革命。他寫了遺書，給我看過，其中有一段大意是這樣：你們反對我參加共產黨，可是你們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證明我們是對的。那時候共產黨在大陸已經打贏了內戰，建立了新中國，所以張伯哲覺得革命基本上已經成功，他死而無憾。

張伯哲死后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義寄來的西裝料，家人很驚訝，以為他還活著。據我判斷，這個西裝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臺灣地下黨領導蔡孝乾和宣傳部長洪幼樵之間的聯絡員，蔡孝乾跟洪幼樵都投降了，所以，國民黨也讓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張伯哲可能是同鄉，或者組織上常會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

“解嚴”以后，有人回大陸探親，特別跑到張伯哲家，跟他們家人講張伯哲犧牲的經過，因為這個原因，張伯哲被大陸追認為烈士。后來才知道這個人叫作謝漢光，是張伯哲所服務的“魚池林業試驗所”的所長，是由張伯哲吸收入黨的。

臺中地區地下黨被破后，張伯哲通知謝漢光趕快離開。謝漢光逃難到臺東縣山地后，剛好有一個少數民族往生，他就用少數民族那張身份證，躲過了三十多年的“戒嚴”恐怖。

我看到馮錦輝、鐘浩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