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被捕后，大陸方面曾發動一切力量組織營救，只可惜都沒成功！

隱蔽戰線的明爭暗斗，從來不會有預設的劇本。有的人，在暗夜中堅守到勝利，留下載入史冊的傳奇；有的人，卻在黎明將至時折戟于潛伏途中，連同期盼跨越海峽的營救行動，最終也只能以遺憾收場。吳石將軍的故事，正是后者中最令人扼腕的一頁。他以生命踐行信仰，而組織為他展開的營救，每一步都充滿驚心動魄的努力，卻終究沒能敵過時代的殘酷與敵人的鐵腕。

吳石的選擇并非偶然的一時沖動，而是源于對家國命運的深刻洞察與對信仰的堅定追尋。他早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以優異成績畢業；后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在校期間兩次獲得學業第一，因精通戰術、外語、測繪等十二項技能，被同窗稱為“十二能人”。1926年，武漢國民政府在珞珈山開辦情報訓練班，吳石以教官身份參與其中，期間與周恩來、葉劍英兩位同志會面。正是這次會面，讓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與擔當，也看清了國民黨政權內部的腐敗與渙散——彼時國民黨官員沉迷權錢交易，前線士兵卻缺衣少食，這樣的對比，讓吳石內心逐漸萌生了為人民解放事業效力的信念。

1947年4月，在好友何遂的牽線下，吳石在上海錦江飯店與中共上海局負責人秘密會面，正式確立情報合作關系。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何遂雖非中共黨員，卻始終心懷民族大義，他深知吳石的愛國情懷與能力，主動承擔起“橋梁”角色：一方面通過自己在國民黨軍政界的舊友為吳石掩護身份，另一方面讓子女何康、何世平協助搭建情報鏈路。其中，長子何康成為吳石的單線聯系人，位于上海愚園路1293弄儉德坊2號的何康寓所，也成了情報傳遞的重要中轉站——每次交接情報時，兩人多以“探討古籍”為幌子，將微縮膠卷藏在《論語》《資治通鑒》的封皮夾層中，確保信息安全傳遞。

1949年初，渡江戰役前夕，吳石冒著暴露風險，將長江沿岸國民黨軍的軍事部署圖親手送至上海局——這份情報詳細標注了各部隊的番號、駐地、武器配備，精度達到團級單位，為解放軍制定渡江作戰計劃提供了關鍵依據，直接減少了前線將士的傷亡。同年4月，他得知老鄉林遵擔任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奉命駐守南京江面，連夜驅車前往林遵駐地，以“民族未來”相勸，直言“國民黨政權已無希望，唯有起義才能為海軍保留血脈”。最終，林遵率艦隊在南京江面起義，毛澤東同志特意致電稱贊這一行動為“南京江面上的壯舉”。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前夕，蔣介石以“協助臺灣防務”為由，下令調吳石赴臺任職。好友吳仲禧深知臺灣特務密布，勸他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吳石卻堅定地說：“我在國民黨軍政界多年，了解他們的防務體系，現在去臺灣，能為黨和人民提供更重要的情報。個人安危，比起解放事業算不得什么。”隨后，他帶著妻子王碧奎、子女赴臺，繼續潛伏，代號“密使一號”，擔任國民黨臺灣當局國防部參謀次長，軍銜中將——這一職位讓他得以接觸核心軍事機密。

在臺期間，吳石傳遞的情報始終圍繞“臺灣防務”這一關鍵主題：他將臺灣本島及金門、馬祖的防御部署圖，海防陣地的火力配置表，海軍艦隊的錨地與巡邏路線，甚至美軍顧問團的駐臺人數與活動范圍，都逐一整理成微縮膠卷，通過交通員朱楓傳遞回大陸。1949年底，當這份情報送到北京時，毛澤東同志審閱后當即稱贊：“密使一號，好能干！”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打破了這份潛伏的平靜。

1950年1月29日，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在臺北市泉州街被捕，特務從他的公文包中搜出一本記事本，其中“吳次長”三個字格外醒目。起初，蔡孝乾并未立即叛變，他趁特務看守松懈時逃脫，藏匿于臺北郊區；但到了3月中旬，蔡孝乾再次被捕，在特務的酷刑與威逼利誘下，他徹底變節，不僅供出了吳石的真實身份，還交出了臺灣地下黨組織的完整名單。這一消息通過秘密渠道傳回北京后，負責情報工作的李克農同志立即召集核心成員召開緊急會議，桌上攤開的臺灣地圖被標記得密密麻麻——他太清楚吳石的價值：作為潛伏在國民黨臺灣當局軍政高層的關鍵力量，吳石掌握的情報足以影響東南沿海的防務布局，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將他營救出來。

營救行動迅速以“最高級別”推進。李克農首先動用香港的潛伏網絡：他找到油麻地漁港的漁民陳老大——此人常年往返于香港與基隆之間，以運輸海產為掩護，曾多次協助傳遞情報。這次，陳老大的船上裝滿咸魚，船頭懸掛“民生漁業”的旗號，計劃以“補給”為由靠近基隆港，伺機接應吳石；國民黨特務早已加強海上管控，巡邏艇在港口外20海里處攔截了漁船，翻查時雖未發現異常，卻以“證件不全”為由扣留船只，第一次營救計劃宣告失敗。

李克農還通過印尼僑胞陳先生牽線，聯系上吳石的舊部方先覺——方先覺當時擔任國民黨臺灣當局陸軍少將，與吳石曾在抗日戰場上并肩作戰。陳先生帶著李克農的親筆信找到方先覺，懇請他以“舊友之誼”為吳石說情，卻不料方先覺早已被特務監控，他看著信，臉色蒼白地說：“谷正文（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頭目）的人天天盯著我，我要是敢出面，不光救不了吳次長，連我全家都得遭殃。”最終，他只能拒絕幫忙。李克農并未放棄，又聯系上吳石在日本陸軍大學的同學林蔚——林蔚時任國民黨臺灣當局參謀總部次長，與吳石私交甚篤。林蔚在收到營救請求后，因擔心特務察覺，連回信都不敢寫，只托人捎來一句“自身難保，望海涵”。

在嘗試“外部斡旋”的同時，李克農還在推進“內部撤離”計劃：他讓香港的地下黨加急辦理偽造的“香港商人”身份證明與出境通行證，為吳石設計了兩條撤離路線。若能拿到國民黨臺灣當局的“出境許可”，則從臺北松山機場乘飛機赴香港；若機場管控過嚴，則從基隆港坐船，由地下黨安排的船只在公海接應。加密電報一封接一封通過秘密電臺發往臺灣，可此時的臺灣早已風聲鶴唳：毛人鳳下令“全城搜捕共黨間諜”，特務如喪家之犬般四處排查，每一個機場、港口都增設了檢查點，甚至連酒店、茶館都有便衣特務巡邏，撤離路線被層層封鎖。

更令人揪心的是，交通員朱楓的撤離計劃也遭遇變故。2月4日，朱楓拿著吳石開具的“軍用物資押運”特別通行證，在地下黨員聶曦的協助下，乘坐國民黨軍用運輸機抵達舟山沈家門，暫住于妙家路15號的顧孫謀家中——顧孫謀是當地的商人，暗中協助地下黨工作。朱楓本計劃在顧孫謀的幫助下，搭乘小木船轉道鎮海回大陸，可顧孫謀找到的船只噸位過小，且沒有防風設備，擔心“途中遇到風浪會出危險”，勸朱楓再等幾天，找一艘更穩妥的大船。就是這幾天的等待，讓她錯過了撤離時機。蔡孝乾叛變后，立即供出了朱楓的行蹤，谷正文隨即電令舟山特務機構“立即抓捕，不得延誤”。2月18日，正值農歷正月初二，便衣特務突襲顧孫謀家，將朱楓抓獲。被捕后，朱楓趁特務不注意，吞下藏在衣領中的金戒指試圖自殺，卻被特務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搶救后脫險，隨后被押回臺北關押。

朱楓被捕的消息傳到香港營救組時，所有人都陷入沉默——朱楓掌握著吳石的部分聯絡信息，她的落網意味著吳石的身份隨時可能徹底暴露。為了讓吳石知道“組織正在營救他”，一名地下黨員冒險偽裝成送報員，試圖將寫有“勿慌，外圍正援”的紙條塞進吳石官邸的信箱，卻不料被埋伏在附近的特務發現，紙條被截獲，這名黨員也被迫緊急撤離臺灣。3月1日清晨，大批特務包圍了吳石位于臺北市南京東路的官邸，當特務破門而入時，吳石正坐在書桌前，用打火機逐一燒毀情報文件，紙張燃燒的灰燼落在他的袖口，他卻絲毫未動，只是平靜地對妻子王碧奎說：“所有事情都是我一個人做的，和你、和孩子們都沒關系，要是他們問起，你就說什么都不知道。”

被捕后的吳石，遭遇了特務的殘酷刑訊——鞭子抽打、烙鐵燙烙、冰水澆灌，多種酷刑輪番上陣，最終導致他左眼失明，雙腿因淤血腫脹無法站立。即便如此，他始終未吐露任何情報：面對特務的審訊，他要么沉默以對，要么故意編造“1949年才與中共接觸”的虛假信息，試圖掩護更早的情報網絡；審訊間隙，他從獄警手中借來了一本《中國文學史》，每當特務離開，便靠在墻角閱讀，書頁被他翻得卷邊，卻始終保持著文人的風骨。他還通過一位同情地下黨的老看守，給妻子王碧奎傳遞了一封絕筆信，信中寫道：“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寥寥十四字，道盡了他對信仰的堅守與對家人的愧疚。

1950年5月，吳石案進入審判階段。負責審理此案的6名法官經過核查，一致認為“吳石雖涉情報罪，但無直接破壞軍事之實，罪不至死”，并提交了“判處無期徒刑”的建議。這份判決建議送到蔣介石手中時，卻引發了他的暴怒——他當著毛人鳳的面，將判決書摔在桌上，罵道：“審判官膽大包天！吳石身居高位卻通共，不殺不足以震懾其他人！”隨后，他不僅撤換了審理此案的法官，還在6月7日親筆寫下“死刑，立即執行”的批示，徹底堵死了任何轉圜的余地。

此時，香港的地下黨終于辦好了偽造的通行證，甚至聯系好了一艘從基隆港出發、前往菲律賓的貨輪，計劃讓吳石偽裝成“貨輪押運員”撤離。可當消息傳到臺灣時，吳石已被轉移至臺北市看守所的甲級牢房——這里24小時有特務看守，牢房的窗戶被鐵柵欄封死，連放風時間都被嚴格限制，海陸空三條撤離路線，全被敵人徹底堵死。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時，臺北馬場町刑場。吳石與朱楓、陳寶倉、聶曦三位同志被押解至此，面對槍口，朱楓高聲喊出“中國共產黨萬歲”，隨后身中六槍，壯烈犧牲；吳石則平靜地閉上眼睛，沒有絲毫畏懼，年僅57歲。當他犧牲的消息通過秘密渠道傳回北京時，李克農正坐在辦公室里，手中攥著吳石最后傳遞回大陸的《臺灣海防補充部署圖》，圖紙上的筆跡還清晰可見，他卻半天沒有出聲，良久才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吳石同志的家人，我們要照顧好，不能讓英雄流血又流淚。”

吳石犧牲后，妻子王碧奎因“涉嫌共黨”被關押入獄，直到1955年才被釋放，1980年移居美國；他留在大陸的長子吳韶成、長女吳蘭成，因擔心被國民黨特務報復，數十年間始終不敢公開父親的身份，只能以“普通職員”的身份生活。1973年，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會議上提及吳石案，特意囑咐“要盡快落實烈士家屬的待遇”，隨后中共西苑機關出具公函，正式認定吳韶成、吳蘭成為“革命烈士子女”，解決了他們的工作與生活問題。

何康同志，也始終沒有忘記吳石的托付。他持續照料吳石的子女長達30年，從學業資助到工作安排，事事親力親為。1982年，在中美建交與兩岸關系稍有緩和的背景下，何康通過海外僑胞牽線，協助吳石散居在大陸、臺灣、美國的子女，在紐約首次團聚；1994年，經中央批準，吳石的骨灰從臺灣遷回北京，與妻子王碧奎的骨灰合葬于福田公墓，墓塋緊鄰何遂夫婦的墓地。兩位昔日的好友，最終以這樣的方式重逢，也為這段跨越半個世紀的情誼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隱蔽戰線的英雄，從來不是孤軍奮戰。他們在前方與敵人周旋時，背后是組織不惜一切代價的守護；他們用生命踐行信仰時，也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印記。吳石的犧牲，是一場無法挽回的遺憾，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組織為營救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跨越海峽的信仰堅守與人間溫情，早已成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提醒著我們：今天的和平，是無數英雄用鮮血與生命換來的，這份恩情，永遠不能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