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一00后女生失業后回村，躺平6個月后成了村委重點關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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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來的那一天，天上飄著細雨，地上的稻谷早就收完了。沒人注意到她拎著行李站進村口石板路的那種寂靜，只覺得這丫頭自城里灰溜溜搬回來，莫不是闖了什么事。實際上，一切只是工作失利之后尋常的歸途罷了。

可短短半年后，這姑娘竟然成了村委點名要“關注”的人物。很難說是幸運還是無奈。但在貴州的這個村子，這并不是一場普通的返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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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要拉回到2025年4月。那時候，她還在城里上班，手頭勉強混口飯吃。老板突然一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她就失業了。沒有任何儀式感，也沒人關心她的下場。她自己收拾著東西，搭上回鄉的汽車，想著至少可以暫時放下被無休止追趕的壓力。

剛回到家，父母其實挺高興，家里田里的活兒正好缺人。她就跟著下田，曬曬稻谷，翻翻壟田，每天累得筋疲力盡。她本來計劃，就這么安安靜靜待上幾個月，等心里的弦松了，再說外面的事。可偏不如愿。

事情的第一個波瀾是在她回村沒多久后。那天剛吃完早飯，村委的兩個人踩著泥巴來了。外頭天氣有些涼，那兩個干部未進門就先開了口：“家里的稻谷收得差不多了？農活也快完了吧？準備什么時候出去再找份活兒？”女孩子怔了下，笑著敷衍：“想在縣城隨便找個活，反正年關快到了。”對方沒多追問，點點頭：“總得找個班上。”

女孩自己也覺得不合適，明明學歷和技能都搭不上村里的用工需求，偏就誰都想趕著她去試一遭。

你細品，這像不像古時候明代里甲制度的那一出？明代時，里長要把年滿的壯丁一一核查，確保各家都給王朝輸送足夠的勞力，不能閑一個人在家“無用”。村委反復問她工作打算，本質也是在給村子“人力庫存”掛號打表。表面是關心，底子里是擔心這點勞動力再跑沒了。

有趣的是，這樣的家訪不止她一個青年遇上。村里徐大哥的女兒，去年從外省回來，半年里招呼了五撥“訪談團”，家家都如此。理由倒也是“人口緊張，村里發展靠青年”，話說得冠冕堂皇，但你能感覺背后的緊迫。現在的基層治理，已經不滿足于管戶口、發政策，而是展開了“微觀管理”——連個人的擇業間隙都要搭把手，恨不得規劃到每一天。

這姑娘心里苦笑。有時坐在田埂上，她就琢磨：“怎么我這點喘氣的時間，都成了全村的大事？怎么只要年輕人不在縣城打工，不做班就成了異類？”她更不是沒想過外出的路，但現實太骨感。外面是沒完沒了的競爭，回家又成了被“重點關心”的對象。這種感受，就像舊社會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貧困變成了道德問題，你能動卻不工作就被趕去工廠當苦力。今天只不過，多了層柔和的“關心”殼子罷了。

她母親倒也無奈，隔三差五被村委“叮囑”，又怕閨女待家里沒個出路，將來招人議論。村里熟人社會，誰失業，誰“躺平”，三天傳遍巷子頭。有時候，這姑娘想：“要不外面隨便干個啥，最起碼沒人敲門問長問短。”可真要動身，又怕再回到那種毫無歸屬感的城市漂流日常。

逐漸地，她發現自己的選擇，似乎在城鄉間都不被理解。在城市，是內卷與被擠出。在鄉村，是被勸返、被勸去“找班上”，否則就像是哪里出了故障。她說：“難不成回家休息幾個月都成罪了？”可村委還真就是信奉“年輕人只要閑著，就是隱患”。哪怕是支教、短工，只要能讓勞動力有個名目，那便是治理績效的分。你說諷刺不諷刺？

打個比方，這場景和蘇聯集體農莊分派勞動力何其相似。你個人想怎么活，最后總得映到臺賬上有個去處。個體意愿和集體目標，在這里像兩匹拉鋸的馬，互不相讓。

說到底，這一切全賴“發展后勁”的憂慮作祟。農村這些年走出去的青壯年多，留下的少。經濟壓力和村莊“空心化”現象讓干部如臨大敵，每一個返鄉青年都成了“集體資本”。但他們很難給出真正能留人、能成事的就業通道。于是只會不斷“關心”、不斷暗示。其實，鄉土中國講的是面子，是人情，也是恐懼：恐懼這個村莊再失去一點活力。

你說，這事情滑稽嗎？我看挺悲涼。明面是關心實際卻無能為力，個體既當不了城市精英，也做不了村里模范。像是夾生飯，吃也不是，扔又舍不得。

話說回來，這樣的返鄉“躺平”看似懶散，本質倒是給忙亂生活摘顆急剎車。只可惜，社會機器不肯給喘息的空檔。年輕人、特別是有點見識的青年，他們在城市與鄉村間兩頭無門，身份認同搖擺，心理歸屬感掙扎，這才是更值得警惕的現實。

我就這么說一句：現在的農村，比你想象中更怕年輕人“消失”。

而對個體來說，所謂“躺平”，有時不是人懶，是整個系統不認你的慢節奏。所以，別太急著給每個返鄉的年輕人扣上“問題”的帽子，也別心安理得地催他們趕快上班——他們不是零件，是人。

社會越走向現代，基礎治理越微觀。歸根到底，民族復興離不開人才流動的活力，但更需要有理解人心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