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教師之死與校方的冰冷回應

10月11日，一位25歲的年輕教師選擇離開這個世界。家屬在網上透露，這位教授歷史學科的教師在開學后被安排擔任班主任并教授全新的歷史課程，因無法勝任工作而陷入嚴重焦慮，醫院診斷為焦慮癥和抑郁癥，并開具了休息半個月的假條。然而，當她10月9日向學校請假時，據稱校領導“未批準”。

武陽中學的回應冰冷而程式化：“沒有不批假的事情，生病了哪有不給假的?！薄八绻眢w感覺不舒服，這個也只能是她自己的感覺，我們也不知道。”

一個年輕生命的逝去，換來的只是撇清關系的官方辭令。

我們不禁要問：當一位教師掙扎在心理健康危機中時，我們的教育系統到底為她提供了什么支持？還是說，在追求教學成績和升學率的機器中，個體的痛苦只不過是可以忽略的“雜音”？

這位老師生前曾多次向學校表達自己無法勝任新崗位的壓力，這已是一種呼救。而當醫院出具假條，更是正式的健康警報。如果連醫療專業人士的建議都可以被無視，我們的教育環境究竟病到了何種程度？

類似悲劇并非孤例。近年來，多地曝出教師因工作壓力過大導致心理問題的案例。在某中學，一位班主任因壓力過大患上抑郁癥，學校的第一反應卻是“盡快找人接替她的工作”；在另一所小學，一位新教師因無法應對家長的壓力而辭職，校方指責其“抗壓能力不足”。

我們習慣于將教師視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卻常常忘記他們也是血肉之軀。我們期待他們無條件付出，卻很少思考支撐他們的又是什么。

更令人心寒的是事件發生后相關方面的應對方式。武陽中學工作人員稱“她如果身體感覺不舒服，這個也只能是她自己的感覺，我們也不知道”，這句話暴露了多少單位面對悲劇時的標準態度——推諉、冷漠、割席。

縣教育局則直接“不便透露”，將記者推向宣傳部門。一套完整的危機公關流程：否認、回避、轉移話題。在這一過程中，生命的價值被消解為需要管理的“輿情”，而非需要反思的悲劇。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允許人們說“我做不到”，應當為掙扎中的個體提供安全網，而不是在他們跌倒時再補上一腳。

如果連教育者都得不到基本的人文關懷，我們又怎能期望他們向下一代傳遞溫暖與理解？

這位25歲教師生前最后的視頻更新于今年7月初，內容是她出門旅行。畫面中的她，是否還對生活充滿期待？是否還相信系統會給予她基本的支持與理解？

她的死應當成為一記警鐘，敲醒我們對于職場心理健康、對于教育系統內部文化的反思。不能再讓任何一個生命，在說出“我撐不住了”之后，得到的只是冰冷的程序性回應。

生命已逝，我們無法挽回。但我們可以改變：改變那種忽視個體感受的工作文化，改變那種面對悲劇首先自保的機構反應，改變那種將人的價值置于績效之下的評價體系。

但愿她的死能夠喚醒一些裝睡的人，讓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但愿每一個呼救的聲音，下一次都能被真正聽見。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應當首先被教育系統當做人來看待——一個有脆弱、有局限、需要休息的活生生的人。

因為教育的本質，終究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而當一個生命被忽視，我們所有人，都成了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