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毛主席的長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不幸犧牲。
而向他扔下汽油彈的,事后才被查明是來自南非的三名飛行員。
他們并未因此獲得一絲榮譽,只在51年獲得了安慰獎,那么他們后來怎么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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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埋忠骨
1950年的秋天,毛岸英隨志愿軍先頭部隊踏上了奔赴朝鮮的列車。
進入戰區后,他被分配到志愿軍司令部,擔任彭德懷的俄語翻譯兼機要秘書。
志愿軍司令部設在平安南道大榆洞,一處隱蔽的山地洞穴,條件極其艱苦,潮濕、陰冷、缺乏電力。
白天他埋頭整理電文、譯電,夜里常裹著棉被趴在煤油燈下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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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機天天在上空盤旋,白天的轟炸、夜晚的襲擾幾乎沒有停過。
那天早晨,志愿軍司令部照常開會,彭德懷剛布置完任務,毛岸英便與翻譯高瑞欣回到辦公室,整理前線傳回的作戰電報。
時間指向上午七點四十分,空中忽然傳來低沉的轟鳴。
“敵機!”有人大喊。
防空警報隨即響起,眾人慌忙撤入山腰的防空洞,毛岸英也跟著撤退,卻始終皺著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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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忽然想起桌上那份剛收到的俄文電報,那是蘇方傳來的戰區后勤情報,還沒來得及歸檔。
那份文件若毀,損失無法估量,他下意識地回頭,但彭老總的命令在耳邊回蕩:“不許擅自離開防空洞!”
他只能強壓住沖動,幾分鐘后,空襲聲漸遠,敵機似乎離開了。
洞中有人小聲議論:“也許是偵察機,虛張聲勢罷了。”
彭德懷卻沉著地說:“不對,他們不會這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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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一點,空中再度響起引擎聲,比剛才更低、更急,毛岸英聽見那聲音,猛地抬頭,敵機折返了!
這次他們沒有偵察,而是精準地鎖定目標,數十枚凝固汽油彈呼嘯而下,砸向山腳的司令部。
火光瞬間騰起,淹沒了整個山谷,就在火焰吞沒地面的那一刻,毛岸英與高瑞欣正好沖出防空洞。
他們本想去搶救那份機密文件,卻被突如其來的熱浪推翻在地,兩人幾乎沒有任何掙扎的機會,瞬間被烈焰吞噬。
防空洞內的彭德懷聽到爆炸聲,心頭一緊,帶人沖出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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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景象讓所有人都呆住了,那片他們日夜工作的指揮所,此刻只剩一片焦黑的廢墟。
“岸英!瑞欣!”他呼喊著,卻無人應答。
烈焰過后,志愿軍戰士從灰燼中找到了兩具焦黑的遺體,憑殘留的蘇制手表和那件呢子大衣,他們才確認出,犧牲者正是毛岸英和高瑞欣。
彭德懷久久站立,沉默地脫下軍帽,向烈士遺體敬禮,聲音低沉卻顫抖:“埋好他們,我得向中央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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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他親自執筆寫下電報,電文通過電臺傳回北京,葉子龍、周恩來先后接到,毛主席因病尚在休養,電報被暫時擱置。
直到一個月后,周恩來才在勝利消息中附帶呈上那封電報,毛主席看了許久,沒有說話,指尖微微顫抖。
良久,毛主席放下電報,取出一支煙,點燃、吸了一口,又緩緩道:“戰爭嘛,總會有犧牲的,不要因為他是我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
自此,大榆洞的那場烈火,不僅燒盡了兩位戰士的青春,也點燃了一段悲壯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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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飛行員
轟炸后的三天,美軍后勤記錄中,這次任務被歸檔為“例行打擊行動”,評語是:“執行有效,無重大成果。”
直到數月之后,中國官方發布訃告,美軍情報部門才意識到,毛主席的長子毛岸英,死于11月25日的轟炸。
而根據作戰記錄,執行那次任務的是南非空軍的三位飛行員。
領隊的上尉名叫利帕夫斯基,出身南非一個普通的白人家庭,參加過二戰,有數千小時的飛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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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精準的轟炸和冷酷的執行力著稱,被同僚戲稱為“天空獵鷹”。
與他同行的,還有年輕的副駕駛里克特,以及身材魁梧、沉默寡言的奧登達爾。
任務結束后,他們依舊被派往高危地區執行轟炸。
南非空軍在聯合國軍體系中地位低微,美軍對他們的態度更像是雇傭兵,命令下達,任務執行,不問回報。
他們一次次冒險深入志愿軍防線,卻始終得不到應有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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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統計顯示,南非飛行隊傷亡率高達60%,但美軍給予的獎勵,僅僅是一枚“杰出飛行勛章”,那種量產的獎章,美軍幾乎人手一枚。
1951年春,戰事暫緩,利帕夫斯基和里克特被召回東京,參加聯合國軍的總結表彰。
當念到他們的名字時,全場掌聲寥寥。
“你們的勇氣值得肯定,”一位美國上校說,“聯合國軍感謝你們的奉獻。”
隨即遞上三枚閃亮的獎章,就是那所謂的“安慰獎”,他們三人默默收起勛章,轉身離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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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墜落
1951年春,利帕夫斯基脫下飛行服,回到南非時依然意氣風發。
作為朝鮮戰場的“歸國功臣”,他本以為等待他的是掌聲與晉升,殊不知命運的轉折已悄然埋伏在榮耀之后。
起初,一切似乎順風順水,南非國內雖對遠赴朝鮮的軍人褒獎有限,但他還是憑借飛行經驗進入了一家小型航空公司,擔任民航飛行教官。
一次飛行訓練中,一名黑人學員指控他在飛行過程中使用種族歧視性語言,還在座艙內故意做出“失速”動作恐嚇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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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公司內部試圖調解,利帕夫斯基卻惱羞成怒,不僅拒不認錯,還在員工會議上口無遮攔,直言“不信黑人能掌握飛行技術”。
這番話一出,瞬間引爆輿論,彼時南非正處于種族隔離政策的敏感節點,種族矛盾高漲,言論稍有不慎便可能引發軒然大波。
那位黑人學員將他告上法庭,指控其蓄意種族歧視并妨礙飛行安全。
媒體鋪天蓋地報道“退役軍官羞辱非裔飛行員”,社會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譴責他。
法院最終裁定他存在“嚴重種族偏見與職業不當行為”,吊銷其飛行執照,永久不得從事任何航空相關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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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紙判決,徹底砸碎了他賴以維生的飯碗。
從此,航空圈封殺他,朋友避之不及,昔日“空戰英雄”的頭銜成了笑柄。
他也試圖起訴那位黑人學員“誣陷”,但在失去社會聲望與法律援助的背景下,只能悻悻敗訴。
他轉行做過汽車銷售、倉庫搬運,甚至一度在酒吧里做清潔工。
但無論他走到哪,都會有人認出他,然后指指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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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利帕夫斯基住在比勒陀利亞的一間破舊出租屋,靠著退伍軍人的微薄補助和偶爾做些修理活勉強度日。
體弱多病、朋友絕跡,他整日靠伏特加麻醉自己,冬天一到,他常在街角的舊衣回收點翻找取暖的舊棉衣。
1989年7月的一天清晨,警方在市中心一條小巷里發現一具尸體,靠著垃圾桶倒臥在紙板箱上,初步鑒定是凍死。
身份確認后才發現,那是利帕夫斯基,曾經南非最著名的空戰英雄之一。
報紙上只登了一則不到五十字的訃告:“前飛行員,因心臟衰竭死于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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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葬身
比起利帕夫斯基的漫長墜落,里克特和奧登達爾的命運更令人唏噓。
里克特是那三名南非飛行員中最年輕的一個,朝鮮戰爭結束后,他沒有選擇繼續服役,而是投身民航,進入南非航空公司,成為一名波音客機副駕駛。
他以“年輕、有經驗”的標簽迅速晉升,甚至一度被看好成為最年輕的航線機長。
他始終對外宣稱“自己從未參與過戰爭”,尤其避談那次對大榆洞的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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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3月,里克特執飛一架從開普敦飛往馬普托的短途航班。
在一段例行夜航中,飛機忽然脫離航線,信號中斷,雷達追蹤發現飛機偏離航向近80公里,最后在莫桑比克海域上空失聯。
多方搜救持續三日,卻只在海面發現一片漂浮的殘骸和一雙被撕裂的皮鞋。
尸體沒有找到,黑匣子也沉入大洋深處,事故報告模糊地寫著:“疑似儀器失效與人為操作失誤共同造成失聯。”
但業內飛行員普遍相信,那是一場人為的“走神”,而走神的原因,很可能是一瞬間的精神恍惚,或是被某段過往突襲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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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有人傳說,里克特墜海前最后的通話記錄里,他低聲喃喃:“我一直在夢里看見火。”
這句話從未被官方證實,卻在飛行圈內悄然流傳,他最終沒有留下任何遺體,海洋成了他的歸宿,浪濤為他立碑。
而另一名飛行員奧登達爾,他比利帕夫斯基更激進,也更傲慢。
他常把對華作戰的經歷當作戰功到處炫耀,曾在南非軍事學院的講座上多次重復他“如何俯沖到敵人指揮所上方扔下汽油彈”的過程。
戰爭對他而言,是一種虛榮的背景,是展示自我“戰斗力”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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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美國在邊境附近部署了部分“多國聯合空巡部隊”,以牽制中朝部隊的邊防活動。
奧登達爾再次被征召,回到熟悉的東亞戰線。
1953年8月,在一次例行巡邏中,他駕駛的P-51戰機低空飛越中朝邊界,疑似誤入中國領空。
解放軍防空部隊第一時間啟動反制,一發高射炮精準命中他的尾翼,飛機在空中旋轉、燃燒,隨后直直墜入鴨綠江邊。
沒有跳傘,沒有無線電,沒有求救信號,現場只找到了殘骸、變形的座椅和一只染血的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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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尸體被碾壓在座艙中,燒得幾乎無法辨認,戰后,他的名字被列入“在執行任務中光榮犧牲”的名單。
在南非國內,并沒有人為他舉行大型悼念,也沒有英雄紀念墻上出現他的畫像。
他的父母收到的只有一面布滿拼寫錯誤的軍旗和一封打印模糊的“犧牲通知書”。
就這樣,曾經聯手制造毛岸英之死的三名飛行員,一個墜海無蹤,一個空中焚亡,一個凍斃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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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曾站在戰爭的制高點,駕駛戰機俯瞰眾生;他們曾以為自己可以主宰別人的命運,卻終究逃不過命運對自己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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