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身邊也有能人，把紅軍逼上長征路，卻死于非命

國民黨從來不缺人才。寧漢合流之前，新中國的十大元帥和十大大將，除了羅榮桓元帥外，都曾在國民政府或國民革命中任職。

當然，道不同不相為謀。反動派背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真正的革命者自然要與之劃清界限。

不過，民國畢竟處于傳統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階段。許多人仍然抱著“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傳統儒家觀念，希望為國府效力，謀求進身之階。

這些人盡管封建思想深蒂固，卻也不乏獨具戰略眼光的謀主。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蔣介石稱為“當代臥龍”的楊永泰。

1880年，楊永泰出身于廣東茂名高州大井鎮大坡山村的一個殷實之家，從小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17歲考中秀才。

受影視劇影響，秀才在當今的網絡上不值一提。其實吧，秀才還是很難考的。很多讀書人皓首窮經，卻一輩子止步于童生階段。

楊永泰年紀輕輕考中秀才，可以看出他天賦不凡，非常聰慧。

1901年，楊永泰考入廣州高等學堂，開始接受西方近代教育。

不久，他又轉入北京政法專門學校學習法律。畢業后，回到廣州做報社記者、編輯。

憑借流暢的文筆、敏捷的思維、深刻的論述，楊永泰很快便聞名于珠江兩岸。

傳統知識分子尊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楊永泰也不例外，他一直渴望進入政壇。

但那時候要想從政，只有兩個途徑，一是考試，二是走關系。

楊永泰盡管家境不錯，卻沒有當官的親朋好友，所以靠關系當官這條路走不通。

他倒是不怕考試，然而清政府1905年廢止了科舉制，新的人才選拔考試制度又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考試這條路也行不通。

既然老路走不通，那只能另辟蹊徑了。

1908年，隨著慈禧和光緒帝歸西，各省發起立憲運動，紛紛成立省諮議局，要求實行君主立憲。

楊永泰在這場風潮中，利用手中的輿論陣地，為立憲運動搖旗吶喊，得以當選為廣東省諮議局議員。

1912年，清政府垮臺后，楊永泰又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國會議員。

在趕赴北京就職的路上，楊永泰心情很好，認為輝煌的前景正等待著自己。

然而到了北京，楊永泰才發現自己有多么天真。國家大事依然是那些掌握兵權的軍閥說了算，國會不過是擺設。

1914年，袁世凱甚至解散了國會。

楊永泰目睹袁世凱的獨裁蠻橫，漸漸對孫中山的革命學說產生興趣，遂從立憲派轉為革命派，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運動。

1916年，袁世凱因為復辟帝制，眾叛親離，在國人的聲討聲中病死。

同年，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國會重新恢復。

此時的國會中，舊國民黨議員（改組前）分裂成了幾個派系。其中的一個派系以“研究政務、實行改進”為宗旨，被稱為政學會。

政學會成員多具有法律或政治背景，楊永泰正好是學法律的，便參與了會章的起草，成為政學會的創建人之一。

1917年，張勛進京擁護溥儀復辟，再次解散國會，黎元洪被迫下臺。

不久，段祺瑞打跑張勛，卻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

孫中山對此非常憤怒，舉起護法大旗，動員150余名國會議員南下廣州，召開“國民非常會議”。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

護法軍政府成立后，孫中山原本打算讓楊永泰出任財政廳廳長。

這時，政學會的張耀曾、李根源跟楊永泰說：“孫大炮沒有實力，是個空架子。以你的才華，不如投靠西南實力派，定會前途無量。”

楊永泰雖然足智多謀，但其政治立場不堅定。看到政學會成員大多投靠了云南督軍唐繼堯、廣西督軍陸榮廷，他便遲遲不就任。這種投機態度，令孫中山周圍的胡漢民等人十分反感。

1920年，陳炯明率駐閩粵軍殺回廣東，驅逐桂系陸榮廷。

次年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楊永泰當初站隊西南軍閥，如今在廣州已無法立足，只得投靠北洋政府。

可他不是北洋系圈子的人，在北方也沒有無用武之地。

就這樣，楊永泰因為自己的短視，白白浪費幾年時光。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國，楊永泰感覺自己的機會來了，遂向新桂系首領李宗仁、白崇禧遞上萬言書，陳述他對時局的看法以及對現時政治的主張，表達了要躋身政壇的強烈愿望。

李、白二人肯定了楊永泰的才華，卻又對他的人品十分鄙視：一個投機分子，政治上靠不住，再有才華也不能用！

由此，楊永泰對桂系懷恨在心，埋下了復仇的種子。

不久，隨著北洋政府勢微，原政學會成員紛紛轉投南京政府，被稱為“新政學系”。

楊永泰一直與政學會成員保持密切關系，便借機交好新政學系首領熊式輝、黃郛。使他日后有了投靠蔣介石的臺階。

1928年，張作霖被關東軍炸死，國民黨沒了外敵，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桂系割據一方，形成對峙局面。

當時蔣介石第一集團軍有55萬人，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約42萬人，閻錫山第三集團軍有24萬人，李宗仁、白崇禧第四集團軍在30萬人上下。

如果單挑，蔣介石不懼任何一方。可如果馮、閻、桂聯合反蔣，老蔣就無可奈何了。

蔣介石始終認為“國家只能有一個領袖”，有意“削藩”，卻拿不出具體方案。

某天，蔣介石與黃郛閑談，感嘆幕中人才匱乏，希望黃郛推薦一些運籌帷幄的“謀士”。

黃郛見狀，宛如“徐庶走馬薦諸葛”，當即對老蔣說：“我倒是認識一位胸羅經綸，吾之不及，足以佐治的人才。”

蔣介石與黃郛是拜把子的兄弟，關系極好。黃郛推薦的人才，他自然要接見。

而黃郛口中的佐治之才，正是楊永泰。

閑居期間，楊永泰沒有閑著，他發現了國民黨新軍閥各自的弱點。

桂系占據廣西、兩湖、津滬，看似居高臨下，壓老蔣一頭。但其弱點顯而易見，那就是戰線長達千里，首尾難以兼顧，最適合軍事打擊。

馮玉祥人多勢眾，部隊戰斗力也較強，敢于拼命。但弱點也很明顯，太窮了。

正所謂人窮志短，如果采取金錢收買馮部將領，輔以武力打擊，馮必定崩潰。

閻錫山經營山西多年，有些家當。而山西的地勢又易守難攻。無論軍事打擊，還是金錢收買都難以奏效，那不如許以高官厚祿，暫時先穩住閻錫山。等滅了桂系和馮玉祥，再圖謀山西。

至于張學良，遠在關外，安撫即可，不用管他。

于是在面見老蔣時，楊永泰侃侃而談，拋出了一記民國版的“隆中對”：以經濟手段瓦解馮玉祥，以政治方法穩住閻錫山，以軍事方法解決新桂系，以外交方法拉攏張學良。

蔣介石聽后，頓時心明眼亮，稱楊永泰為“當代臥龍”，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議。楊永泰也由閑野布衣，一躍為老蔣的“首席智囊”。

1928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軍編遣會議，討論裁軍問題。

會上，蔣大義凜然的說：現在仗也打完了，國內一片和諧，為了減輕百姓負擔，我們都裁軍吧。

裁軍沒有問題，問題是怎么裁。

對于軍閥而言，軍隊就是命根子。誰都希望裁別人的軍隊，自己不裁或少裁，結果自然是一地雞毛——老子不裁軍，你蔣介石能奈我何？

蔣介石見文斗行不通，便決定動武！

楊永泰早就說過，要打就先拿桂系開刀。老蔣便依計而行。

1929年3月，蔣介石下令討伐桂系，蔣桂戰爭爆發。

戰爭期間，老蔣一面調集精銳威逼兩湖，一面策動平津地區隸屬桂系的雜牌軍倒戈。同時派楊永泰到香港聯系原桂系四號人物俞作柏。

當初蔣介石下令“清黨”，李宗仁、白崇禧積極響應。俞作柏因為同情工農運動，結果惹下大禍，跑路到了香港。

楊永泰深知俞作柏與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便開出價碼：只要能策動李明瑞、楊騰輝倒桂，中央就任命你為廣西省主席，省府委員也由你決定。

俞作柏見能回鄉主政，還能復仇，當即便答應。

4月初，在俞作柏的策動下，桂系大將李明瑞、楊騰輝臨陣倒戈。兩湖的桂系駐軍全部瓦解。平津地區的桂系雜牌軍也很快倒戈，白崇禧差點被活捉。

半個月后，蔣介石指揮本部人馬及粵軍陳濟棠部、滇軍盧漢部、湘軍何鍵部，分幾路殺奔廣西。

李宗仁、白崇禧火速趕回廣西，與新桂系三號人物黃紹竑會合。決定以廣西殘存的兵力，再加上前來投奔的粵軍張發奎殘部，與蔣軍死磕到底。

但雙方兵力懸殊，戰斗很快變成一邊倒。李宗仁被迫逃往香港、白崇禧逃入越南。

李宗仁、白崇禧殺出廣西，打下一片基業，用了三年時間。結果還不到兩個月，就被老蔣用楊永泰之計，打回了原型。

桂系垮臺后，馮玉祥感到兔死狐悲，決定拼命反抗。

然而蔣介石早有準備。按照楊永泰的指導方案，老蔣采用“銀彈”攻勢，策動西北軍大將韓復榘、石友三以及劉鎮華、馬鴻逵、楊虎城等一眾西北軍的雜牌軍將領倒馮。

一槍未放，就有十幾萬人叛變了，這仗還怎么打？馮玉祥只能宣布下野。

馮玉祥吃了悶虧，親赴山西找閻錫山幫忙。

閻錫山其實也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桂系已經玩完，若是西北軍再玩完，下一個倒霉的必然是自己。

但隨著老蔣拋出籌碼：兩百萬軍費，允諾閻錫山可以在太原就任全國海陸空軍總司令。

閻錫山這個老六居然把馮玉祥給軟禁了，企圖“攜馮自重”。

直到1930年1月，蔣介石密令韓復榘逮逮捕正在鄭州開會的閻錫山。閻老西才明白是禍躲不過，徹底與老蔣翻臉。

同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面對80萬反蔣聯軍，楊永泰胸有成竹地向蔣介石建議：

一，采取陸戰為主、空軍協同的戰術，威懾聯軍；

二，繼續“銀彈”外交，瓦解馮玉祥的西北軍；

三，不惜一切代價，拉攏取觀望之勢的張學良。

蔣介石立即派吳鐵城攜巨款到東北，極力拉攏張學良。同時用重金收買了馮部將領劉茂恩，誘捕馮軍豫東前線總指揮萬選才，在戰略上占據了主動。

經過半年激戰，蔣介石大獲全勝。閻錫山避居大連，晉綏軍被舉兵入關的張學良加以整編；馮玉祥移居汾陽，西北軍被蔣介石化整為零，一個個吃掉，僅保留改編后的第29軍。

隨著“諸侯”接連垮臺，蔣介石躊躇滿志，舉兵南進，一連對中央紅軍發動三次圍剿。

然而三次圍剿下來，國軍連連敗北。

蔣介石感到很費解，各地“諸侯”近百萬人馬都被自己收拾了，區區幾萬烏合之眾，怎么就死活滅不掉呢？

楊永泰認真分析前三次圍剿的失敗原因，認為紅軍絕非烏合之眾，而是真正有信仰、不怕死、不受撫、不感恩、不懼威、兵民一體、上下同心的人民軍隊。老蔣錯把紅軍看成軍閥武裝，怎能不敗？

于是，楊永泰向蔣呈遞了一份萬言書，陳述自己的意見：“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在楊永泰看來，紅軍靠政治建軍，以往對付“諸侯”的套路行不通，國民黨必須搞好輿論宣傳，讓老百姓明白，國軍才是中國的“正統”。

當然，只是單純的宣傳還不行，還得整頓吏治，嚴厲打擊欺負老百姓的土豪劣紳，對于貧困戶則給予救濟。

紅軍怎么干，國軍就怎么干。使民眾不為紅軍所左右。

后來，楊永泰又將“七分政治”細化為“管教養衛”一體的政治方針：

所謂“管”，就是整頓保甲，將所有的百姓管理起來。如省政府管督察專員管縣長，縣長管區長，區長管保長，保長管甲長，甲長管戶長。

所謂“教”，就是對老百姓進行集中培訓。

所謂“養”，就是實施一些公共福利政策。

所謂“衛”，就是搞全民軍事化，提升百姓的全民戰斗力。

從長遠來看，楊永泰的“管教養衛”，都是空中樓閣。

就拿“管”來說，強化保甲組織，土豪劣紳必然在鄉里橫行霸道，這與嚴厲打擊土豪劣紳明顯是相悖的。國民黨要能團結民眾，它就不是國民黨了。

還有“養”，以國府官員的腐敗程度，上面撥款，下面層層截留，福利無法落實，政策制定的再好也是白搭。

不過對于國府而言，它本身就爛無可爛，任何的正向的政策，此時都能起到積極作用。

因而，蔣介石對楊永泰的萬言書大為贊賞，隨即在圍剿鄂豫皖蘇區的過程中予以落實。

此前，紅四方面軍也粉碎了三次反圍剿，兵力發展到4.5萬人。張某人飄得不行，認為紅軍真正的對手應為帝國主義軍隊，國民黨軍不過是“偏師”罷了。

結果面對老蔣的新策略，張某人在政治上沒能采取應變措施，軍事上貫徹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導致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紅四方面軍被迫轉向川陜發展。

蔣介石大喜過望，立即移營江西，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

1933年5月，蔣介石任命楊永泰為南昌行營秘書長，全權總攬政治事務。

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國軍又被打得稀里嘩啦。不過蔣介石并未動搖，而是馬上調集百萬大軍，進行第五次圍剿。楊永泰也親自參與，負責撰寫和分發宣傳單，還積極組織賑濟活動，嚴懲欺壓民眾的惡霸，試圖通過金錢和利益來贏得民心。

這時的中央蘇區也深受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荼毒，拒不接受教員的正確建議，而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的“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使紅軍完全陷于被動地位。

經過一年苦戰，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突圍轉移，開始長征。

1934年底，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西南，蔣介石派大軍尾隨于后。

劉湘為了防止中央軍入川，積極組織力量圍剿紅軍，但損兵折將。無奈之下，劉湘只好請蔣介石幫場子。

老蔣發現四川地形險要，成都平原富饒，如果將來中日開戰，這里無疑是最好的戰略大后方，本打算就此派中央軍十個師入川。不料劉湘只想要經濟和武器援助，聲明不要蔣的軍隊。

楊永泰審時度勢，獻上良策：“先答應劉湘的條件，給錢給裝備，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個沒有武裝的參謀團，協助川軍作戰。咱們只要能滲透進去，就能收拾劉湘”。

老蔣此時對楊永泰已是言聽計從，遂依計而行，命賀國光率參謀團隨楊永泰入駐重慶。

楊永泰如同孫悟空鉆進鐵扇公主的肚子里后，明面上幫助劉湘打破四川原有的防區劃分，重新劃定十八個行政專署，由省政府派人擔任督察專員，整頓川內其他大小首腦。

暗地里卻施展“掏心計”，盡力安排親蔣人士擔任督察專員，將四川省地方官員的后備隊伍抓到了手中。

隨后，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仿照辦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辦法，整訓川軍。

1935年夏，駐川參謀團改為重慶行營，蔣介石任行營主任。

不久，老蔣在峨眉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自任團長，陳誠擔任教育長，分批訓練川軍營以上軍官。

峨眉山軍官訓練團開辦不到兩個月就草草收場，但楊永泰還是通過分化拉攏，讓不少川軍倒向了蔣介石。

劉湘眼見中央軍在四川扎根，急得團團轉，卻毫無辦法，只能追悔莫及。

楊永泰幫助蔣介石牢牢控制四川，自然進一步得到重用，當時所有關鍵文件，都必須經過他的審查后，才能遞呈給老蔣。希望面見蔣介石的人，也須經他安排。

國民黨內派系眾多，楊永泰風光無限，其他派系大佬和權貴便心生嫉恨，尤其是以陳果夫和陳立夫為首的CC系。

陳立夫曾對人說：“楊永泰有何能力，還不就是會投機嗎？”

但二陳的屁股也不干凈，他們把持國民黨黨務。蔣介石對此無法容忍，力謀削弱CC系的權力。

楊永泰很會來事，遂向蔣介石建議，借圍剿紅軍，變更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的國民黨組織。

變更之后，省市黨部設主任委員，由當地軍政大員兼任。原先的省黨部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則被打入冷宮。

如此一來，河南等四省的國民黨省、市組織，便由CC系轉到了政學系手中。

CC系遭此打擊，對楊永泰恨之入骨。

后來，陳果夫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將各縣主官換成CC系成員。楊永泰看到名單，在蔣介石身邊輕描淡寫地說：“這不成了CC的獨立王國？”

老蔣心領神會，安排楊永泰的心腹辜仁發擔任江蘇民政廳廳長，其余照準。

國民政府的民政廳廳長地位很高，僅次于省主席和秘書長。陳果夫得知消息，恨得咬牙切齒，決心整垮楊永泰。

想要除掉楊永泰的除了CC系，還有軍統的前身復興社。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南昌機場發生大火，燒毀了數架剛從意大利購買的轟炸機。

老蔣得知消息，命令行營調查科科長鄧文儀查明被焚原因。

鄧文儀調查一番，發現這乃是一場重大縱火案，主犯為航空署長徐培根。

原來徐培根盜用公款套購黃金，虧空無法彌補，遂放火銷毀賬目。不料天氣炎熱，大火失控，致使飛機被焚。

徐承認闖下大禍，當即向鄧文儀行賄8萬美金（也有說10萬美金），并拿槍威脅鄧，若不收下這筆錢，就開槍同歸于盡。

鄧文儀無奈，只得以“飛機場汽油，儲藏不密，天熱蒸發，故而起火”為由上報。

楊永泰對這個結論十分懷疑，當即請示蔣介石，再度進行調查。結果真相大白。

老蔣氣得肝疼，下令將徐培根槍斃，同時免去鄧文儀的職務，任命戴笠為調查科長。

鄧文儀是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楊永泰得罪鄧文儀，自然也得罪了復興社的一些人。

插一句，徐培根也有后臺，那就是宋家。

當時孔祥熙主張購買意大利飛機。而宋家更傾向與美國合作。如果把購回的意大利飛機燒毀，宋家就能買美國飛機，借機吃回扣。

由于徐培根上面有人，他不僅沒事，還調任軍政部兵工署軍械司司長。

楊永泰把能得罪的，不該得罪的，都得罪了。其他派系必然群起攻之。

1935年11月，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在南京中央黨部被孫鳳鳴近距離連開三槍，差點一命嗚呼。

楊永泰頗想乘機爬上行政院院長，在更廣闊的舞臺施展自己的才華。

但由于CC系堅決反對，楊永泰組閣的愿望落空。

為了平息派系斗爭，蔣介石任命楊永泰為湖北省主席。

楊永泰還未上任，CC系又挑動武漢學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投機政客楊永泰”、“反對楊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號。

蔣介石聞訊勃然大怒，要求湖北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徹查，如果有湖北省黨部的人摻和其中，一律軍法從事！

然而何成浚徹查一番，沒有下文。

此情此景讓楊永泰無比惆悵，心知一旦離開蔣介石的庇護，自己必然死無葬身之地。

1936年10月，楊永泰在漢口輪渡碼頭遭槍擊身亡。

楊永泰中槍后，沒有立即死亡。奄奄一息之際，楊對左右侍衛說：“吾早知必有今日”。

兩名兇手中，有一人成功逃逸，另一名兇手成燮超（真名譚戎軒）被當場被捕。

蔣介石得知楊永泰遇刺，十分震驚，責令盡快破案。由于成燮超為黔軍士官，戴笠便負責具體調查。

經審訊，戴笠判斷幕后主使為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劉廬隱。戴笠還在報告中暗示劉蘆隱與桂系有勾結，建議將其暗殺。

1937年，劉廬隱被捕，判處10年徒刑。

但不少人認為劉廬隱只是背鍋的，CC系策劃了“刺楊”案。

劉廬隱為國民黨胡漢民派的骨干，胡漢民跟老蔣不對付，與楊永泰也有矛盾。劉可能為刺殺行動提供了資金，可到底刺殺誰，他應該不知道。至少沒有確鑿證據能證明這事是他直接指使的。

堂堂封疆大吏，還是蔣介石的首席智囊，被人當街刺殺，老蔣居然不敢深究，僅處理幾個臺前的蟊賊。這還真是人走茶涼。同時也印證了杜聿明的那句話：“黨國不亡，沒有天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