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萬巴勒斯坦人死亡，92%房屋被毀！以軍一邊撤退一邊放狠話

當超過六萬七千條生命永遠定格在加沙的瓦礫之下，當九成以上的住宅淪為殘垣斷壁，當以色列軍隊一面宣布“從部分區域撤軍”，一面又放出“必要時將重啟全面軍事行動”的警告，我們無法回避一個刺痛人心的事實。

這場延續逾年的深重災難，真的如西方主流敘事所言，是因為巴勒斯坦人“執迷于不切實際的幻想”才無法終結嗎？

那些被貼上“虛妄”標簽的愿望——希望以色列的占領終有結束之日、流亡的家庭能夠重返故土、下一代不必在封鎖與炮火中成長——究竟是和平的絆腳石，還是一個民族對“有尊嚴地活著”最基本、最樸素的渴求？

在加沙汗尤尼斯的一處臨時營地里，12歲的萊拉已記不清這是第幾次被迫搬離棲身之所。

前一夜，鄰近的帳篷被爆炸碎片撕裂，她緊緊抱著唯一陪伴她的布偶，在墻角蜷縮至天明，直到晨光灑落才敢起身拍去滿身塵土。

她的童年沒有旋轉木馬，沒有完整的課本，只有擁擠不堪的避難帳篷、每日僅兩小時的供水時間，以及遠處不時響起、令人心悸的轟鳴聲。

自去年十月以來，這種生活已成為加沙數百萬人的常態。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持續發動的軍事打擊，已奪走67074條生命。

其中至少2萬名是兒童，與萊拉年齡相仿；另有168716人在空襲中受傷，多數落下終身殘疾，再也無法奔跑跳躍，更別提重返校園。

萊拉曾經的家位于加沙城老城區，那是一座兩層小樓，院中種著母親最愛的茉莉花。如今那里只剩一堆碎磚破瓦，還有她再也尋不到蹤跡的紅色玩具車。

這樣的景象在加沙遍地可見：92%的房屋遭摧毀，90%的學校化為廢墟，就連孩子們用來上課的臨時帳篷，也時刻面臨被炮火波及的風險。

更令人窒息的是醫療系統的全面崩塌。654家醫院和診所中，絕大多數已停止運作，1700名醫護人員在襲擊中喪生。幸存的醫生只能在缺乏麻醉藥、抗生素甚至基本消毒用品的情況下實施手術。

一位劫后余生的醫生曾哽咽講述：如今連接生都必須躲在地下掩體進行，許多新生兒睜開眼看到的第一個世界，不是潔白的產房，而是布滿灰塵的防空洞，甚至連一塊干凈的襁褓布都無法找到。

已有269名記者為了記錄真相而倒下，他們用鏡頭和筆觸試圖讓全球看見加沙的苦難，卻未能等到和平降臨的消息。

可就是這樣一群掙扎在生死邊緣的人群，卻被不少西方媒體與政客輕描淡寫地冠以“沉溺幻想”“拒絕現實”的罪名。

他們聲稱，只要巴勒斯坦人不肯放棄“以色列的存在只是暫時的”“回歸權終將實現”這類信念，和平就永無可能。

這番話看似理性冷靜，實則刻意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過去半個多世紀里，巴勒斯坦人面臨的從來不是“是否接受現實”，而是“被迫承受一種極端殘酷的現實”。

自1948年起，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他們并非活在虛構神話中，而是真實棲身于黎巴嫩、約旦以及加沙地帶的難民營內，日復一日經歷著無國籍的身份困境、行動受限的屈辱。

有人常以二戰后的歐洲為例，勸說巴人“放下執念”。他們指出，當年被驅逐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族裔最終接受了現狀，為何巴人不能效仿？

但這種類比經不起推敲。歐洲之所以得以穩定，并非僅僅因為德裔群體“認命”，更是因為戰爭真正結束、主權獲得承認、德國主動放棄擴張野心，且這些遷移者至少擁有祖國作為依靠，獲得了安置與補償。

而巴勒斯坦人呢？他們未曾迎來暴力的終結，未獲國家地位的普遍承認，甚至連“不被隨意轟炸”的基本安全保障都遙不可及。

以色列一邊要求巴勒斯坦人“務實妥協”，一邊在約旦河西岸與東耶路撒冷陸續建立約160個定居點，安置了多達70萬猶太居民。這些定居點依據國際法明確屬于非法侵占，聯合國多次通過決議要求其撤離，卻始終未能落實。

近年來更有以色列高官公開揚言“吞并加沙”，并對定居者針對巴人的暴力行為采取默許態度。面對如此現實，又怎能強求巴人“平靜接受”？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套“適應現實”的邏輯只單向施加于被占領者，對占領方的種種“非現實”行徑卻視若無睹。

無人要求以色列正視“定居點違反國際法”的事實，無人敦促它遵守“聯合國決議具有約束力”的原則，更無人提醒它認清“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長期轟炸與封鎖中保持沉默”的人性底線。

相反，所有“調整壓力”都被轉嫁給巴勒斯坦人民：他們要遺忘被拆毀的家園，壓抑親人被囚禁的悲痛，甚至需從集體記憶中抹去“災難日”（Nakba）這一歷史創傷。

1948年導致數十萬巴人流離失所的悲劇，早在2009年就被以色列教育部從教科書中徹底刪除。

然而以色列自身卻不斷強調猶太民族歷史上的苦難不容遺忘——這本無可厚非。可為何輪到巴勒斯坦人紀念自己的傷痛時，就被視為“危險思想”？

這種雙重標準背后，深藏著根深蒂固的殖民思維：強者有權定義何為“現實”，弱者只能被動順從。

截至2024年12月，以色列關押著近萬名巴勒斯坦政治犯，其中包含大量青少年與女性，約35%未經正式審判即被羈押。

自1967年以來，累計約100萬巴勒斯坦人曾遭監禁，相當于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這意味著每五個巴勒斯坦人中，就有一人曾身陷囹圄。

這些數字并非抽象統計，而是一個個家庭破碎的縮影：有孩子放學途中被帶走，有母親因抗議定居點擴建而入獄。他們并未犯罪，只是出生在這片被占領的土地上。

這種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大規模拘禁，早已演變為控制巴勒斯坦社會的系統性工具，一代代剝奪他們“記住歷史”的權利。

有人指責巴勒斯坦人“太過固執”，認為只要他們放棄回歸故土的權利，接受既成定居點格局，和平便會立刻到來。

可這種說法，無異于要求被搶走全部家當的人“不要再追討”，還要感激劫匪“留下一點生存空間”。

遍布巴勒斯坦的檢查站、高達數米的隔離墻、專供猶太人的公路網絡、不承認巴人法律身份的軍事法庭——哪一項不是在構筑赤裸裸的種族隔離體系？

在這種環境下要求巴勒斯坦人“妥協”，不是在推動和平進程，而是在將結構性壓迫包裝成“現實主義”，使不公得以延續。

真正的和平，從不需要巴勒斯坦人“抹去記憶”，而是需要建立一個讓他們“當下就能活得有尊嚴”的制度框架：終結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軍事統治，讓萊拉這樣的孩子不再在難民營中度過童年。

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讓巴勒斯坦人能像猶太人一樣自由選擇居住地，不必再被層層關卡阻隔前行之路。

承認兩個民族享有同等的基本權利——免于恐懼的權利、擁有家園的權利、共同生活在安全土地上的權利。這些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而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訴求。

當以軍所謂的“撤退”伴隨著“隨時歸來”的威脅，當加沙的廢墟尚未清理干凈，新的爆炸聲再度響起，我們必須清醒意識到：真正的悲劇，不在于巴勒斯坦人不愿忘記過去，而在于他們每一天仍在重復經歷過去的苦難。

那些指責他們“沉溺幻想”的聲音，從未踏足過難民營的帳篷，未曾直視過孩子眼中的驚恐，也從未體會過有家難歸的絕望。

如果有一天，萊拉能回到重建后的家中，院子里的茉莉重新綻放芬芳，她能背著新書包走進完整的教室，不必再擔心空襲或斷水停電。

如果有一天，巴勒斯坦人無需在隔離墻下低頭穿行，不必為喝一口凈水排數小時隊，不再擔憂行至中途親人突然被帶走。

那時，無需任何人勸說，和平自會降臨。在此之前，所謂“放下幻想”的呼吁，不過是對外部苦難的冷漠無視，對系統性壓迫的無聲縱容。

巴勒斯坦人的堅持，從來不是和平的障礙，而是他們在漫長黑夜中，對尊嚴與希望最后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