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陳伯達接管了人民日報：那篇社論起了很壞的作用

1966年，這一年得5月30號，陳伯達接管了人民日報社。打這開始，這個報紙就改變了聲調。

第二天，也就是6月1號，這一天原本是歡歌曼舞的國際兒童節。要是放在之前呢，《人民日報》是會向千千萬萬的孩子們獻上一朵鮮花的。可是，這一年的6月1號，《人民日報》卻多了些許的殺氣，在其頭版頭條的社論中，內容和國際兒童節絲毫沒有關系。

反倒是迎面而來的八個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殺氣騰騰。

這篇文章的定稿人，就是陳伯達。

5月31號晚上，他審定稿子之后，沒有送給偉人（當時在杭州）閱定。第二天，這篇文章就被刊發了。

這篇社論帶來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明確提出了所謂的“政權”問題。

或許很多人不了解這篇文章的影響力，我就簡單的解釋一下吧。

倘若說姚文元的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打的是個“拐彎球”，那陳伯達審定的這篇稿子，可以說是重炮直轟了。

“牛鬼蛇神”，原是一種文學比喻手法，具體的說來，無論是“牛頭”還是“蛇神”，描繪的都是陰間鬼卒的一種形象。但是，自打《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發布之后，“牛鬼蛇神”就被定性成了一種政治概念。

但是呢，這種概念，又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僅僅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因此被錯誤定性為“牛鬼蛇神”，住進牛棚。客觀的說，源頭出自于陳伯達所定稿的這篇禍害無窮的社論。

當然，“牛鬼蛇神”這個概念并不是他第一個提出來的。

在這之前，1966年的5月25號，就有人貼出大字報，里面就提到要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但是呢，那畢竟只是大字報，影響范圍很局限。不像《人民日報》的社論，影響的范圍涉及全國。

1980年，這一年的11月29號上午，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在審理陳伯達的時候，就這篇社論還審問了他。

審判員李明貴：“1996年6月1號《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組織人寫的和親自審定的嗎？”
陳：“我寫的，是我寫的。我寫的不在于我拿筆寫不拿筆寫，我口述的。”
——來源：《陳伯達傳》.葉永烈.著.

原本，這篇的文章的初稿是另外一個名字，陳伯達審定的時候，覺得初稿的名字不夠犀利。于是乎，他就把題目改成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站在被告席上的陳伯達，對于這個問題，他的態度倒是值得肯定的，沒有回避，也沒有胡攪蠻纏。

宣讀后，陳伯達說：“聽到了......這個具體經過我是忘了......這篇文章的全部責任，全部，不是部分責任，我都要負擔起來。”
——來源：《陳伯達傳》.葉永烈.著.

晚年的陳伯達，只接受了葉永烈一個人的訪問。

在訪問的時候，倆人也談及過這篇社論的事。

回首往事，陳伯達的神情也不免顯得有些黯淡。他承認自己過去那時候就像是發了瘋一般，也承認那篇社論引起了很壞的作用，導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他沒有推卸責任，直言責任和過錯全在于他自己，不在別人。

不得不說，很多人在面對自己不堪往事的時候，多多少少會有些回避，或是顧左右而言他。陳老夫子的這個積極認罪的態度，倒是值得肯定的。

晚年的他，和葉永烈的多次接觸往來中，也成了一對忘年交。

在葉永烈面前，這個老夫子倒是說了不少心里話。

他說自己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他的悲劇中吸取教訓。他坦言自己是一個罪人，他的回憶，只是一個罪人的回憶。

1981年的8月下旬，陳伯達被特批保外就醫，安置在北京東郊的一棟民樓。

這棟樓總共有六層，陳家就在頂樓。因為他還處于服刑期，在陳家對門安排了一個公安住著，名叫老蕭。

給陳伯達分配的房子，面積不大，有個七十平方米左右，三室一廳：客廳、書房、他的臥室、兒子兒媳的臥室。

陳伯達自己居住的臥室，面積大約十來個平方左右。

一張三尺半寬的單人床，床上鋪著藍白色的白方格床單，還有一個很大的鴨絨枕頭。床邊是一個床頭柜，兩個玻璃書櫥，窗臺邊放著一個五斗柜，地上鋪著毛毯。

很簡單，也很簡潔。

這十來平方的小地方，不僅是他的臥室，還是他工作的地方。

平常時候，兒子兒媳很少進來，也就只有那個才上二年級的7歲小孫子，能夠肆無忌憚的闖進他的臥室里。

他的視力還不錯，聽力也還可以。

每天晚上的新聞，是他必看的節目。如果遇到電視里播放一些京劇或者是古裝故事片什么的，他也喜歡看。要是碰到現代類目的電視劇，他就絲毫沒有興趣了。

作為一個讀書人，他對書有著異常的癡迷。

他身居高位的時候，家里專門騰出三間屋子來裝書。那時候，他收藏的手抵得上一個小型圖書館了，有六萬多冊圖書。

晚年的時候，他最大的興趣愛好依舊是讀書看報。

他的鄰居們也是很好，一開始并不知道陳伯達搬了進來，不過日子一久，也就曉得了。雖然知道這棟樓里住著這么一個大人物，鄰居們也沒什么多的想法。

每天，會有人把報紙塞進樓下的信箱。

如果陳家沒人下樓取報紙，鄰居也會捎帶手把報紙取上去。也不敲門，就插在門把手上。

他很喜歡看書，不斷地要兒子給他買書。

陳伯達之前的工資和稿費，大多也用來買書了。不過，自從1958年起，他自己提出把稿費用來支援國家建設，也就不再領取稿費了。

父親的這些稿費去了哪里，兒子陳曉農不曉得。

父親去世后，和父親生前的秘書聊起這事，陳曉農這才曉得。父親1958年之后 的稿費和一部分工資，都捐給了科學院圖書館了，這事還是秘書親自經辦的。

其實，在晚年的時候，陳伯達依舊心心念念著他當年的那六萬多冊藏書。

他很想讓有關部門返還那些藏書，但一直沒有提出來。不過，在1981年的11月16號，組織上返還了他過去的一些生活用品。至于他的那些藏書，大多都找不到了，也只找到幾本書返還給了他。

一直到1995年，這時候陳伯達已經去世六年了。

這一年，找到了他當年的一部分藏書，不過也就只有一小部分，總共只有1270冊。

1989年的9月20號，中午時分，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著午飯，突發心肌梗塞，頭一歪，碰到墻上，離開了這個世界。

9月28號上午10:20分，他的遺體告別會在八寶山簡單的舉行。

這場儀式沒有對外宣布，也就在小范圍內舉行，來的人也是他生前的故友、親屬。

他的遺體火化后，暫時寄存在北京八寶山的老山骨灰堂。

1991年，這一年的2月份，陳曉農和妻子護送著陳伯達的骨灰，一路回到了老家。那個坐落在福建惠安的小山村，嶺頭村。

85年之前，陳伯達就出生在這個村子的老屋子里。

85年之后，兜兜轉轉一圈，他又回到了生命開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