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英 | 自省與自信：《論語》所記孔子的自我評價

《論語》所記孔子言論中，有18篇48章涉及了對自己的評論，頗值得研究。這部分言論蘊含的最主要精神是孔子的自省意識與文化自信。

不懂得自省是人性通病，孔子不禁為此發出了“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公冶長》）的感嘆。進而對“不善不能改”的現象表達了“是吾憂也”（《述而》）的深深焦慮。因此，他將自省意識貫穿于自我評價的始終，力圖為學生和世人樹立典范。

孔子的自省意識主要體現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自己建構的一套治理國家、完善社會的“仁道”思想體系，在當時的“霸道”時代很難為當政者所用，正如子路代為解釋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即便如此，孔子在感嘆“莫我知也夫”（《憲問》）的同時，還是以“不怨天，不尤人”（《憲問》）而“君子求諸己”（《衛靈公》）的心態，盡量從自己身上尋找不被任用的原因。他先后省察出自己的六點不足：一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認為自己可能對時局理解不夠。二是以“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三條君子標準自我對照，認為“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憲問》），自己君子人格修養不足。三是“患其不能也”（《憲問》），“病無能焉”（《衛靈公》），反思自己可能任職本領不夠。四是“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承認自己書本知識和道理掌握得好，但社會實踐經驗欠缺。五是慚愧對底層民生了解太少，并為面對農夫關于民生問題的提問自己竟“空空如也”而深表自責（《子罕》）。六是對文化知識學習與傳授，有時也捫心自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認為自己這方面做得未必足夠好。

正因對自己在識人、修養、能力、事功、民生、學問諸方面的表現均不夠滿意，所以孔子對學生的贊師之語堅決拒絕。如公西華稱其為“圣人”，他立刻表示不敢當：“若圣與仁，則吾豈敢？”（《述而》）就連子貢稱他所定“君子”人格標準是“夫子自道”，他也同樣予以否定（《憲問》）。相反，面對別人的批評，只要不是挑戰自己的信仰，孔子都欣然接受。如當他聽說陳司敗對自己評魯昭公之語提出疑問時，立即說出了那句“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述而》）的名言，深表慶幸。即便在學生面前說了不嚴謹的話而遭質疑，他也會立即肯定學生意見而自我糾正（《陽貨》）。孔子甚至感嘆“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悅）”（《先進》），遺憾顏淵不對自己的觀點提反對意見是無助于自己進步的人。即便是面對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微子》）等信仰完全不同的隱士的嘲諷，孔子也都是在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對自己的人生選擇作出理性辯解。

也正因為孔子自省到諸多不足，所以他秉持“過，則勿憚改”（《學而》）、“改之為貴”（《子罕》）的一貫理念，效法榜樣，努力完善提升自己。他不僅“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季氏》），珍惜一切法善而避不善的機會；而且“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還在法賢的同時主動以不賢對照反省自己有無同樣毛病；即便是“三人行”，也主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辨別并學習他們各自好的方面、對照改正自己不好的方面。

勇于自省既是一種清醒，也是一種品格，更是一種自信。缺乏自信的人才會“過也必文”（《子張》）。人無完人，有缺點的偉大才真實可信。再說，承認缺點方能改正缺點，改正缺點方能自我提升。孔子的自省改過精神早已內化成了一種民族文化品格，很值得賡續發揚。

孔子在自省缺點的同時，也在不斷總結著自己的優點。一則認為自己是個真誠坦蕩的人。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稱不作任何隱瞞是自己的基本為人；“君子坦蕩蕩”（《述而》），就是夫子自道。二則認為自己是個重道義的人。“義”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論語》所記他17次講“義”，既有個人道義又有社會公義。而自評“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則無疑指個人道義。他多給管家薪俸（《雍也》）、主動資助并安葬朋友（《鄉黨》），就是對道義的踐行。三則認為自己是個守誠信的人。“信”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其在《論語》中33次所講之“信”，涵蓋個人、社會、國家三個層面，其中自評的“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泰伯》），自屬個人層面。他將誠信視為立身之本，甚至稱“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認為不守誠信就不配做人。至于歷代聚訟紛紜的“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則是與前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路》）對舉而言的，指的是外交場合的靈活斗爭智慧，被后人誤讀了。四則認為自己是個勤勉工作的人。“敏于事”（《學而》）、“執事敬”（《子路》）、“敬其事而后其食”（《衛靈公》）等，都是孔子對學生的言傳身教。五則認為自己是個不追求物質享受的人。其自評的“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述而》），廣為人知。他認為要成為“君子”就應該“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衛靈公》），甘愿“固窮”（《衛靈公》），做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學而》）。因此，孔子批評“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于義也”（《里仁》）、“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憲問》），認為貪圖物質享受的“士”不配講“道”，更不配做“士”。至于《鄉黨》所記孔子的“奢華”生活片段，則是他的日常守禮行為，且多被今人誤讀了。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原意為糧食不一定舂得精、魚肉不一定切得細，以與下句霉爛、發臭“不吃”對舉，來凸顯其嚴格守禮；而非今人理解的只吃精糧和細肉。六則認為自己是個重實踐的人。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八佾》），既表達了他超前的對神的質疑精神，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親身實踐的一貫重視，認為凡是沒有親身參與體驗的活動就對自己的認知提高沒有實際意義。七則認為自己是個重口頭闡發先賢思想而不著書立說的人。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的自述，為人所熟知。八則認為自己是個以“忠恕”理念貫穿一生的人。孔子多次宣稱“吾道一以貫之”（《里仁》）、“予一以貫之”（《衛靈公》）、“忠恕而已矣”（《里仁》），并解釋“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是對自己的底線約束；“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是要求自己的高層次標準，亦可作為一般人追求的品格修養目標，但并不苛求人人都能做到。九則認為自己是個視真理重于生命的人。其名言“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即是。

而在孔子自我正面評價的言論中，最為凸顯的則是他對歷史文化的自信。

首先，表現為其對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知識由衷地熱愛和勤勉探研。孔子認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而他自己的最大樂趣就是“好古”（《述而》），所以終生“敏以求之”（《述而》）。正因如此地享受歷史文化知識，所以孔子對學習異常自覺和勤奮。其自評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并非自詡而是事實。孔子讓子路以“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回答葉公之問，既說明自己讀書的勤奮狀態，又說明讀書帶給自己的內心愉悅程度，還說明終身學習是自己的常態。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可見其對文化知識學習的癡迷程度。孔子不僅注重通過文獻研讀學習歷史文化知識，還重視通過“歷史現場”考察，以印證自己書本所學的可信度。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八佾》）；“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述而》）；“至于是邦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等，足見他不放過任何讀書與實地考察的互證機會。

其次，作為“博學于文”（《雍也》）的孔子，其文化自信更表現為他對歷史文獻的熟悉程度和歷史的判斷力。具體而言，他自信具有發現歷史文獻中存在諸多問題的專業水平；又有使“《雅》《頌》各得其所”（《子罕》）的專業能力；既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八佾》），堅信自己對夏朝和商朝禮儀文化典章的熟悉程度比它們的后裔杞國人和宋國人還清楚；更稱“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自信三代禮儀文化典章繼承革新發展關系的更深層問題，自己也同樣深得其心；并經過三代對比，最后得出了“周監（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的結論和個人選擇，甚至“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史實證明孔子的預見是大體正確的，無愧為歷史文化巨人和思想巨人。

原載：《光明日報》2025年10月11日

作者：徐正英，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