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寬到38歲，國考更難了

國考又上熱搜了。

這次不是因為崗位火爆，而是因為一個細節——報考年齡，從35歲放寬到了38歲。

看似只是三年的小小調整，卻讓很多人心頭一震。

35歲之后，本該是“職場黃金期”，可現實卻是：你一旦過了35，仿佛職場的門隨時會關上。

這時候，一句“放寬到38歲”，就像給那些被“優化”過、被裁員、被生活碾過的人，一絲喘息的空間。

朋友圈里不少人轉發：“終于給我們這屆老打工人留了條生路。”

但轉念一想，又有人嘆氣：“機會是多了，可競爭更狠了。”

因為——今年的國考名額其實在減少。

2024年招錄3.97萬人，2025年只剩3.81萬人。

放寬年齡的背后，不是放水，而是加壓，門更大，但能進的人更少。

看看這些冷冰冰的錄取率數據：

貴州1.5%，

云南1.82%，

福建1.89%，

陜西2.13%，

江蘇2.28%，

浙江2.5%，

山東2.64%...

這意味著，每100個報考人員里，98個、99個都要陪跑。

更夸張的是，熱門崗位動輒1000:1，一張卷子，決定幾百個家庭的命運。

考上公務員，已經不只是職業選擇，而是一種家庭戰略。

對父母而言，孩子上岸，是體面的保障；

對年輕人而言，上岸，是生活的退路。

有人調侃：“國考不是考試，是選拔幸存者。”

聽起來刺耳，卻殘酷地真實。

很多人不知道，同樣身處東亞文化圈，日本的公務員考試畫風和我們截然不同。

日本導演竹內亮曾分享過一個數據：

2025年，日本公務員報考人數2.5萬人，錄取8800人，競爭比例僅2.9:1——每三個人報考，就有一個能錄取。

部分崗位甚至“招不滿”，日本政府不得不向外國人開放公務員崗位來填補空缺。

同樣的東亞教育、同樣的勤奮刻苦，為什么中國人拼命考，日本人卻懶得考？

一句話：我們在找確定性，他們在找自由。

在日本，公務員收入不高，社會地位也平平，民眾普遍認為他們是“納稅人養著的”。

公務員干得多，容易被罵；干得穩，容易被說“不思進取”。

這份工作穩定，卻缺乏成就感，年輕人更愿意進企業、創業、追求自我價值。

他們之所以不考，是因為社會本身穩定，他們有底氣去冒險。

日本社會的規則透明、房價合理、失業保障體系完善——即便沒進體制，也能活得體面。

而在中國，這一切都不同。

房價高、教育貴、私企不穩、內卷成常態，年輕人不是不想冒險，而是承擔不起失敗的代價。

你可以說他們保守，但不能否認他們清醒——“體制內”，成了風險社會里最后的安全島。

考公，不只是為了編制，更是一種抵御不確定的方式。

有人說，放寬到38歲，是給中年人第二次機會；也有人說，這是讓更多焦慮的人擠進同一條獨木橋。

但無論你怎么看，這項政策的背后，映照的其實是整個社會的情緒。

35歲被裁的人，不是不想拼；只是拼過之后，發現天花板越來越低。

20多歲的年輕人，不是不想闖；只是闖的路，越來越窄。

于是，公務員考試成了最公平的一場博弈。

不拼關系，不拼家底，只要一支筆、一份卷子，似乎人人都有機會改變命運。

可笑的是，這種“公平”，恰恰暴露了社會的不安。當人們把所有希望都壓在同一扇門上，那說明其他的門，正在悄悄關上。

在社交平臺上，經常能看到這樣的留言：“我不是多熱愛體制，我只是想活得穩定一點。”、“考上了，就不用被老板罵，不用擔心被優化。”、“我不求暴富，只想平平安安到退休。”...

這些話不熱血，卻無比真誠。

這屆年輕人沒有更高的野心，只是想活得沒那么狼狽。

國考放寬到38歲，看似一個政策，其實是一面鏡子。

照出了社會結構的不平衡，照出了中年危機的普遍性，也照出了這一代年輕人最真實的恐懼——我們不是在追求夢想，而是在對抗不確定。

當自由越來越貴，穩定就成了信仰。

當風險成了常態，“上岸”就成了全民的夢。

國考，不只是一次考試，它是一代人的集體避險。

放寬到38歲，也許不是給我們多一場機會，而是提醒我們：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能穩穩地活下去，本身就成了奢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