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難識為高雅境界？

曾有一位偉人思想研究專家稱：“書法藝術有三重境界，第一層就是寫完自己認識別人也認識。第二層是寫完自己認識，別人不認識。第三層也就是最高境界，那就是寫完不僅別人不認識，自己也不認識。”

張旭光先生說：“當代草書不再為識讀負責，專為情感抒發負責。”洪厚甜先生說：“當代書法不是讓你去讀的，是讓你去看的，去欣賞的。”

當今社會對于當代書法的一大困惑就是“看不懂”，結合相關專家的言論，于是便有人提出了“書法以難以識讀為最高境界？”的疑問。

書法是智慧的中華民族從日常書寫中發現、總結、展現文字藝術美的過程和創造。文字書寫是古代文化傳承和信息溝通的主要方式，所以書法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和實用性。

古代傳統書法佳作絕大多數都是實用性的作品，既是書法作品也是文學史料，比如記事的碑刻，還有信札、公文、手稿等等，對于這種實用性的作品，注重的是文字內容，所以識讀是第一位的，藝術性則退居其次。

然而隨著科技取代了書法的實用性，人們已經不再用書法的形式去輔助日常活動，甚至已經不再需要手寫文字，那么書法不再是日常必須，就只能成為一門純藝術。

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期，書法既面臨生存困境又迎來發展契機，固守傳統只能等待著被時代淘汰，創新發展方能重獲生機。

作為一門純藝術，書法必然要擺脫所有束縛，迎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創新探索成為當今書壇的主旋律。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書法需要破繭重生，打破傳統范式，契合時代文化特征，迎來新的發展面貌。

當代書法家們敏銳的捕捉到文化變遷帶給書法的巨大發展機遇，開始各種創新實踐。其中就不乏犧牲文字的可識讀性，增強線條的視覺沖擊力的方式。

比如王冬齡先生、曾翔先生的一些探索。邵巖先生更是完全顛覆了傳統筆墨形式，創造出了“射書”，強調書法的意象美，成為當今書壇最成功的前衛創新書家。

在這種創新沖擊下，文字的識讀性是否需要被保留也就成為針對當今書法的一大爭議話題。

漢字書法是中國特有的文化藝術形式，曾伴隨著強大的中華文明遠播海外，深刻影響了其他國家的文化發展。

書法之所以能夠傳承幾千年不朽，就在于與文化的深度綁定，如果沒有文化的加持，書法可能早已不是現在的模樣，也無法具備如此強大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無論書法發展到何種地步，文化始終都是不可割離的重要核心，否則書法就會變成普通藝術，在與其他藝術的競爭中逐漸被吞噬。

那么文化該如何在書法中展現？過去的實用性書法可以通過識讀來體現，但是如今人們已經不再習慣用書法的方式去創作文學作品，也不再習慣通過書法的方式去品讀文字內容，那么文字的可識讀性還是必須嗎？如果不去識讀文字那么文化又如何體現呢？

當代書法家已經用實際創作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伴隨著書法實用性的喪失，書法創作必須要經歷從文化輸出向文化注入的轉變。

王冬齡先生的“亂書”通過將文字疊加制造出了識讀困難，但是這種方式并非簡單的重疊覆蓋，而是基于文字內容、線面布局、美學理念等綜合因素的考量，所營造出的氣場是與文字內容完全契合的，這是王冬齡先生對內容的深刻理解后的藝術構思，這就是一種文化注入。

“亂書”的創作是草書的疊加，而非隨意的涂鴉。是對傳統書法的創新探索，而非刻意的搞怪出奇。是基于對文章、美學的深刻理解，而非簡單的頭腦沖動。是傳統書法與時代文化融合的實踐，而非盲目的肆意妄為。

所以“亂書”犧牲了文字的可識讀性，但是并沒有與文化割離。欣賞當代書法要領會作者的文化注入，而非簡單的從文字內容去品讀文化輸出。

當今很多優秀的創新作品都是這樣，曾翔先生作品看似粗苯、拙劣的線條背后是他對傳統書法本質的深刻理解和獨特思考。

張旭光先生豪邁狂放的大草書作品也蘊含著他對古代先賢的敬畏和對時代文化的追隨。這些書法家的創作并非刻意讓人看不懂，而是他們突破了可識讀的束縛。

當然這些風格即便突出也只能是當代書法的一小部分，并不能完全代表當代書法，也不能決定書法的發展方向。

他們只是豐富了書法的面貌，并不是書法未來的全部。當代還有很多書家深耕于傳統實用性書法的拓展，比如崔寒柏先生、孫曉云先生等人。

豐富多彩、不拘一格是當今時代書法的主要特征，書法的未來必然會更加自由、開放、多元，能否識讀只代表著書法的一面，絕不會是境界的評價標準。

書法的特性注定必須基于傳統進行創造，任何創新都不能撼動書法的傳統根基，個別奇枝豐富了花園，但是主色調依舊要深植于傳統的土壤。

書法的發展自古就有自我糾正的能力，當一個時代書風太過偏激，就會不斷有人將書法帶回傳統的方向，比如趙孟頫、康有為等人所引領的書法變革。

所以當不可識讀讓人們產生審美疲勞的時候，書法必然會回到重讀傳統的道路上，重新從秦漢魏晉的書法中尋找突破。

不可識讀只是當今書法探索的一種實踐方向，也許會形成一種時潮，但是絕對不可能成為永恒，用是否可識讀來評判書法境界，只是一時的片面標準，具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