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攝影圖像中的口罩與東亞防疫史及地緣政治

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

主編：張蒙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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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公明

讀張蒙主編《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不僅能夠了解口罩在近現代東亞歷史中的使用情況，而且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收獲是有關圖像學與圖史互證研究的圖像史料和相關研究。

在該書“導言：東亞的口罩世紀”中，作者簡要地回顧了醫學史領域中對于口罩的研究狀況。文章指出在新冠疫情之后，許多學者重新思考口罩的歷史：“由于新冠疫情的刺激， 口罩史在全球范圍內都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研究方法和視角也大量借鑒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朝著更加多元的方向發展。”（3頁）這的確是疫情改變世界的一個學術史例證，口罩史只是其中一個方面，還有其他方面有待挖掘和發展。該論文聚焦于東亞地區，收錄了來自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和韓國五個國家的學者的八篇論文，既是從不同的維度和視角去研究口罩這一全球化的衛生用品的使用歷史，同時也是從口罩的使用歷史這一獨特的視角去研究防疫與國家治理、民族主義與地緣政治的內在關系。

作者認為，近代第一個撰寫口罩歷史的學者很可能是伍連德（1879-1960）（同上）。伍連德的祖籍是廣東臺山，出生于海峽殖民地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州），1903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他的身份、教育背景和經歷使這位中國現代著名的醫學家、公共衛生學家和醫學史家在中國現代檢疫與防疫事業上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作為中國現代公共衛生與防疫的先驅者，在他身上還被投射著近現代中國的公共治理與地緣政治的復雜元素。他本人撰寫的英文專著《肺鼠疫論集》（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于1926年在日內瓦出版，“雖然他的研究存在著鮮明的進化史觀的傾向，但其搜集到的許多珍貴史料已成為我們日后研究的重要起點”（4頁）。現收入本書的《口罩的歷史》選自他這部著作中的第七章第二節“個人防護”，以文獻、圖像等史料論證口罩從歐洲中世紀到十九世紀中期的德國和中國清朝的發展過程。

英國醫學人類學教授克里斯托·蘭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的《鼠疫口罩：個人防護裝備在防疫中的視覺顯現》從人類學和圖像研究的視角研究口罩在防疫中的視覺意義，是一篇視覺獨特、論述深刻的重要論文。本書主編張蒙的論文《“伍氏口罩”的由來》從熱帶醫學史和細菌學史入手，論證了口罩在近代中國經歷了從“呼吸器”到“口罩”的轉換發展狀況。美國學者禹夏（Sarah Xia Yu）的論文《口罩與地緣政治：理查德·皮爾森·斯特朗在東北鼠疫照片，1910-1911》聚焦在東北鼠疫防疫工作中的美國防疫人員理查德·P.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拍攝的許多照片，補充了我們一直未能看到的美國醫師視角。

在新冠疫情初期，日本采用了較為“和緩”的防疫政策，本書收錄的哈佛大學日本史教授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的論文《日本和亞洲的新冠政策歷史背景》強調，日本政府之所以沒有采取強制措施，而是期待民眾自覺戴口罩，這是明治時期以來的“教化”理念的延續，是政府和民間機構緊密合作的結果。日本學者住田朋久在他的論文《日本的鼠疫口罩：思考1899年德國的辯論和大阪醫患的苦難》中考證了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日本經歷的鼠疫情況。韓國學者玄在煥的論文《日據時期朝鮮衛生口罩的出現與普及》指出朝鮮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才出現大規模戴口罩的情況，而且在30年代出現了大量的質疑口罩有效性的聲音，可能與朝鮮的反日輿情有關。本書最后一篇論文是玄在煥、瀨戶口明久和白玫共同撰寫的《關于東亞戴口罩社會歷史的若干思考》，該文是對2020年召開的一次線上工作坊“東亞社會戴口罩的社會-物質史”的介紹和總結，并提出了繼續深入研究口罩史的設想。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工作坊第一組的討論中，三位發言人重新審視了“口罩源自東北”的觀點，指出在1899年德國和日本就已經提出使用口罩預防鼠疫，早于1910年的東北鼠疫。

總的來說，這本聚焦于東亞口罩使用歷史的研究論文集從醫學史、防疫史、人類學和區域政治史等多種維度重新挖掘了潛藏在人們所熟悉的“口罩”之中的研究視角與問題意識，初步揭示出在東亞地區口罩的生產、使用與傳播過程中存在與衍生的公共治理、身份象征、權力話語和文化轉譯等問題。當這些議題放在整個東亞近現代史的研究場域中，所凸顯的是現代性進程中的科學理性與公共治理之間的磨合與沖突，是整體性的歷史敘事中不應缺少的一環。

圖1-1

在這本文集中，一個相當突出的面向是關于口罩的歷史圖像研究，這是我特別關注的問題。伍連德在他的《口罩的歷史》（吉祥譯）雖然沒有專門論述圖像的問題，但是采用了多幅圖像作為歷史依據，表明了對圖像史料的高度重視。圖1-1《16世紀鼠疫防護服》（10頁）描繪了在十六世紀針對鼠疫防疫而使用的特殊服裝，“它由一個填充有香料的喙狀面具和一件用皮革或油布制成的衣服組成。在之后的幾年里，面具還裝上了水晶制成的眼鏡。有時醫生會踩高蹺或騎馬去探視病人。施蒂克（Sticker）在收集許多關于使用這種服裝的參考資料后說，亞歷山大港的檢疫官拉多尼醫生（Dr. Lardoni）總是騎馬離家，他和他的馬從頭到腳都被油布遮蔽。雖然有著各種防護措施，拉多尼還是感染了鼠疫并死于1835年”（9頁）。在注釋中看到施蒂克這部著作出版于1908年，但是沒有說明在伍連德這部著作中使用的這幅防護服圖像的來源出處。圖1-5《棉紗布口罩的佩戴方法》（18頁）應該就是文中所講的1921年疫情爆發后的“我們的最新口罩”的佩戴方法，是一種比較簡易、實用的方法，我們今天的口罩佩戴方法與此基本相同。伍連德說，“在工作人員和群眾都不熟悉肺鼠疫的地區，佩戴口罩會顯得很可笑或被認為沒有必要。”（24頁）在1918年山西疫情爆發的時候，當地政府和公眾都對抗擊疫情的工作人員在春節穿著古怪的服裝（喪服）表示不滿（25頁）。這種看法或不滿直到今天也會在不同的情境中出現。

圖1-5

克里斯托·蘭特里斯的《鼠疫口罩：個人防護裝備在防疫中的視覺顯現》（Christos Lynteris，Plague Masks: The Visual Emergence of Anti-Epidemic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Medical Anthropology，Vol. 37, No. 6，2018，pp. 442-457；趙怡晨譯）是一篇非常難得的醫學人類學與視覺人類學相結合的論文，該文運用各種圖像和文獻史料深入地闡釋了東北鼠疫時期的口罩所起到的作用和影響。應該注意的是該論文發表于2018年，所描述的情景和闡釋的觀點在一年多之后世界各地爆發的新冠疫情中得到來自更多方面的證實。作者從圖像的視覺切入：2013年12月1日《南華早報》周日刊的封面視覺設計和封面故事圖像，“大多數圖像捕捉到的在不同場景中的人物，都戴著各種各樣面部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PPEs）……將這些圖像放到一起，口罩便充當了一種意義層累的次級能指符號（second-order signifier）。通過將新型病原體組裝、整合為一種切實存在的生存風險，這一圖式實際上也為控制‘下一場大流行’的科學手段提供了辟邪式的承諾。”（33頁）但是，他發現在對防疫口罩的研究中幾乎都未從“面具”（mask）一詞的角度考慮這一問題，他對此感到困惑（34頁）。因此，他說“在本文中，我著力回答這個被忽視，但在人類學意義上相當重要的問題：蓋住面部或面部孔竅的防疫裝置，應當被視作科學語境中的面具嗎？又或者我們應該將此名稱簡單地視作傳統的延續？在流行病學語境中研究這類面部佩戴技術的使用和發展時，我們是應該完全接續關于面具的人類學文獻，還是轉而從其他民族志學、符號學或社會理論領域中尋求理解這一現代生物醫學現象的工具？”（同上）當使用“面具”這個概念來描述人們熟悉的口罩的時候，會有某種奇異的感覺。譯者對此也加了注釋來說明：“本文在多個意義上使用‘mask’一詞，結合具體語境將之譯作‘口罩’‘面罩’‘面具’等詞，請讀者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雙關語義。”（同上）這的確是在閱讀中應該留意的概念語境與內涵的變化。

從人類學研究的視角來看，面具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廣泛社會行為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者在此主要依據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意在考察1910-1911年東北肺鼠疫時期出現的個人防護用具，討論面部佩戴的個人防疫裝置是否應當被視為一種面具。我將通過這項研究說明，這發明不僅具有面部佩戴用具以阻止感染這一細菌學上的意義，而且使那些環繞口鼻的布料織物成為類型轉換的媒介——在這一轉換中，佩戴者成為‘衛生現代性’中的‘理性’臣民。我認為，個人防護裝備的出現與科學時代中面具及其符號意義的轉化密切相關——這本質上是一個不可簡化的視覺過程，即使未體現防疫活動的儀式化，也彰顯了現代防疫技術的核心，即一種以設計為驅動的主體化（subjectivation）潛力。”（35-36頁）本來，無論是專業人員還是普通人，佩戴口罩的行為自然表明了對于衛生防疫的公共性和理性的認同，因此所謂“衛生現代性”的“理性臣民”頭銜是無需特別冊封的。但是作為一種視覺上的改變——佩戴口罩的確帶來一種人類面部的視覺識別的變化，把它看作是“一種以設計為驅動的主體化”的過程，的確值得思考和研究。

其實，如果從圖像學研究的視角來看，問題會更加明晰和凸顯。W.J.T.米切爾（W.J.T.Mitchell）的《元圖像：圖像及其理論話語》（Metapictures: Images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ory，唐宏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第二章“關于面孔：主題與譬喻”論述了視覺中的面部裸露或遮蔽所產生的意義聯系。他指出：“面孔——無論是指表面（sur-face），還是這個表面所揭示的深度，正如列維納斯（Emanuel Levinas） 所認為的那樣，都是人身體中保持赤裸的那部分，因此也是身體隱藏和偽裝的最大潛力所在。蒙上面紗，或者僅僅用墨鏡遮住眼睛，就會自動讓人感覺有點挑釁意味，甚至咄咄逼人。……過去兩年（2020—2022年），全世界都陷入一種由疫情流行而來的強制性的面部遮蓋制度中，它將口罩變成了公共衛生的象征和一個政治敏感問題。”（同上書，31-32頁）無論是疫情流行期間的佩戴口罩還是來自國際新聞中的面紗、頭巾，人類面孔的裸露與遮蓋在視覺中具有強烈的象征性與敏感性，是視覺文化中最為關注的對象。在圖像中出現的戴防疫口罩的面孔不僅僅是記錄在歷史檔案中的生命關切，同時也是對各種管制以及社會心態、輿情的刻錄。

1910年秋天，死亡率百分之一百的東北鼠疫暴發于中俄邊境，引發了涉及中、日、俄三國的生命政治和地緣政治危機。伍連德被任命為防疫總醫官，他采納了空氣傳播理論，積極宣傳使用防護口罩。1911年4月，在奉天萬國鼠疫會議上，伍連德為國際代表展示了一本題為《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攝影集（1910年10月-1911年3月）》（Views of Harbin [Fuchiatien] 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December 1910 - March 1911）的攝影集。攝影集包含了六十一張照片，帶有中英文題注，“它與俄國人、日本人的類似攝影作品構成了一種競爭關系”（40頁）。攝影集的視覺技巧令人印象深刻：從對哈爾濱的鳥瞰開始，越來越深入這個受難的城市；在全景式的圖像之后，鏡頭聚焦于傅家甸苦力社區內部的黑暗景象，然后就是伍連德領導下的防疫措施：焚尸、隔離、實驗室工作、數據統計、挨家挨戶檢查、接觸者隔離、消毒、流動救治、援助窮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焚燒那被認為滋生鼠疫的地方。蘭特里斯發現在這本攝影集中，口罩從頭到尾都如此突出，甚至可以說口罩才是伍連德的攝影敘事的中心。在這六十一張照片當中，有四十七張是人物攝影，其中又有三十二張拍的是戴著口罩的人。鏡頭中一共有兩百三十個人戴著防疫口罩，無一例外都在攝像機前擺好姿勢，緊緊地擠在一起。防疫人員通過口罩來顯示自身，白色口罩創造了引人注目的人像效果：不戴口罩的人往往與周圍景觀融為一體，而口罩的白色輪廓與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幾乎所有伍連德手下的工作人員都戴著口罩，形成了一種視覺對比，強調了防疫的統一戰線。這種整齊劃一的口罩奇觀既體現在單獨的照片里，又貫穿在整個相冊中（40-41頁）。圖2-1所示是攝影集中的第二十三張照片“第三區防疫執行處員役”，前面一排是身穿實驗室大褂的醫生和他們的助手，后面一排是穿著連身工作服的“苦力”和馬車夫，都戴著口罩。第二十七張照片“第四區員役”也是拍攝了三排戴口罩的防疫人員。蘭特里斯指出：“統一戴著白色口罩的景象，模糊了疫情防控過程中不同階級和職業之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以及這種不信任感的實際體現。這一景象也突出了伍連德的衛生模范軍與其社會‘背景’之間的反差——‘背景’以傅家甸的臟亂街道轉喻了感染者和接觸者的落后。這種視覺模式與伍連德將鼠疫歸咎于移民苦力的整體策略相一致……伍連德的攝影不僅僅是說明性的，而且從視覺上構建了一種基于階級的病原學，進而支持了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他將中國統治階級從疫情災難的責任中解脫出來，轉而將責任推向另一種人類學類型上的人群——這些已經被東北舞臺上的國際參與者視作應對疾病的產生和傳播負責的人：苦力。”（41-42頁）從防疫人員集體戴口罩的行為到在攝影圖像中刻意凸顯這一群體形象，當然帶有以視覺圖像建構防疫敘事、進而建構現代性國家政治形象敘事的意圖。

圖2-1

當然這已經不是伍連德的發明。自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第三次大流行以來，全球鼠疫攝影中已經發展起來的修辭術。如戴維·諾克斯·格里菲斯（David Knox Griffith）在香港鼠疫中拍攝的照片，身著白色制服和白色頭盔的英國士兵被描繪成一種凈化的力量。歷經全球各地大眾媒體的復制傳播（包括攝影和石印版畫），士兵成了偶像般的人物。但是蘭特里斯也指出了伍連德的用意有不同于格里菲斯的地方：“在1894年香港鼠疫照片當中，控制疫病在視覺上成為一場文明之戰、種族之戰，敵人則是病菌和中國的落后之間所謂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伍連德使用了具有英國殖民性的視覺修辭，去描繪十七年之后他在東北的抗疫工作。由此，他嘗試說明中國現在如何具備了有效對抗這種聯系的能力。這時，這種聯系不再與殖民勢力控制下的種族有關，而變為與階級有關。”（44頁）

在我看來，從種族主義視覺敘事轉變為階級分層敘事，在圖像中是由于身著白色制服和白色頭盔的英國士兵在視覺上具有明顯的標識性，而伍連德照片中那些統一戴白色口罩的防疫人員則是與作為背景的苦力街區的反差而凸顯出來。這既與被攝影對象的形象性有關，同時也是由于攝影者的一種主觀意圖。蘭特里斯認為，“我們應當從攝影集中得到這樣的結論：伍連德并不是在鼠疫成因以及抗疫模式已經得到確認之后，簡單地把口罩作為道具來繪制疫情的特寫，而是圍繞防疫口罩制作了這個影集，將之作為國家組織的醫學理性和視覺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伍連德的口罩攝影帶來了傳染病經驗結構的改變，這既促進了中國在東北的主權維護，也開啟了中國的生物政治學時代”（44頁）。 這說明伍連德的口罩攝影的目的和意義主要不是作為歷史的記錄，而是作為改變防疫政策和促進主權宣示的工具。

蘭特里斯沒有止步于揭示這些口罩攝影圖像的現實性功能，而是把研究延伸到人類學視角中的面具研究和神話研究。“這就好比斟酌夸扣特爾人（Kwakiutl）創造面具的神話一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開始理解，雖然口罩是一種實踐性質的預防技術，在某些情況下才有效，但其物質應用總是與一定的象征功能，更準確地說是與神話（mythic）緊密相連。我認為，正是這種功能使‘口罩’因其本義，成為了‘面具’（mask）。”（47頁）接下來作者論述了一個關于理性化的觀點：“應該從歷史和民族志的角度將口罩的產生看作一種抗爭性的醫學理性主義的象征，進而認識到口罩不僅僅是一件保護佩戴者免于感染的裝置，它把佩戴者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卷進醫學理性和衛生現代性的表演之中。口罩的效力依賴于喚起一種想象中的過去——主要是在歐洲長期對抗黑死病的斗爭中，逐漸接受和理性化這類個人防護用具的過去。”（48-49頁）在這里已經把圖像的功能追溯到人類學的想象與神話傳統之中，雖然看起來距離圖像分析有點遠了，但是那種關于圖像的想象性與建構性力量的思考很有啟發性。

禹夏的論文《口罩與地緣政治：理查德·皮爾森·斯特朗的東北鼠疫照片，1910-1911》（Masks and Geopolitics in Richard Pearson Strong's Photos of the Manchurian Plague Epidemic，1910-1911，2021；白羽貝譯）介紹了美國醫生理查德·皮爾遜·斯特朗在1910年至1911年的東北鼠疫期間拍攝的防疫照片。這些照片詳細記錄了控制鼠疫的過程和許多防疫措施，“并以其對防疫工作中的口罩和制服的極具吸引力的視覺描繪，增強了伍連德及其背后的清政府在管控鼠疫上的合法性”（82頁）。與蘭特里斯的論文相同的是，都把攝影圖像中的口罩、制服作為分析的重點。因此，“本文探討了斯特朗拍攝的照片如何描繪在東北鼠疫控制過程中醫療人員的制服”（同上）。關于這些照片的歷史價值，禹夏更強調了東北地區的地緣政治問題：日本和俄國不僅企圖侵占中國的領土，還想在鼠疫危機中爭奪管控的合法性，因此這些照片不僅對醫學史、防疫史的研究意義重大，而且對于研究當時全球衛生防疫的地緣政治也有重要意義。

衛生防疫工作離不開廣泛的社會動員和組織，斯特朗的照片中的巡查隊、擔架搬運工隊、消毒隊，甚至是監督大規模火化病死者尸體的當地官員都穿戴著口罩、長袍、手套等個人防護裝備，在論文中有多幅照片記錄了防疫工作中的這些情景。從中國政府的外交與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斯特朗的到來和他拍攝的照片有著重要的意義。疫情爆發后，在東北的英國、俄國和日本官方人員向其母國發出警報，清政府也任命伍連德前往東北，然后呼吁“各個國家”派遣更多的專家作為顧問和研究人員，以便“對俄國人和日本人進行政治平衡”。照片集的編撰者斯特朗醫生與其同事奧斯卡·蒂格（Oscar Teague）醫生共同領導的美國醫療代表團從中國政府那里獲得大量津貼，被允許進入所有由中國人管理的場所，并與伍連德密切合作。美國人支持中國的鼠疫防控隊伍以對抗日俄，并為伍連德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們實際上發揮了外交使團的功能（89頁）。因此伍連德的防疫制服不僅保護了穿戴者免于感染鼠疫，還實現了一個重要目的：重申中國政府在這一地理區域上的管治合法性。無論是從現實生活還是從攝影圖像上來看，穿上全套制服的鼠疫防控人員不再以種族、階級等身份示人，而是呈現為一種共同的主體身份：科學的防疫工作者。“這樣的照片便在視覺上展現了一種秩序和果決。這種秩序和果決源自伍連德對‘國家組織的醫療理性和衛生現代性的想象’。這些照片通過對防疫人員的全方位刻畫，凸顯了中國在應對醫學危機時的醫療和行政能力。”（91頁）

但是，在今天看來，還有更重要、更深刻的一個議題是隱藏在官方防疫管治之下的社會問題和民生悲劇。作者指出：“在伍連德后來的回憶錄中，他將1910-1911 年的鼠疫大流行看作中國醫學現代化的一個轉折點，但對絕大多數東北民眾而言，這次疫情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悲劇。這些圖像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當地民眾對該團隊侵入性的、‘野蠻的’防疫措施有所抵制，也沒有跡象表明當時醫生們害怕遭到訴諸武力的公開報復。照片本身及其標題都沒有提醒觀眾注意到，伍連德的團隊和地方當局采取了侵入性的隔離和消滅鼠疫的措施。圖4-4展示了轉運鼠疫患者和他們的接觸者的運輸工具，包括一些為了在轉運過程中進一步隔離罹病者的密封箱。這張照片的標題輕描淡寫，委婉地描述了當地中國人受到的嚴厲對待。”（93頁）這個問題談得很敏銳，這些圖像的確無法承擔全面揭示防疫歷史真相的任務，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被用作宣示官方管治的合法性與成就感的圖像載體。

圖4-4

美國學者羅芙蕓（Ruth Rogaski）的《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向磊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談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后很快成立了天津都統衙門，其中一個部門是衛生部（service de santé），防止傳染病爆發是這個新機構的首要任務，她指出：“從天津的中國居民角度來看，都統衙門所實行的最具侵略性的做法——房屋消毒，尸體火化，檢查人的糞便，規范排泄行為，以及用化學藥物噴灑人體——都是以‘保衛生命’的名義進行的。”（《衛生的現代性》，178頁）違反都統衙門各種法令的人會被以很野蠻的手段強迫從事公共衛生勞役：辮子被剪掉，頭被剃光，穿著半藍半紅、胸前繡著“衛生”字樣的制服，腳被鐐銬鎖著，在大街上挑糞便和污水。這時“衛生代表著政府對人民進行規訓、懲罰和規范的權力。違反衛生條例的文人會被剝奪代表他們尊嚴的標志（辮子、文人長袍），并被迫穿上繡著衛生二字的制服進行公共勞動。在一塊空地上排泄就有死在一個武裝的外國士兵手下的風險。”（同上，190頁）很顯然，在沒有合法地建構起一套衛生安全法規、防疫法規之前，并且處在沒有任何法治傳統的語境之中，任何強制性、侵入性的管制行為無疑是會發生的。問題是即便在表面上有了相應的法規體系，但是在功利主義目標下的官僚體系仍然會置法治于不顧。

因此，禹夏在他的論文最后部分進入了批判性的視角，指出：“正如克里斯托·蘭特里斯所寫的，歷史學家需要超越斯特朗照片中描繪的伍連德的個人防護設備的‘構成性神話’以及所有人整齊劃一地戴口罩的‘口罩奇觀’。歷史學家還必須批判性地審視伍連德在東北地區發揮的中國英雄的作用。這些以一個醫生視角編排并拍攝的照片，掩蓋了現代鼠疫防治手段與當地社會之間的割裂。這一點特別體現在伍連德將流動、貧窮的勞動者認定為傳染源的做法上。”（96頁）從歷史圖像學的研究視角來看，圖像所呈現的情景往往同時也會提示出它所隱匿的情景，只要研究者充分了解歷史語境，從更多方面的渠道獲得被遮蔽的信息，圖像中所缺失的真相就會呈現出來。

（本文首發于《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

主編：張蒙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主編簡介：

張蒙，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中心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醫療史，旁涉東亞科技史。譯有《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9》。

內容簡介：

口罩，這件如今深刻嵌入我們生活習慣與生命記憶的醫療用品，其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

現代口罩誕生于19世紀末，隨著20世紀初香港鼠疫、東北鼠疫、西班牙大流感等數次疫情的暴發，口罩在政府政策、現代醫學與社會思潮的角力下，作為政府與醫學界宣傳推廣的防疫用品，在中、日、韓等東亞地區推廣開來。

口罩的普及不僅僅是醫學、科學知識宣傳的過程，也是政策力量、社會輿論等公共博弈的結果，對這件物品的探究揭開了近現代政治、文化、社會史的沉重一角。

- End -

成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