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捕手 | 劉佩英：作者與出版人的奇妙關系

內(nèi)容轉載自：文藝報1949

劉佩英

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副總編輯

所有的書商都是魔鬼，必須給他們單獨造一間地獄。

——歌 德

我感恩能擁有一位出版人；生活在有出版人的世界，是一件幸事。

——沃爾夫岡·克彭

作者與出版人之間并不總是溫情脈脈的關系。作者把出版商告上法庭，或者在網(wǎng)絡上口誅筆伐，甚至宣布斷交的事情時有發(fā)生。出版人對作者亦是又愛又恨，比如，當說好的書稿一拖再拖，當咬定一個要了出版商老命的版稅不再松口的時候。

作者與出版人之間奇妙的關系，來自出版工作的特殊性：出版是一種商業(yè)行為，而他兜售或者說銷售的對象是“神圣的商品——書籍”，也就是說，他必須把他人的思想和買賣捆綁在一起。

1913年，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用他的方式描述了這一情形：出版商用一只眼睛盯著作家，用另一只眼睛盯著讀者，但他的第三只眼——智慧之眼——總是目不轉睛地盯著錢囊。

這句半揶揄半挖苦的話，倒是很形象地描述了出版人的角色沖突感。出版人不僅要為他的行為承擔政治責任、文化責任、道德責任，還要承擔全部經(jīng)濟責任。紐倫堡的出版商約翰·菲利普·帕爾姆被法蘭西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理由是其“撰寫、印刷和傳播對領袖大不敬的污穢文章”。著名出版人、社會活動家鄒韜奮先生也曾因出版被國民黨當局關入牢獄。而生產(chǎn)高水準的、不被社會良知詬病的圖書作品，是出版人首當其沖的文化責任。在道德責任方面，出版商經(jīng)常被認為在剝削作者，“他們用忍饑挨餓的作家們的頭蓋骨啜飲香檳”。而事實是否如此，天知道。經(jīng)濟責任更是壓彎了出版人的肩膀，要使出版成為可能，出版人必須要有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yè)。不掙錢的圖書，既對不住作者的血汗，也使出版行為難以為繼。出版人必須使出渾身解數(shù)，研究讀者的需求，引發(fā)他們的購買行為。

然而，出版人對自己角色或者出版身份的認同也是分為不同類型的。有些是從純粹的文學愛好層面出發(fā)，從事出版行業(yè)；有些是從技術層面，認為做書的過程是一種樂趣，并在其中追求工匠精神和價值感；有些則完全是把出版當作純粹的生意；更多更成功的出版人，則把出版當作一種情懷。據(jù)說，有一篇海外論文《出版人的職業(yè)理想和主要準則》首次提出了“出版人類型學”，認為不能簡單地對出版人用“商業(yè)/文化”模式進行分析，而應該對其有更為精細的族群觀察。這種分析應該更能解釋作者與出版人之間時暗時明的奇妙關系。不同的身份認同，會造就出版人與作者之間不同的關系。

但總而言之，據(jù)我的體會和觀察，有情懷的出版人，總是可以把與作者的關系處理得更好更緊密，更能獲得作者的理解和支持。那么，情懷是什么？出版人應該懷有怎樣的情懷呢？

漢語詞典里說，情懷是充滿某種感情的心境。這太寬泛了。我對鄰居的大別墅充滿嫉妒的感情，這種心境是不是情懷？自然不是。看過很多其他關于情懷的解釋，我覺得都并不到位。

我認為最好的解釋是：當你做一件事或從事某項職業(yè)，認為這件事或這項職業(yè)更多的是對社會有益，而不是對你個人有益，就算自己受到某種損失，也要把它做下去，這就是情懷。

因此，可以說，情懷是一種高尚的心境、一種高雅的情趣、一種自我犧牲的胸懷。一個985院校畢業(yè)的高材生，放棄大城市的白領職位，申請到落后山區(qū)支教，以自己的微光照亮孩子的未來，這是情懷。一個企業(yè)家把每年賺到利潤的較大比例投入科研以攻克某項醫(yī)學難題造福病患，這是情懷。

出版行業(yè)是一種特別需要情懷的行業(yè)。出版具有某種公共職能，掌握著整個社會知識生產(chǎn)、更新、傳播的權力。相對應地，出版人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地位”，而具有“社會地位”的人，是需要滿足社會對你的某種期望的。一個出版人，社會對他的期望是文化脊梁、學術良知。

一個編輯領著微薄的薪酬，卻依然熱愛出版事業(yè)，孜孜不倦地審閱每一本圖書里的每一個文字、每一張圖片，以免這些圖書給讀者帶來不利的影響或錯誤的信息，這是責任，也是情懷。一個出版人，以傳承文化、促進學術為己任，立志為讀者提供自身成長以及應對世界變化的知識和情感產(chǎn)品，這是生意，也是情懷。

2018年，我從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調(diào)任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在摸清東方出版中心的歷史與發(fā)展過程后，我涌起一種“東方，不僅應該是中國的東方，也應該是世界的東方”的志向，認為東方出版中心應該為讀者提供一種“立足東方，影響世界”的文化產(chǎn)品。當時文化強國的建設已被一再提起，我認為文化強國的建設，不應該把香港、澳門等地區(qū)的學人及其思想撇在外，我們應該成建制、成體系地把香港、澳門的作品引進內(nèi)地出版，以促進與內(nèi)地學者的交流，這種交流能更好用其所長、促進學術進步。

以此為出發(fā)點，我策劃了一套“香江書系”，包括香江哲學、香江文學、香江經(jīng)濟學等，作者都是香港、澳門地區(qū)一流的學者。要組這套書稿，必須在香港找到既有學術地位、又有號召力的學者作為總主編和主理人。最終，我從香江哲學入手，把香港中文大學的黃勇教授作為邀請對象。很快，黃教授幫我約到了香港多所大學哲學方面杰出的學者作為第一批撰稿人，而這批圖書申報2020年國家出版基金，也成功入選。目前，這批圖書書目已達20余本，且還在持續(xù)發(fā)展之中。香江文學系列也在陳建華教授的主理下茁壯成長，已約到了李歐梵、黃運特、陳國球等多位學者的作品。這兩位總主編從未在經(jīng)濟方面提過任何要求，而是孜孜不倦地把這套書延續(xù)下去。在共同的文化理想面前，作者和出版人是可以很好地肩并肩站在一起的。

當然，除了情懷，溝通技巧也很重要。被稱為“法國文學的同義詞”的伽利瑪，在20世紀里出版了法國文學中被認為最好的四分之一的書。其創(chuàng)始人加斯東·伽利瑪有一個本領，就是給他心儀的作者寫信。普魯斯特對此印象很深刻，他曾對加斯東說：“你用最簡單最有效的詞語驅散了我淡淡的精神痛苦，我真誠地感謝你。”

但是，比技巧更重要的是真誠和渴望。加斯東是如此求賢若渴，他覺得所有優(yōu)秀的作者都應該在他的麾下出書，看到名作家在別的出版社出書，他會感到恥辱。

作者與出版人的關系，就是這樣，既超出了商業(yè)的關系，也超出了文化的關系。身處其中，既痛苦，又甜蜜。就像現(xiàn)在的我，早上起床寫這篇文章，一晃快11點了，但我得趕緊結束文章，因為與一個作者約了中午一起吃飯，遲到了要罰三杯酒的。

內(nèi)容來源：《文藝報》2023年10月20日6版

排版 | 丁佳雯

審核 | 林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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