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歷史學家60年前總結的“城市經驗”仍然奏效

在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逝世50周年之際，他晚年主編的重要著作《命運之城》中文版出版。1967年，湯因比邀請英國、法國、比利時、希臘、俄羅斯、墨西哥、美國等多國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小說家，這些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和作家，分別撰寫“歷史上的城市”，內容覆蓋從公元前400年的雅典到1960年代的紐約，湯因比打破歷史研究中的民族國家敘事，從全世界城市發展的角度重述人類文明的簡史。

本書的主要譯者、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教授陳恒，以及華東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形容《命運之城》是一本特別的“大家小書”，這是大學者們寫給大眾的書，在上世紀中葉給歐美讀者帶去很大的啟發。

湯因比在書中表達了對東方文化、尤其中國文化的信心，也曾把上海類比2000年前環地中海地區最繁華的亞歷山大港，這會讓中國讀者感到親切；本書討論的20世紀上半葉歐美面對的“巨型城市的機遇和困境”，對當代中國讀者而言很可能感同身受。所以，這本60年前的著作并不過時，中譯本的出版正當時。

“大”寫的城市

陳恒對英文版《命運之城》的直觀印象是“大”——

書的開張比《辭典》還要大一圈，因為書中配大量的大幅圖片，配合學者們的文字，具體地呈現“托勒密王朝的亞歷山大港”“隋唐的長安”“穆斯林的科爾多瓦”“15世紀的威尼斯”“歌德的魏瑪”“莫臥兒王朝的阿格拉”“墨西哥舊王城特諾奇蒂特蘭”，讓讀者直觀地“看”到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名城。

其次，湯因比邀請的作者是那個時代活躍在歷史、藝術史、文學和人類學各領域的大家。比這些作者學術地位更難得的是湯因比作為主編所具有的大視野。著述內容的時間跨度涵蓋人類文明的時間軸，從新石器時代巴勒斯坦的耶利哥到1960年代的美國東部大都市群，湯因比不以民族國家、語言或洲際的界限來區分城市，他把從古到今的城市分為三類：古代城邦、首都城市和巨型城市。他選擇討論的“城市”并不拘于地中海文明，地理跨度極大，從地中海東岸延申到兩河流域和東亞，向西越過大西洋，歐洲殖民者闖入之前的古代中南美洲同樣進入他的視野。

在1960年代，歐美的歷史研究仍然圍繞歐洲中心主義，而湯因比不僅強調“長安、洛陽、北京、南京和上海”在全球城市文明版圖中的位置，也不惜篇幅地論述“中國首都變遷過程所體現的政治文明”，表達對東方和中國文化的自信，這樣的學術立場在歐洲同行看來是非常激進的，但時間證明了這個老人是有魄力、有前瞻性的智者。

這本書也體現了湯因比強大的學術組織能力。在當時，他已經陸續完成了累計700萬字的學術巨著《歷史研究》，但當他渴望喚起大眾思考“文明從何處來，向何處去”，他主動選擇跨界，不僅他本人的思考跨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和學科之間的分隔，并且他通過和更多學者、作家的集體寫作，在合作中用親民的、接地氣的文本表達學術觀念，把艱深抽象的文明觀念融入具體的城市、融入通俗易懂的城市閱讀。

羅崗對此很認同，他談到，閱讀《命運之城》讓他看到文明的具體表達是城市在發展中形成特定的靈魂和性格，如同植物在不同的風土里長成不同的樣子。例如，南亞游牧民族經歷持續遷徙，氈布帳篷逐漸變成石頭帳篷，如此形成古城阿格拉。在德國的中心地帶，以歌德為代表的一大群知識分子給那個小公國帶去全歐洲獨一無二的精神力量，因此造就了魏瑪。在這些例子里，宏觀的時代和政局、特定環境的地理水土，以及人類個體的具體行動，共同形成文明發展演進的拼圖。陳恒補充到，他譯完《命運之城》，某次從時尚繁忙的南京西路走到后街的小馬路，安靜的舊式里弄老公寓隱藏著海派文化的另一面，這番一街之隔的“大情境”和“小情境”何嘗不是值得書寫的“上海經驗”？

上海的15分鐘生活圈和15分鐘走完雅典老城

陳恒在中文版《命運之城》的序言里提到這本書的緣起，最初是希臘建筑師道薩迪亞斯從1963年起每年召集跨學科合作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提洛會飲”，重興古希臘的社交儀式，邀請數十位當世的專家學者在愛琴海的提洛島探討全球城市化的前景。湯因比受邀參加了第一屆“提洛會飲”，他終身對人文地理城市保有研究興趣，也渴望跳出1960年代混亂喧囂的西方社會，找尋一種可以被理解的秩序，這促使他編撰《命運之城》，并且邀請道薩迪亞斯撰寫這本集體著作的最后一章《未來的世界城市》。

60年前，湯因比和他的學術朋友圈以強烈的入世精神，喚起普通公眾對全球城市化發展的關注，希望過往的歷史經驗能被合理有效地再度運用在當代社會。時至今日，《命運之城》也成了一種等待被再運用的歷史經驗。

道薩迪亞斯召集“提洛會飲”，湯因比編撰《命運之城》，這些專家、學者和藝術家所面對的大環境是二戰后的歐美城市急速擴張，大規模人口流動以及人口激增造成巨型城市，倫敦、紐約、費城和波士頓這些特大城市是很難被人們具體感知的“龐然大物”，城市空間的演變和結構性劇變給普通人帶來很大的壓力。湯因比給出一張意味深長的對比圖，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城區面積是1.8平方公里，而1960年的紐約地理面積超過1萬平方公里。1.8平方公里的雅典，意味著這個城市的面積和現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園等大，城中生活日常“15分鐘步行可達”。

陳恒和羅崗笑談，書中提到的案例和數據，常讓人“錯把他鄉當家鄉”。比如，“數量驚人的工人乘坐地鐵、公交、私家車和渡輪涌入涌出，交通是至關重要且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更多的人，更多的汽車，更多的辦公樓，更多的公寓，隨之而來更多的問題。城里人出生在這個國家各處偏遠的地方。這座城市的繁忙吸引著大量的人，它是國家的金融和藝術中心，它是年輕人、樂觀者和野心家的圣地。”這寫的是紐約，但恐怕會讓上海人深感認同。以及，湯因比想念并向往“15分鐘步行圈的雅典”，上海當下的城市建設追求的“15分鐘生活圈”，兩者不謀而合。如此種種都證明，《命運之城》所具備的問題意識至今仍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