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府新論》投稿“新政”看國內期刊的發表困境

2025年4月21日，國內知名刊物《天府新論》的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則投稿提示，引發廣泛關注。該提示總計有6條，可以簡要概括為：

1、不歧視身份，不提倡導師“掛名”，鼓勵碩、博士生以第一作者發表論文；2、不對一稿多投作者作納入黑名單的懲罰；3、不要求投稿時遵照該刊引證規范；4、一篇文章只允許掛一個基金項目，并要求基金項目與擬發表論文具有實質性關聯；5、該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費；6、該刊未與任何論文中介機構合作。

除去后三條顯得較為常規外，《天府新論》的前三條提示在國內眾多的期刊投稿要求中（顯性或隱性的）顯得相當“特立獨行”，稱之為投稿“新政”不為過。截至本文的寫作日期（2025.4.22），該篇文章已經收獲了近五萬的閱讀量，以及五千多的轉發量，不難看出眾多學者對其“新政”的充分肯定與認可。

《天府新論》之所以能以如此“離經叛道”之舉卻收獲大量的支持，是與當前國內期刊論文發表困境息息相關的，筆者曾戲言“天下苦期刊虐待久矣”。嚴格來說，其第二與第三條“新政”，與當前國內通行的學術倫理及雜志運行規范存在著直接沖突，而第一條是對目前普遍流行的碩博士身份歧視的公開糾偏，這三點“新政”劍指國內期刊長期存在的頑疾與弊端。

“新政”非但沒有遭到質疑，反而引來大量學者的支持，反映了學術共同體對目前國內期刊領域內廣泛存在的不合理境況的不滿。群體的不滿不見得天然就是正確的，為此，針對這三條“新政”，我們不妨對此進行深入剖析一下，看看是否觸碰到了國內期刊的頑疾？如果結論正確，那也為國內期刊的后續發展與進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01

對碩、博士生的身份歧視問題

碩、博士生在期刊發表過程中的“掛名”問題，是國內學界長期存在的一塊“灰色地帶”。由于相當一部分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出于自身發展的考慮，普遍存在隱性的“身份歧視”，甚至直言不接收碩、博士生的一作論文，除非將導師列為第一作者。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止2023年底我國在校研究生總數為388.3萬人，由此可見，這種歧視所涉及的人群是多么龐大，而且隨著擴招政策的延展這種緊張會愈發激烈。

“掛名”歧視現象并非是個例。根據中青報2020年的一篇名為《怎樣支持青年學者獨立發表學術成果》的報道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寧教授表示，根據其簡單的統計，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發表博士生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占總發稿量的比例在4%以下，而碩士生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已基本絕跡。劉寧教授還指出，人文社科領域內許多本應是學生獨立署名發表的文章，現在則大量成為師生合署，占到期刊總發文量的10%-30%之間，這一現象實際是許多學生常常面臨導師不掛名，論文就無法發表的尷尬局面的一個側面寫照。無獨有偶，林尚立先生2024年在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預印本平臺建設研究》一書所作的序言中，也同樣提及了類似的情況。他指出，人文社科類核心期刊發表博士研究生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數占4%以下，且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統計，受此影響，至少還有15%的優秀論文發表在非核心期刊。

與碩、博士生獨立發表論文的困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期刊對該問題的態度。在光明日報2021年6月2日第11版中，著名核心期刊《新疆師范大學學報》主編李建軍教授表示期刊“不約稿，沒有出路”，其負責的《學報》“專家約稿量占年度發稿總數的90%以上”。

不接受碩、博士研究生獨立署名的論文并非某本核心期刊的個別行為，而是具備相當的普遍性。通過萬維書刊網（https://www.eshukan.com）高級檢索獲取的數據來看（見表1），核心期刊的身份歧視問題的確非常嚴重。

表 1

根據表1的數據可知，在CSSCI來源期刊（2023-2024）中，允許碩、博士生獨立署名發表的刊物約占總期刊數的10%，這一比例在CSSCI擴展版（2023-2024）和CSSCI（2023-2024）收錄集刊中則分別約為12%和13%，綜合來看，只有十分之一多一點的核心期刊不歧視投稿者的身份。

國內期刊作者“身份歧視”問題由來已久，從早先的看重機構聲望的單一歧視，已經演變為當下的多元廣譜歧視，造成歧視升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理應獲得學界的廣泛關注和研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有關該問題的有針對性的研究反而非常稀缺。從知網收錄的數據來看，以“學術歧視”和“期刊身份歧視”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僅有兩篇內容高度相關的具體研究，分別是劉晶芳于2015年發表的《學術期刊對青年學者投稿歧視現象研析》以及鐘昭會于2017年發表的《學術期刊稿件選用中的學術歧視現象探析》。

影響面如此大的歧視性行規卻少有人去關注，這是頗為吊詭的現象：一方面，盡管期刊的身份歧視問題早已有之，但直至今日也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另一方面，管理部門、期刊運營方與眾多投稿者卻能如此和諧相處，這是多方合謀還是恐懼性沉默？如此一個與學術共同體利益息息相關的重要問題，十多年來的相關研究卻如此稀少，儼然成為了人們口中“房間里的大象”。

從國家政策安排角度來看，這一問題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變得更為嚴重。在今年1月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中，明確提及要“擴大研究生培養規模，穩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內的碩博士生的數量會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而這一趨勢會使得有關碩、博士生論文發表的署名問題更為嚴峻。以南京大學文學院為例，其博士生的畢業要求明確提及需要“在CSSCI來源期刊（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校文科學報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發表論文2篇。”鳥瞰全國，2篇C刊的標準幾乎成為國內高校博士生畢業的黃金準則，如果國內期刊的身份歧視問題不能得妥善解決，那么這一“僧多粥少”的情況將會隨著擴招進一步惡化。

暫且不論未來的博士生畢業發表標準是否會調整，關鍵的問題在于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對問題本身的回避，或者說是對期刊身份歧視問題的妥協。對碩、博士生的身份歧視，嚴重削弱了國內科研后備力量的學術熱情以及創新動力，也加劇了優質稿件、研究成果的外流，并使得學術腐敗現象更容易滋生，這些情況無一例外都不利于國內學術界的科研生態環境的改善與建設。

總體來看，國內期刊對碩、博士人群的身份歧視問題已經具備了：時間長、范圍廣、形式嚴峻這三大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新政”設立的問題靶標定位準確。

02

“一稿多投”問題

“一稿多投”現象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非常嚴重的“科研不端”行為，因而遭到幾乎所有期刊的強烈抵制。許多期刊在確定了投稿者一稿多投的行為后，通常還會有“黑名單”、撤稿等一系列的相應懲罰措施。根據我國的《學術出版規范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 ( CY/ T 174—2019)的相關規定，一稿多投也被明確地定性為學術不端行為。

雖然從國家及期刊的角度來看，一稿多投都被認定為學術不端行為，但這一現象卻仍然廣泛存在于國內學界中。針對這種矛盾的現象，部分學者從投稿群體出發，認為當今國內期刊發表面臨“僧多粥少”，的現實困境，使得數量龐大的高校青年教師存在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也導致“一稿多投”的局面難以根除。也有學者從期刊角度出發，認為多數期刊沒有按照《著作權法》規定完成審稿或明確約定審稿時限，而許多有約定的期刊也并未嚴格執行。過長的審稿時間使得相當一部分投稿者為避免這一巨大的時間沉沒成本，轉而采取了一稿多投這一做法。

雖然國內外的大部分期刊仍然反對一稿多投，但這一情況目前似乎在逐漸改變。2023年，Dritjon Gruda在《Nature》職業專欄中對期刊行業普遍存在的“一稿多投禁令”率先發難。他指出這一禁令是前數字時代的遺留物，在當今這個時代已經失去了原本的意義，反而成為科學發展的阻礙。同年，Cell出版社啟用“Cell Press Multi-Journal Submission”平臺，公開允許一稿多投，為一稿多投禁令的改革方向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向。受此影響，在國內，許多學者也對廢止并改革這一禁令表達了支持的觀點。

然而，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常常被無端忽視了：一稿多投的真正危害究竟在于何處？對于該危害的描述是否被人為夸大了？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這種行為會造成資源的浪費：一方面，此類稿件會造成編輯、審稿人的重復勞動，浪費審核的資源。另一方面，一稿多投可能導致的一稿多發，則會導致期刊有限版面的浪費。

客觀地說，一稿多投的確會造成以上兩種浪費的可能性，但是，這種潛在的浪費所帶來的收益又是什么呢？ 難道我們念茲在茲的投資-回報原則在出版領域失靈了？

在深入這一問題之前，需要明確一個重要的前提：國內期刊與國外期刊在運營目的上存在重大差異。國內期刊絕大部分都是非營利性的大學及學會期刊，受國家或公立機構的經費支持，并不屬于真正的市場化運作模式，西方的大多數期刊則是高度商業化與市場化的，甚至是純粹商業性質的產品。盡管不可否認的是其在推動科學知識進步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其商業本質使其并不如國內期刊那般“純真”。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推論——國內期刊的主要目的，在于促進知識的傳播與科技的進步，而并非獲取經濟利益，所以當違規出現時，從知識傳播的宏觀角度而言，一稿多投所帶來的社會收益要大于其運行成本，如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各種文摘類雜志、以及各種書籍的再版等，與一稿多投類似也是重復出版（后者無非是觀眾喜歡而質量又得到更多驗證而已）。

從這一前提出發，便可揭示國內期刊對一稿多投的反對理由中存在的諸多模糊性。

第一，一稿多投是否造成了審核資源的浪費？

《eLife》的主編Michael Eisen曾表示過歡迎作者將已發表的文章投向其他期刊，因為新的科學成果理應被多個學術團體評價和審查的觀點。從確證科學成果的可靠性角度而言，一稿多投的確能夠使一項成果經歷更多的驗證從而獲得更高的可靠性。再假設審稿人水平相當的情況下，顯然一項得到越多學術團體認可的科研成果，越不容易存在各類學術不端的情況。對于西方的期刊而言，由于其商業屬性占有重要權重，審核資源的投入是其不可忽視的成本之一，若一稿多發導致其前期用于審核的成本最終因沒有收獲論文發表權所帶來的收益，導致其潛在經濟利益受損，那么其反對這種行為是符合經濟學原則的。但對于國內期刊而言，其首要目標在于促進知識的傳播和科技的發展，既然如此，更為嚴格、更多學術共同體成員參與和審核，反而有利于這一首要目的的達成。

第二，一稿多投導致的一稿多發是否造成期刊版面的浪費？

從接受程度來看，許多國內學者盡管可能會贊成一稿多投，但很少會有贊成一稿多發的。從西方資本辦刊的視角看來，難以容忍一稿多發的行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知識產權的排他性，這一行為無疑會導致自身期刊的銷量受損，影響其經濟利益。然而，我國期刊的非營利性質決定了促進知識傳播和科技發展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不妨進行如下的思想實驗來探析一下一稿多發可能造成的影響：

①假設存在兩本期刊

②兩本期刊都發表了同一篇論文

③兩本期刊的受眾群體重合度較低/③’兩本期刊的受眾群體重合度較高

假設第一種情況，命題①→②→③所展現的一稿多發造成的影響，由于兩本期刊的受眾群體重合度較低，那么顯然一稿多發反而促使一篇論文的傳播范圍得到擴大，這與國內期刊辦刊的主要目的是符合的。盡管一稿多發可能會影響刊物的影響因子、銷售量等指標，但由于該結果并不與主要目的沖突，整體社會收益遠大于期刊的成本或損失，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謂的“版面浪費”現象。

假設第二種情況，命題①→②→③’所展現的，則情況稍有不同。為方便論證，不妨極端化期刊受眾群體的重合度，將該數值設為100%（這是最糟糕的情形），即兩本期刊的受眾群體完全一致。那么顯然，一稿多發的確造成了浪費。因為從期刊的主要目的來看，若兩者受眾群體一致，那么僅其中一本也能夠完成該篇論文的傳播任務，而另外一本期刊的存在則是不必要的無效出版。既然如此，一種更為合理的方案或許是裁撤掉其中一本期刊或將兩本期刊進行合并。這不僅不影響知識的傳播，甚至還能夠減少國家和機構盲目投資造成的不必要資源浪費，可謂是一舉兩得。

從以上的思想實驗能夠得到一個結論：若是一些期刊的受眾群體重合度不高，一稿多發并不存在嚴重的資源浪費情況，反而有利于知識的傳播，因而這一禁令也就明顯不合理；而若是期刊的受眾群體重合度較高，的確會導致浪費現象，但把板子完全打在一稿多投/一稿多發身上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一稿多發實際上是期刊領域里的重復生產，解決發現者并不會使得這一問題本身得到解決。合乎邏輯的做法應當是減少領域高度重復的期刊數量或是對一些相關期刊進行合并，最根本的做法是細分賽道，承載最多元化的知識。這樣一來，不僅能夠解決期刊版面的浪費問題，還能解決國家及機構撥給期刊經費的浪費問題。

對于一稿多投甚至是一稿多發，學術界的認知有些糾結和擰巴，心理上同情一稿多投，但是對于一稿多發則不認同，問題是一稿多發了就構成學術不端了嗎？許多優秀論文和科研成果的反復曝光反而有利于學界整體的學習和進步，并非是“一重復就浪費”。如果說一篇論文出現在兩本不同期刊上就被斥責為“學術不端”或“資源浪費”，那么被廣泛認可的《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等期刊以及不斷出版的各種經典論文不就是典型的學術不端和資源浪費的代表嗎？顯然，這種認知是錯誤的。

這一現象或許也從側面反映了國內期刊的店大欺客以及權利壟斷的做派：我可以負天下人，而天下人不可以負我的潛臺詞。試問這對作者公平嗎？稿件投出去幾個月杳無音信，如泥牛入海，而你不能有任何避險與挑戰的措施，白白耗費幾個月的無效等待時間，這種對作者時間的侵蝕，不僅僅影響作者的人生規劃，而且也阻礙了知識的更新速度，相信投過稿的人對此都有深刻體會。一稿多投恰恰是一種來自作者方的風險對沖機制，同時對期刊也是一種倒逼機制。這一境況如果長此以往地發展下去，其結果很可能使得國內的期刊成為“四不像”——既不能獲得國外期刊一樣的經濟效益，又不能完成其傳播知識、促進科技發展的目的。

03

文獻引用格式問題

文獻引用格式影響著文獻的傳播、交流以及應用等諸多方面，是一篇優秀論文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規范這一格式，能夠有效促進學術共同體內部的知識流通效率并減少可能出現的不端行為，是利好期刊、研究者的一舉多得的好事。

然而，這一件好事似乎被“辦壞”了。上海交通大學的李俠教授曾就此進行過批判。他指出“許多期刊各家都有自己的文獻標注格式，改起來異常繁瑣。”但這一徒增研究者工作量的規定卻有一個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捍衛學術規范”。

李麗等人在2020年的研究指出，截至2019年底，國內約9.6%學術期刊標注了“引用格式”供投稿者作為標準。然而根據其抽取的41本期刊的例子來看，各個期刊似乎都在“各自為政”，有著獨屬自己的一套特定的引用格式，其中一些甚至還與國家發布的標準《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T 7714—2015)》存在著沖突。但可能更需要引發學界關注的問題在于，關于文獻引用格式的相關研究在國內幾大學術期刊論文數據庫中所檢索到的相關針對性研究僅僅只有個位數。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關標準化和規范化國內期刊的引用格式的提議早已存在，遠非一個新問題。早在2011年，范雪梅等學者就在《編輯學報》上發文，列舉了標準化引用格式所能帶來的利好。在當時，該文便已經發現，眾多期刊的參考文獻格式五花八門，極其復雜的情況。因此，他們曾建議各期刊論文的引用格式，應盡量參照當時的國家標準《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來設計。可惜的是，這一建議顯然沒有被各家期刊采納。

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期刊傳承的歷史因素，也有條塊分割帶來的各自為政的亂象，但決定性因素絕對是國家監督的缺失。上文提及過，由于國內期刊絕大部分是非營利性質的，運營經費主要來自國家和各機構的預算撥款，如果我國政府強制所有其經費支持的期刊（包括一些間接的）參照其最新的《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T 7714—2015)》作為統一的文獻引用格式，并規定截止日期，逾期不改正者停止一切撥款，那么相信這一問題很快就能得到完美的解決。毋庸置疑，統一國內期刊的文獻引用格式幾乎能使包括期刊在內的所有群體受益：對于眾多學者而言，這大大降低了其花費在更改引用格式上的時間，進而提升了科研的效率；而這一舉措同樣使得各期刊的編輯能夠更高效地審核稿件的參考文獻，加快了審核速度；此外，統一的引用格式還能夠減少引用時可能產生的錯誤以及潛在的學術不端現象。可以說，這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事情，即使在全國強制性地推行，也具備高度的正當性及合理性。

04

總 結

《天府新論》的投稿“新政”猶如一枚石子，打破了中國期刊界江湖的僵化與保守的面紗，圍繞投稿“新政”中的三個條款，筆者認為，首先，打破碩、博士的身份歧視，可以極大地煥發中國科技共同體的創新熱情；其次，允許一稿多投，可以倒逼期刊改革運行機制以及增加作者的選擇權，從而推進知識傳播與科學進步的速度。另外，一稿多投不等于一稿多發，應該禁止此類行為，即便偶爾出現了一稿多發事件也遠未達到十惡不赦或者學術不端的級別；第三，統一參考文獻格式，既可以實現提高科技共同體的科研效率，也可以實現對科技期刊的統一管理，從而更有利于知識的傳播與擴散，助推中國科技發展。

這些微小的改革就相當于去除中國科研生態環境里的各種越積越多的“藤壺現象”。《天府新論》的此次“新政”，儼然表明越來越多有抱負、有勇氣、有德行的學術團體及個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破除國內學界中的頑疾貢獻著力量。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許我們正在見證這一歷史時刻的到來。

華瑋琦，南京大學哲學學院碩士研究生；李俠，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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