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關于試魁手抄《紅樓夢詩詞選》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2005年1月，胡文彬先生撰成《一部鮮為人知的清代抄本〈紅樓夢〉——試魁手抄〈紅樓夢詩詞選〉的特別報告》一文，隨后發表于《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3輯。

胡文彬《一部鮮為人知的清代抄本紅樓夢》

胡先生在文中披露了藏于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的一部清嘉慶年間的抄本《紅樓夢詩詞選》，因該抄本在“各種版本目錄專書中從無有人著錄”，“亦不見百年紅學專書專文中有人提及”，且“此抄本中所抄錄的〈紅樓夢〉詩詞曲賦、誄文、小啟有相當重要的‘異文’絕不同于已經發現的十余種早期抄本”，故胡先生得出結論：“我相信，本報告的發表不僅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早期脂評抄本確實存在，而且必將對早期抄本演變和流傳的研究提供一個嶄新的內容。”①

如果這個結論能夠成立，則《紅樓夢詩詞選》的存在也就為徹底否定歐陽健先生所謂的“程前脂后”說又增添了一個有力的證據。所以，很快就有學者“毫無保留地肯定”了胡先生的觀點：“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據，證明不晚于嘉慶22年的時候，帶脂批的本子還在世間流傳，而嘉慶時期有人默認了脂批的創作時間是在嘉慶三年《續紅樓夢》成書之前的。”②這是對胡先生文的正面回應。

然而，2013年歐陽健先生在對胡先生的這篇文章“遲延八年的閱讀”③后，卻讓他產生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虛幻感。

為不斷章取義，讓讀者更為全面地了解歐陽先生的觀點，現先將相關文字引錄如下：

歐陽健《紅學歷史現狀譚》

但我看到的《紅樓夢詩詞選》書影，右半的“我所居兮清埂之峰我所游兮鴻蒙太空誰與我游兮我④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與左半的“續紅樓夢⑤酒令”（不是“《續紅樓夢》中的詩文”），中間有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線，而且字跡截然不同，分明不是同一人在同一時所書。

把別一人所抄的無關緊要的“續紅樓夢⑥酒令”（不是“《續紅樓夢》中的詩文”），與《紅樓夢詩詞選》粘合在一處，其用意就是讓“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書”得以廁身其間，從而提高《紅樓夢詩詞選》抄本的身價。

讓《特別報告》失分的，是對所署“嘉慶三年雪塢秦氏作”的鑒定，以及“前面所抄詩詞時間早于嘉慶三年或在此后不久”的推論。秦子忱《續紅樓夢》三十卷，嘉慶四年（1799）抱甕軒初刊，內封三豎欄，題“嘉慶已⑦未新刊，續紅樓夢，抱甕軒”。《續紅樓夢》嘉慶四年（1799）方刻印，“千山試魁”在嘉慶三年怎么可能抄到《續紅樓夢》的酒令？

張云先生《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第35頁將秦子忱《續紅樓夢》版本臚列完備，除嘉慶四年抱甕軒本外，其他版本均在光緒八年之后，還有1920年、1921年的石印本，怎么不見得“千山試魁”是從這些本子抄得的呢？為了掩蓋這一事實，《特別報告》注釋④云：“秦雪塢（子忱）撰《續紅樓夢》，嘉慶三年戊午年（1798）抱甕軒刊本第9回。”這就不是一句疏忽所能解釋得了的；他尤其不該察知“嘉慶三年”抄錄“嘉慶四年”的不可能，杜撰出一個“嘉慶三年”的版本來，這就不是一般的問題了。⑧

《世紀回眸：當代紅學的記憶》

顯然，歐陽先生對胡先生《紅樓夢詩詞選》的研究做出了負面的評價，并加上了“失分”“掩蓋”“杜撰”“不是一般的問題”等嚴厲之詞。

那么，實際情況到底是怎樣的呢？為弄清楚《紅樓夢詩詞選》研究中的這些爭議問題，2024年底在參加完北京曹雪芹學會的學術年會后，經事先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石中琪先生溝通好以后，并在他的安排、協助下，我同北京曹雪芹學會常務理事顧斌先生及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副研究員李虹先生一起，專程到該院圖書館查驗了《紅樓夢詩詞選》手抄本原件，⑨于今，本文嘗試著對歐陽先生文中幾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做出分析，以澄清其對胡先生《紅樓夢詩詞選》研究中的不實言辭，還原事實真相。

下面擬將歐陽先生的觀點概括成“黑白分明的界線”問題、“失分”問題、“杜撰”問題等幾個部分，分別予以論述。

一、“黑白分明的界線”問題

毋庸諱言，有“清明日書”抄寫題記的那一頁，胡先生文中的“書影”⑩確實顯示出了“有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線”，但這條“界線”是怎么形成的呢？這是需要弄清的問題，因它涉及到此條“題記”的真實性問題，事關重大。

然而遺憾的是，胡先生文中并未提及“界線”形成的原因，而歐陽先生在沒有親驗原件的情況下，卻判斷為是后人“把別一人所抄的無關緊要的‘續紅樓夢酒令’（不是‘《續紅樓夢》中的詩文’），與《紅樓夢詩詞選》粘合在一處”后所形成的，也就是說，這里“黑白分明的界線”是所謂的“粘合”痕跡。

然而，經目驗原件，真相卻是：

這所謂的“黑白分明的界線”完全是在前后兩頁的裝訂線之處，是拍照者為了將這里前后的兩頁面同時拍照下來成為一張圖片、因圖片的黑白二質化后而出現的痕跡，亦即，是在前后頁間的裝訂線處形成的“界線”，而在“界線”前后的同一頁中沒有任何的“粘合”痕跡，均為完整的一頁。

抄本書影

現據館方提供的彩色圖片，揭述這兩頁的情況如下：

后一頁A面，即“書影”中間那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線”的左邊，亦即從“我所居兮……”句開始，是此面的第一行（此行非常接近裝訂線），到“第三個骰上鐫……”為止，是第九行，此為完整的一頁，沒有“粘合”的痕跡。

在“黑白分明的界線”的右邊，即前一頁的B面，“書影”所顯示的三行文字，即“天外書傳天外事，兩番人作一番人”到“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這一行，只是前一頁B面的后三行文字。

據館方提供的彩色圖片可知，第一行文字是從“匾 真如福地 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第一一六回）開始的，第二行是“匾 福善禍淫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前因后果，須知親近不相逢”（第一一六回），第三行是“喜笑悲哀都是假，貪求思慕總因癡”（第一一六回），第四行“內典語中無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第一一八回），第五行“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第一二〇回），接下來才是“書影”顯示的后三行文字，11它們都是《紅樓夢》中的文字。

抄本書影

也就是說，“書影”顯示的文字分別應是前一頁B面的第六行、第七行和第八行文字。此面加上前五行文字，總共八行。而且這一頁也是完整的一頁，并無任何的“粘合”現象。

至于胡先生文中為何將前一頁B面前五行的文字剪掉與后一頁A面連接在一起，制作成現在的“有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線”的“書影”圖片，胡先生文中沒有交代，原因已不可知了，只能深感遺憾。

我的推測，可能是為了表明從前一頁B面的“說到辛酸處”到后一頁A面的“歸彼大荒”止，都是一人所寫的“行書”，字跡相同，可證千山試魁《紅樓夢詩詞選》抄本的真實性，故制作成這樣，亦未可知。

這樣，事實已經很清楚了，這里的“書影”中出現的所謂“黑白分明的界線”，就是圖片的拍攝者（或許就是胡先生本人，不敢確定）將前后兩頁面合照時，因拍照時黑白二質化后在書籍的裝訂線處所形成的痕跡，根本不是如歐陽先生所說的是“把別一人所抄的無關緊要的‘續紅樓夢酒令’（不是‘《續紅樓夢》中的詩文’），與《紅樓夢詩詞選》粘合在一處”后所形成的“粘合”痕跡，歐陽先生的判斷與事實不符，不能成立。

歐陽先生致誤的原因，顯然是因沒有親驗原件之故，這是主觀原因。當然，也不必諱言，這張“書影”圖片本身的不完整性（有缺失部分），或許也是歐陽先生判斷失誤的原因，這是客觀因素。

《紅樓新譚》

然而，從根本上來說，歐陽先生僅據“書影”，在全然不知這張圖片的拍攝用意以及圖片制作的具體情況下，就據此貿然定性為“粘合”痕跡，進而做出“其用意就是讓‘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書’得以廁身其間，從而提高《紅樓夢詩詞選》抄本的身價”的負面判斷，不能不說還是輕率了些，讓人遺憾。

如此，在澄清了所謂的“界線”之后，就可對有“題記”的后一頁A面的真實性問題做判斷了。

有“我所居兮……”的后一頁A面，右半“行書”內容是《紅樓夢》詩詞，左半“楷書”內容是《續紅樓夢》中的“酒令”（第九回）。從這種情況來看，客觀現實可能即是：操“行書”的抄手在抄完《紅樓夢》詩詞之后，即抄完“歸彼大荒”后，留下了剩余頁面，而操“楷書”的抄者就在這剩余的空白處開始接續抄錄秦子忱《續紅樓夢》書中的“酒令”了，又在“酒令”下面寫下了“嘉慶三年雪塢秦氏作，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書”的題記，標記抄寫的時間。

故這個題記是真實的，不管是不是同一人或同一時所書，都是抄錄者對當時抄錄情況的真實記錄，抄錄的時間就在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的清明日這天12，根本不存在任何主觀有意“粘合”作假的可能性。

《紅樓析論：曹學與紅學的融合》

另外，再多說一句，“界線”左右兩側的字跡，也絕不是如歐陽先生所說“字跡截然不同”。

事實是這里的字跡是相同的——都是“行書”，且“與前80回詩文抄錄書法風格又完全一致，只是墨色略淺淡”13些。

請對比前一頁B面第七行“說”字與后一頁A面第二行的兩個“誰”字的“讠”字旁寫法以及前一頁B面第七行的“荒”與后一頁A面第三行的“荒”字寫法，就可知書寫風格均相同一致，為一人手筆應無疑。

可見，“字跡截然不同”的應是后一頁A面緊接著“行書”抄錄的《紅樓夢》詩詞“歸彼大荒”后所抄錄的“續紅樓酒令”，其字跡“是工整的小楷，墨色亦較深”14。

也就是說，這里抄錄的《紅樓夢》詩詞筆跡，從書法、內容兩方面來看，都極有可能是同一人抄寫的。

至于抄錄“續紅樓酒令”的人，不管是不是同一抄錄者，是不是“同一時所書”，他又在空白處接續抄錄了《續紅樓夢》中的“酒令”，也應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是沒有什么特別的“用意”的，抄者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完全不影響抄錄者落下“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書”題記的真實性。

要之，抄本《紅樓夢詩詞選》這前后的兩頁都沒有“粘合”的痕跡，歐陽先生的判斷是錯誤的；有時間標記的“題記”是真實可信的，胡先生的結論正確：這條“題記”足以證明“程前脂后”說與事實不符，不能成立。

《紅樓別論》

二、“失分”問題

歐陽健先生說“讓《特別報告》失分的，是對所署‘嘉慶三年雪塢秦氏作’的鑒定”及其“推論”，事實果真如此嗎？回答顯然也是否定的。

這涉及到秦子忱創作《續紅樓夢》的時間問題。

據《紅樓夢大辭典》“秦子忱”條介紹：“號雪塢，隴西人，官兗州都司，生卒年代不詳。其《續紅樓夢》成于嘉慶二年（1797），三年九月中旬自序，有嘉慶四年刊本。”15

又，在“《續紅樓夢》”條亦云：“秦子忱著。三十卷。故事接一百二十回之后展開。清嘉慶四年（1799）抱甕軒刊本，扉頁題‘嘉慶己未新刊，續紅樓夢，抱甕軒’。正文每面9行，行20字。書首頁鄭師靖序，次譚溁題詞，次凡例六條，次弁言及題詞。”16

《紅樓夢大辭典》

對其人其書的介紹也是比較清楚的。

如今，我們就來看看秦子忱的“弁言”：

《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者數十年，余以孤陋寡聞，固未嘗見也。丁巳春，余偶染瘡疾，乞假調養，……同寅中有此，即為借觀，……匝月讀竣，而疾亦賴是漸瘳矣。……晤鄭藥園山長，……藥園戲謂曰：“子盍續之乎？”余第笑而頷之，……（藥園）復致書曰：“《紅樓夢》已有續刻矣，子其見之乎？”……因多方購求，得窺全豹。……

余不禁故志復萌，戲續數卷，以踐前語。不意新正藥園來郡，見而異之。一經傳說，遂致同寅諸公，群然索閱。自慚固陋，未免續貂，俯賜覽觀，亦堪噴飯，又何敢自匿其丑而不博諸公一撫掌也耶？嘉慶三年九月中浣雪塢子忱氏題于兗郡營署之百甓軒。（著重號為筆者所加）17

秦子忱在“弁言”中已經將創作《續紅樓夢》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說得清清楚楚了。“丁巳春”，即嘉慶二年（1797），他染疾“乞假調養”，才首次“借觀”一直想見的《紅樓夢》，“匝月讀竣”。

后來朋友鄭藥園曾開玩笑地對他說你何不去續《紅樓夢》？鼓勵他續作。復又告訴他《紅樓夢》已有續書了。

然秦子忱在“多方購求，得窺全豹”后，卻對續書頗為失望，遂“故志復萌”，“戲續數卷”。這些都是發生在“丁巳”年即嘉慶二年（1797）的事。

《續紅樓夢》

也就是說，秦子忱的《續紅樓夢》應創作于嘉慶二年，且在本年內似已完成。因為“不意新正藥園來郡，見而異之”一句，已經表明，在嘉慶三年（1798）的春節期間，他的朋友鄭藥園已經見到了這本《續紅樓夢》書稿，并表示詫異了。

“弁言”的落款時間是“嘉慶三年九月中浣”，也就是1798年9月中旬，表明秦子忱的續書在此時已經是處于一種定稿的狀態。

當然，我們也可以作一些合理的推想，即也許在嘉慶三年“新正”至九月中旬的這段時間里，秦子忱對續書可能會再做一些修改、潤色等等文字完善方面的工作，但到了“嘉慶三年九月中浣”就已然定稿了，之后便是刊刻出版。

而我們現已得知，《續紅樓夢》確實是在后一年，即嘉慶四年（1799）由抱甕軒“新刊”的。如此，則《續紅樓夢》的續寫、刊刻時間線也就是非常清楚明晰的了：嘉慶二年丁巳（1797）續書初創→嘉慶三年戊午（1798）修改定稿→嘉慶四年己未（1799）刊刻出版。

這樣看來，操“楷書”的抄手在《紅樓夢詩詞選》的空白處抄錄秦子忱《續紅樓夢》中的“酒令”時，落下的“嘉慶三年雪塢秦氏作”的題記，正是來自于秦子忱《續紅樓夢》中的“弁言”，這個時間真實地反映了秦子忱創作《續紅樓夢》的實際情況。

抱甕軒刊本《續紅樓夢》

如果不是抄錄者讀過此書的“弁言”，也就不會有這樣的“題記”。換言之，即凡是讀過此續書的抄錄者，他都有充分的理由和條件落下“嘉慶三年雪塢秦氏作”的“題記”的，正確反映出此續書的創作時間。

因此，不管“續紅樓酒令”的抄錄者是誰，他只要能夠讀到嘉慶四年的《續紅樓夢》刊刻本，就必然能夠從續書的“弁言”中得知《續紅樓夢》是在“嘉慶三年”由雪塢秦氏創作完成的。這個結論的得出，不需要考證的功夫，只需要見到續書本身即可。

于此看來，歐陽先生的“失分”說也就不能成立了。

因為在歐陽先生的文字中并未有對上述內容的介紹，在行文中只告訴讀者《續紅樓夢》新刊的時間，即嘉慶四年（1799），而不告訴讀者《續紅樓夢》的“弁言”里，早已清清楚楚地寫明了《續紅樓夢》的創作完稿時間，即嘉慶三年（1798），從而欲以此不完整信息的披露，造成一種胡先生在論述該問題時出現了明顯的時間先后顛倒、錯亂的虛假現象，然后亮出所謂的“殺手锏”來，提出看似有理的反問：“‘千山試魁’在嘉慶三年怎么可能抄到《續紅樓夢》的酒令？”以這個不存在的虛假事實欲一舉推翻胡先生的客觀論述。

顯然，這個目的歐陽先生也是無法達成的。

上文已經說過，任何一位讀者只要手里有“嘉慶四年”《續紅樓夢》的初刊本，那么，他就必然能得知《續紅樓夢》的創作完稿時間是在“嘉慶三年”，這有秦子忱的“弁言”作證，可謂鐵證如山！

《紅樓夢續書考辨》，趙建忠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因此，抄錄者在《紅樓夢詩詞選》留下的空白處，接續抄寫“續紅樓酒令”時，再落下“嘉慶三年雪塢秦氏作”的“題記”，完全是對客觀事實的陳述，是合情合理、實事求是的，時間上絲毫沒有矛盾。

也就是說，這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嘉慶三年”抄錄“嘉慶四年”的虛假事實的發生。既然如此，這位在“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書”寫“續紅樓酒令”的人，怎么就不能抄到嘉慶四年刊刻出版的《續紅樓夢》中的“酒令”了呢？時間上并不矛盾、沖突啊。可知，該“題記”是完全沒有任何時間顛倒問題的！

相反，有問題的反倒是歐陽先生的那句反問本身。胡先生文中并未有“千山試魁”是“在嘉慶三年”“抄到《續紅樓夢》的酒令”這類的語句的，這個反問完全是無中生有、違背事實的。

而且，“題記”的“嘉慶三年雪塢秦氏作，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書”，是同一筆跡的一段完整文字，兩句各有不同的表意功能。

《續紅樓夢全圖》

前一句是針對《續紅樓夢》的完成創作時間而言，且符合客觀實際；后一句卻是在提示抄寫的時間，是在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這天也正好是清明日。

兩句話雖針對的內容不同，但表意是明白的、清楚的，不至于會產生歧義，但是很遺憾，歐陽先生卻硬是看出了歧義，比如這里抄寫者落下的“嘉慶三年雪塢秦氏作”的一句介紹性文字，就被硬生生地解讀成是“‘千山試魁’在嘉慶三年”去抄寫了“嘉慶四年”才“初刊”的《續紅樓夢》“酒令”的曲解之論，并以此責問胡先生。

另外，抄寫者自己說是“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書”寫的“續紅樓酒令”，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如歐陽先生所說是從“光緒八年之后，還有1920年、1921年的石印本”“抄得的呢”？證據何在呢？歐陽先生的這種反問顯然也不能成立。

要之，胡先生的相關論述是嚴謹的、符合客觀實際的，并未有“失分”之處。

三、“杜撰”問題

歐陽健先生對胡先生《紅樓夢詩詞選》的研究還強加了一個所謂的“杜撰”說。他說《特別報告》“為了掩蓋這一事實”（即上文已經分析過的“失分”說），在注釋④里就“杜撰出一個‘嘉慶三年’的版本來”。事實果真如此嗎？回答同樣是否定的。

《特別報告》的注釋④原文是：“‘續紅樓夢酒令’，見秦雪塢（子忱）撰《續紅樓夢》，嘉慶三年戊午年（1798）抱甕軒刊本第9回。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的《續紅樓夢》是己未年（1859）刊本。可參見北大本，第一版第113頁。”18

毋庸諱言，在注釋④中的文字里，確有個別瑕疵和不規范處，頗讓人遺憾。

北京大學出版社整理本《續紅樓夢》

比如：

一是“續紅樓夢酒令”中多出一個“夢”字，從“書影”顯示來看，應是“續紅樓酒令”。

二是“嘉慶三年戊午年（1798）”后應有一個“，”，與后面的“抱甕軒刊本第9回”分開，因為“嘉慶三年戊午（1798）”是就成書時間而言的，隸屬于前句，是緊扣前句中的那個“撰”字說的，非指后一句的刊刻時間。“抱甕軒刊本第9回”是指這些信息來自于刊刻本，自成一句。

三是“己未年（1859）刊本”把時間后置了一個甲子，此“己未年”應是1799年，19即嘉慶四年，不是咸豐九年（1859）。

如果去掉這些瑕疵，注釋④就完全文通字順了，不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讀。但不管怎么說，這里根本就不存在有意的“杜撰”行為。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因為作者在行文過程中出現的瑕疵、失誤，就一口斷定這是作者在“杜撰”。為什么可以看出這是作者的疏忽、失誤呢？道理非常簡單，因為《特別報告》相關論述的正確性、說服力，完全不需要一個并不存在的版本來印證。

《紅樓夢人物談：胡文彬論紅樓夢》

試問：胡先生“杜撰”出一個不存在的版本來，對《特別報告》來說是加分呢，還是減分？是增加可信度呢，還是減少可信度？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作者有何動機非要去“杜撰”一個并不存在的版本來印證自己的觀點呢？這是讓人難以想象的，也是無法理解的。故歐陽先生的“杜撰”說不能讓人信服。

從胡先生的這篇文章來看，疏忽處還不僅止于此，雖頗為可惜，但都應是無心之失，根本談不上是有意為之。

例如：第23頁，在識讀“續紅樓酒令”時，多出一個“夢”字，寫成了“續紅樓夢酒令”20，這顯然是習慣使然；第25頁，在識讀第7回回前詩“相逢若問何名氏”時，將“名”誤寫成了“姓”21，也是因“姓”“名”常連用之故；第29頁，在識讀第52回寶琴口述的《真真國女兒詩》時，將“月本無今古”誤寫成了“月本無古今”22，顛倒了“今古”的順序，仍是習慣影響所致。包括注釋④里的多出一個“夢”字和少一個“，”以及把“己未年”后置了一個甲子，這些都可視為是作者行文時的疏忽，屬無心之失。

雖很不應該、有失嚴謹，但與“杜撰”云云，還是完全沾不上邊的。

就是在歐陽先生自己的文章里（僅就我們討論的這部分文字而言23），也多有行文疏忽處。

比如：在識讀“書影”圖片《紅樓夢》詩詞時，將“吾誰與從”的“吾”誤寫成了“我”；將“續紅樓酒令”，也是習慣性地在“紅樓”后多出一個“夢”字，誤寫成了“續紅樓夢酒令”，而且還是接連誤寫了兩次。

《胡文彬談紅樓》

此外，還將“嘉慶己未新刊”中的“己”誤寫成了差異極小的“已”。不管是何種原因造成了這些文字瑕疵，應該也都是無心之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同理，《特別報告》的注釋④也應作如是觀，胡先生的無心之失雖不應該且讓人遺憾，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大可不必對此小題大做。

要之，對胡先生“杜撰”的批評不能成立。當然，胡先生的疏忽也是不應該的，我們后學也應該引以為戒。

綜上所述，歐陽健先生對《特別報告》的批評都是不能成立的，有些言辭甚至超出了正常學術交流的范疇，帶有明顯的個人情緒，這是非常讓人遺憾的，也是極不可取的。

既然這些批評均不能成立，那么，《特別報告》確實能夠證明千山試魁手抄的《紅樓夢詩詞選》是嘉慶時代的產物，胡先生的基本結論是完全正確的。

當然，胡先生文中個別語句的疏漏和“書影”制作的交代不清等問題，也是不應該的，有失嚴謹。

在肯定胡先生文的基本觀點的同時，也不必為尊者諱，想必胡先生是能夠認同這點的——因為只有這樣，紅學研究才能實事求是，而不被個人的情緒所左右。

《歷史的光影：程偉元與紅樓夢》，胡文彬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附帶說明一句，這篇也是在“遲延八年”才起意寫作24且延至一年后的今天才完稿的文字，主要目的并非在于批駁“程前脂后”說，因為此說實在不值一駁，其學術缺陷致其不能成立是顯而易見的；而是想盡量客觀地總結一下《紅樓夢詩詞選》研究的現狀，期待學人繼續推動此項研究。當然，也想謹以此文紀念胡文彬先生逝世四周年，表達對胡先生的深切哀思。

2023年7月10日初稿

2024年12月30日完稿

注釋：

① 13 14 18 20 21 22 胡文彬《一部鮮為人知的清代抄本〈紅樓夢〉——試魁手抄〈紅樓夢詩詞選〉的特別報告》，《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3輯。

② 此為曹震先生的觀點，發布于網絡平臺，現已無法得見原文，經聯系曹先生本人，他也沒有存留原文，甚為遺憾。故現轉引自歐陽健文《紅學歷史現狀譚》，《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③ 歐陽健《紅學歷史現狀譚》，《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④ 志按，“我”字誤，原文應為“吾”，見書影。

⑤⑥ 志按，“夢”字衍，原文無“夢”字，見書影。

⑦ 志按，歐陽先生原文如此，但“已”字誤，應為“己”。

⑧ 歐陽健《紅學歷史現狀譚》，《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另見歐陽健《紅樓詮辨》書中《千山試魁抄本〈紅樓夢詩詞選〉解析》部分文字，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93-195頁。

⑨ 2024年12月23日我與顧斌先生在結束了北京曹雪芹學會2024年年會后，于當天上午9時至中午13時，在石中琪、李虹兩位老師的安排、協助下，一起在該院圖書館204室查看了此手抄本原件。我們四人均戴著手套小心翼翼地翻看了一遍，并用白紙條放在了我們認為需要拍照掃描的所在頁之中，以備由圖書館工作人員后期完成此項工作之用；且石中琪老師在我們都看完了一遍后又認真仔細地翻看了一遍，李虹老師還做了相關的記錄。因館方有規定，我們一行人是不能私自拍照、復印的，只能由館方提供圖片。在此對館方相關工作人員表示由衷感謝。

⑩ 該書影來自胡文彬先生文。

11 此圖為館方后期拍攝，由石中琪老師在文章即將發排時發送給我，謹致謝忱。

12 查鄭鶴聲編《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嘉慶二十二年（1817）二月十九日恰是“清明日”。鄭鶴聲《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03頁。

15 16 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紅樓夢大辭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2頁，第968-969頁。

17 一粟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第一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44頁。又見[清]秦子忱撰，華世瑞點校《續紅樓夢·〈續紅樓夢〉弁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此本文字除“同寅中有此”前多出一“聞”字作“聞同寅中有此”和部分標點有異外，其余與中華書局版文字均同。

19 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的《續紅樓夢》“點校說明”：“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嘉慶己未（四年，1799）抱甕軒刊本排印。”[清]秦子忱撰，華世瑞點校《續紅樓夢》，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3 其他文章里也有行文疏忽處，且一處重要的疏忽可能還誤導了后來的研究者，見拙文《號“宜泉”的昆明人王運昌不是〈春柳堂詩稿〉的作者》，《紅樓夢學刊》2024年第5輯，第132-133頁。

24 初稿為提供給北京曹雪芹學會2023年12月在國家植物園臥佛山莊召開的學術年會的參會論文，《曹雪芹研究》2024年第1期的“年會綜述”中被提及，見第1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