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來自“河南”

老廣習慣把今天海珠區稱為“河南”，不少人認為是該區位于珠江南岸的原因，其實不盡然。廣州市區靠近珠江的街巷叫作“海傍街”，一德路和海珠廣場一帶舊稱“海皮”，江上曾經的兩個小島名“海珠石”、“海印石”，為何唯獨珠江南岸地塊不用“海”，而稱“河”南？這就不得不提東漢時期下渡村走出的大V——楊孚。

楊孚像（圖源廣東省情網）

楊孚是史載最早入朝為官、著書立說的廣州人。如果說趙佗屬于“引進人才”，楊孚就是妥妥的本地俊彥，廣州地處邊陲，秦漢時期“河南”作為化外之地的城郊，是如何孕育出南粵本土的第一位先賢的？

“河南”的由來

約在六千年前，河南由原來的幾個海島因沖積逐漸連成一片，大致包括寶崗、鳳凰崗至七星崗、石榴崗等地（見下圖珠江以南虛線面積），即廣州地鐵八號線市二宮、江南西、曉港、中大、客村等站沿線的狹長地帶，再加上鳳凰新村和南石頭片區，相當于今天海珠區的西北端，主要為丘陵臺地，臺地邊緣有較窄的沉積平原。至秦漢時期，珠江的江面寬度約為兩公里，河南因臺地迫近江岸變化不明顯。

水陸變遷圖（虛線為古江岸線）

圖源：《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叢書：廣州》

“河南”的“河”從何而來？

南朝宋《南越志》稱：“河南之洲，狀若方壺”，又有宋《番禺雜志》載：“盧循城在郡之南十里，與廣隔江相對，俗稱‘河南’，又作‘水南’”，由此可知南岸之洲命名“河南”由來已久，而且很有可能在“河南”之前叫“水南”。然而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提到，廣州“凡水皆曰‘海’”，清《廣州竹枝詞》又注“廣東凡河皆名海”，在古人的心目中，原無“河”的概念。把它理解珠江之南而得名“河南”，卻忽略它是“江水四環”的大洲，即使按古時地理位置來命名這個地方，也應名為“海中”或“海南”，絕無稱作“河南”的道理。

其實河南一名起于東漢楊孚故居。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廣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環，名河南。人以為在江水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漢章帝時，南海有楊孚者……其家在珠江南，嘗移洛陽松柏種宅前，隆冬蜚雪盈樹，人皆異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乾隆《廣州府志》引元《舊志》：“（楊孚）字孝元，嘗樹河南五鬣松于廣州城南岸，故名。”印證了“河南”一名與曾在河南洛陽任職的楊孚相關，可能是因他在廣州的居所叫河南，亦有可能是其宅前所種河南松柏之故。

位于今海珠區下渡路的楊孚井（圖源網絡）

楊孚生活的時代

河南臺地區的基礎是基巖，地勢比平原高但地面平坦，可作為城市擴展的地段考慮。與廣州城隔江對望的小港成了較早開發的地段。從漢墓分布圖看，小港大元崗墓葬群（下圖紅圈處）延續時間比較長，從西漢前期至東漢后期均有發現，符合此類情況的在珠江北岸也僅有西村石頭崗、東山馬棚崗等地，這幾處在兩漢時同屬沿江地帶。

廣州市郊兩漢墓分布略圖（局部）

圖源《廣州漢墓（上）》

但當時的河南畢竟是郊區，與城南渡口一江相隔兩公里，在楊孚生活的時代，河南的發展如何？

1956年，考古人員在小港路大元崗發現了一座西漢晚期墓，其中一件出土陶壺的蓋里刻劃了“楊本”二字。“楊本”很可能是墓主姓名，這是迄今廣州漢墓中姓名可考的最早的“河南”居民。

陶壺蓋內劃“楊本”二字

楊本墓還出土了陶酒樽、陶卮、套盒、陶撲滿等器。

撲滿就是古代的“小豬存錢罐”。漢代劉歆《西京雜記》記載：“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這種存錢罐只有投幣口，沒有出口，錢幣裝滿后敲碎取錢。楊本的這件撲滿，投幣口位于上腹部，原應有蓋，出土時器內貯存五銖錢40枚。

楊本墓出土的陶撲滿

漢代五銖錢是歷史上流通最久的錢幣之一，其購買力相當穩定。據《居延漢簡》記載，西漢晚期，一石粟（約合今天135斤）的價格約為100枚五銖錢，換算下來，一枚五銖錢的購買力約等于今天的3.4元，楊本的這個存錢罐就有136元了。

1954年南石頭紙廠出土了一枚西漢后期的鎏金銅餅。廣州漢墓出土金餅極少，目前僅2011年西灣路舊鑄管廠一座西漢中期木槨墓出土一枚，放置于女墓主人頭端。以上可見當時的河南不乏中產與土豪。

大元崗西漢后期至東漢前期墓葬里陸續出土了各類象征財富的模型明器，生活設施設備有陶屋、倉、囷、灶、井，陶家禽家畜有牛、豬、狗、雞、鴨等，食具有碗、簋、鼎等，是當時廣州河南居有所、倉廩實、衣食足的社會縮影。

三合式陶屋 東漢前期

小港路大元崗出土

廣州發現的三合式陶屋主要為東漢時期，屋的前堂用于起居接待，側房用作飼養牲畜和廁所，屋后以墻封成院落。衛生條件比此前的干欄式建筑更優化。

陶囷 西漢后期

小港路大元崗出土

圓形糧倉稱囷，方形的糧倉稱廩、倉。西漢中后期廣州開始出現囷、倉等大型儲糧設施的模型明器。

陶母豬（圖左）

陶公豬（圖右）

大元崗出土的兩頭西漢后期的陶豬，頭短寬，耳小直立，臀部及大腿發育良好。

陶簋 西漢后期

小港路大元崗出土

這種口沿寬、無耳、深腹高足的陶簋是西漢后期始見的新器型，具有地方特色，在兩廣地區常見。

米倉充實、衣食豐足，就會講究生活質量，重視精神世界。廣州河南也出土了不少西漢后期至東漢前期的溫酒樽、盉、匏壺、四耳罐等酒器。在漢代，人們認為適量飲酒可以通血脈、行藥勢、御風寒。隨葬酒與酒器也是漢代貴族階層注重養生、渴望延年益壽的觀念延及身后世界的反映。折射“升仙永生”終極追求的博山爐，映照“天人合一”哲學觀念的銅鏡等物的出現，體現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并不囿于城墻之內，文化認同與融合已及河南之洲。

陶匏壺 西漢后期

小港路大元崗出土

博山形陶熏爐 東漢前期

小港路大元崗出土

四乳四神紋銅鏡 西漢后期

南石頭紙廠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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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孚正好成長于嶺南地區文明初開的時代。東漢光武帝是新莽時期的太學畢業生，高才好學的他深知學問的重要性，立國之后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在全國范圍內興學辦校，提倡儒學，尊重儒生，其后的明帝亦尊奉光武制，崇儒重道。居住在番禺城郊下渡村的楊孚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見多識廣的“河南”人

在科舉制尚未誕生的漢代，自漢武帝起，朝廷主要通過“察舉”制度選拔人才，被舉薦者經考試合格后，由政府量才錄用。但這種選舉是不定期的。建初元年（76年），對于楊孚這位儒生來說，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降臨了：或許因新帝即位，又或許那兩年的天災人禍，漢章帝詔令各地推舉賢良。隨后（一說77年），楊孚獲得舉薦北上京師洛陽，參加“對策”考核，成績優秀，官拜議郎，相當于皇帝身邊的高參和顧問。

楊孚提出其中一個重要主張為“吏治必務廉平”，當時不少地方官員以玳瑁等中原地區少見的特產“競事珍獻”，以此籠絡、賄賂京官。楊孚在洛陽任職期間，為使人們了解真實的嶺南風土物產，以及供交趾刺史部及各級屬員資政之需，撰寫成《南裔異物志》，又故意以“異物”命名，實則是表達“諷切”之情。未料這本書卻成了迄今可見的粵人第一部學術專著，也是我國第一部地域性物產志。另外《異物志》運用藻言韻語，便于誦讀。屈大均評價它為嶺南詩歌之始， “廣東之詩，實始于楊孚”。

《廣州大典·嶺南遺書》所輯《異物志》

（圖源廣東省情網）

書中記載的物產不止于嶺南，還涉及周邊地區和海外國家，如日南、九真、交趾（位于今越南）、扶南國（位于今柬埔寨）、金鄰（位于今泰國西南部）、斯調國（位于今斯里蘭卡或印尼爪哇島）等地，所列之地正是《漢書》所載海上航線所到之處。番禺面向海洋，水路便利，日常可見海外貨物和人力流入，從下圖統計表可見，早期的胡人俑多在河南發現，反映廣州河南的大戶人家較早使用“外傭”。

胡人俑座燈統計

圖源《廣州漢墓出土人物俑的發現與研究》

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要到達沿海諸郡不易，楊孚所寫的異域風物主要應當還是從他赴京前在廣州河南生活時采訪所得。而且他極有可能親眼見到甚至接觸過這類外來人口，他在《異物志》中稱他們為“甕人”，并記載：“齒及目甚鮮白，面體異黑若漆，皆光澤。為奴，強勤力。”可以猜測一下，楊孚關于海外的見聞，除了請教出海“見過世面”或從事交易的居民，會不會也偶爾從這些外籍家政人員或莊園保安身上獲得第一手資料呢？

陶托燈俑 西漢后期

小港新村劉王殿出土

陶托燈俑 東漢前期

小港路大元崗出土

“河南”的一方水土成就了楊孚，“南雪先生”亦讓“河南”美名流芳。歡迎到“人間鏡像——廣州漢晉墓葬的生命敘事”展廳，在文物里繼續挖掘更多“河南”的印跡，或者找尋你現在廣州生活、工作的所在地，兩千年前，是滄海，還是桑田。

參考文獻

黃小婭《廣州“河南”地名說》

陳澤泓《從楊孚〈南裔異物志〉一窺漢代海外交往》

王麗英《楊孚〈南裔異物志〉的價值》

覃杰《廣州漢墓出土人物俑的發現與研究》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上、下冊）》

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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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鄧穎瑜

美編 | 張莉嵐

校對 | 鄧穎瑜

審校 | 劉穎穎

審核 | 朱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