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缺錢，乾隆為何還要大收議罪銀

很多人都清楚，“議罪銀制度”是乾隆朝的一大惡法。那么這個把皇權玩到極致的純皇帝，為何要在清廷年均結余六千萬兩的情況下，推出這項禍國弊政呢？

首先，這種以錢財抵罪、贖罪的制度并不是乾隆首創的。

按照《尚書·舜典》的記載，早在商湯時期，朝廷就已經允許部分人犯以財抵罪了，即“金作贖刑”。秦漢時期這種制度不僅未被取消，皇帝們還常以詔令的方式讓其“惠”及全國，甚至包括死刑。

到了隋唐這種贖罪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例如《唐律疏議》里就詳細規定了什么人、什么罪（除十惡之外，理論上五刑均可贖買）可以通過贖買的方式減刑或免罪，以及相關標準。

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贖罪條例科斷。編寫成書，刊布中外，使臣民知所遵守。
注：“雜犯死罪”是指除十惡、盜搶、貪贓等嚴重罪行之外的死罪。
《御制大明律序》

就連視官員、士紳們如仇讎的明太祖朱元璋，也網開一面立法允許他們贖命贖罪，而且不僅可以用錢，也可以用物資抵罪。《在京罰運則例》就從“杖一十”到“死罪”逐級詳細規定了贖刑所需的磚、石、灰、炭、米等等的數量。

注：洪武朝因大規模建設的需要，贖罪多收磚、石、灰等建材。永樂朝開始偏重罰米，宣德朝通過《納米贖罪例》將其固化直至萬歷朝轉向罰銀。

這種“弊政”兩千多年來不僅一直被用，而且歷朝歷代也都心照不宣得不去核查贖罪財物的來源。原因其實很簡單，在古代那種低生產和管理能力的環境下，它是正稅之外為數不多的開源手段之一。可以說皇帝們都愛用，區別只是應用的范圍和程度罷了。

其次，議罪銀制度并不是什么罪都可以贖。

乾隆不是個糊涂皇帝，他心里很清楚這種以錢贖罪的制度對律法以及皇朝統治的危害。所以從出臺（乾隆二十八年）開始，就和之前各朝一樣明確規定十惡、貪贓、枉法等罪行不適用。

例如，乾隆三十一年，山西巡撫和其衷因貪污和虧空，斬首；乾隆三十二年，湖南巡撫李因培因虧空，賜自盡；乾隆三十三年，高恒（皇貴妃高佳氏的弟弟）因兩淮鹽政任上的貪腐，絞刑 ……

乾隆四十六年的“王亶望案”，不僅陜甘總督勒爾謹、甘肅布政使王廷贊、浙江巡撫王亶望被斬首，還有五十多名涉案官員被一并處死。

相對來說只有一些可判可不判的輕罪，乾隆才會允許適用議罪銀條款。

乾隆二十八年，蘇州織造薩載違制向果親王弘曕出售蟒袍（弘曕有資格穿但購買需先向朝廷報備）。案發后薩載認罪請罰，乾隆命其繳納罰銀一萬兩。

乾隆三十三年高恒貪腐案發后，他的堂兄湖廣總督高晉雖未涉罪，但因親屬關系他以“失察”自請革職，乾隆命其自行議銀贖罪（兩萬兩）。除此之外，還有河南巡撫何裕成因香灰弄臟奏折，涉大不敬之罪罰銀一萬兩 ……

罪行比較嚴重的案子，一是廣東巡撫德保為父修墳逾制，被議銀七萬兩。另一件是漕運大臣張萬選失職（未按時籌齊運糧船只），繳納白銀三萬兩抵罪。

所以乾隆推出議罪銀的本意，并不是一些朋友認為的只要給他錢就隨便貪腐，而是在律法的基礎上加重處罰。畢竟清朝官員的官俸并不高（不算養廉銀一品官員的年俸為白銀360兩、米360斛），而議罪銀起征就是一萬兩。

最后，議罪銀的“罪”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乾隆。

有學者進行過統計，從乾隆二十八年至四十五年，這十八年里乾隆一共就收了10筆議罪銀，合計不到白銀四十萬兩，但是乾隆四十五年情況開始變了。

由于長時間的四海升平，乾隆的心思逐漸從經營盛世轉為滿足個人享樂，由此皇帝的個人開支也持續并大幅度增長。但受限于祖制以及登基之初的承諾“永不加賦”，怎么填補這個資金缺口呢？

乾隆的方法是提拔理財能手和珅并把大清的錢袋子交他手里，至乾隆四十五年和珅不僅就任內務府總管大臣還兼任戶部尚書。

為了在不影響戶部收支的前提下給皇帝增收，和珅把議罪銀由單一罰款變成了乾隆的投資基金。簡單來說就是把收繳上來的議罪銀變成活錢，拿出去經營商鋪、借貸等等。在和珅的主持下軍機處開了《密記檔》，專門統計議罪銀的收支情況，每三個月向皇帝匯報一次。

這樣一來乾隆看待議罪銀的態度就變了，因為基礎資金越大，每年收益才可能更高。所以在官員犯錯后，乾隆就越來越傾向于要求官員以銀贖罪，也越來越傾向于更高的罰銀。

例如乾隆四十七年，由于鹽商連續兩年未奏請預提鹽引，兩淮鹽政收入下滑。鹽政伊齡阿以辦事不利，自請罰銀一萬兩。乾隆覺得太少，回復他“激發天良，自行切實議罪”，最后議定以白銀十萬兩贖罪。

注：鹽引是朝廷發放給鹽商的銷售憑證（每引225斤），乾隆朝初期由于人口以及市場的增長，朝廷每年發放的定額鹽引不夠使用，鹽商們就會申請預提（增加額度）。乾隆朝后期由于對鹽商的盤剝過于嚴苛，導致鹽商運營成本大增以致私鹽泛濫，進而導致朝廷官鹽市場開始萎縮，鹽業收入也持續下滑。

此時的乾隆未變糊涂，也仍然清楚“以錢贖罪”的危害，但他也會自欺欺人。官員們為了迎合皇帝，都是在無罪時自己挑小毛病上奏請罰。于乾隆來說，這不就沒有姑息臣屬罪行么？

“是以督撫等祿入豐腴而所獲之咎，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乾隆在表示自己沒有枉法的同時，也主動替官員們解釋，他們繳納的罰銀都是自掏腰包與國體無損。

皇帝都這樣表態了，官員們還能不大把掏錢孝敬君父么？至于錢從哪里來，都在不言中。

根據《密記檔》的記載，從乾隆四十五年到乾隆五十八年，超過十萬兩的議罪銀有68筆（其中最高的一筆白銀37萬兩），十萬兩以下的有37筆。和前十八年相比，乾隆個人的腰包是鼓起來很多。但是這種增收是要付出代價的 -- 盛世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