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無錫人這樣保護大運河

作者：王 輝

大運河與無錫相生相伴，古代無錫人很早就認識到，運河為無錫興起和發展提供了契機、創造了條件，維護好運河意義重大。為此，千百年來，無錫人民不斷治理水患、疏浚河道、開通支流，持續興修沿線碼頭、堰閘、堤壩、塘岸、驛道等基礎設施。歷代無錫人自覺不自覺地保護傳承這條母親河，成為一種沁入骨髓的傳統，延續至今。

改造芙蓉湖為運河

熟悉無錫經濟和文化史的人會發現，在中古時期和近古上半期，無錫無論是經濟還是人文，都呈現出一種東強西弱的格局，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糧食產出，錫東片要超出錫西片很多，直到明清時期才逐漸改變。比如在三國時期，東吳曾在無錫西部設置毗陵典農校尉，即通過半軍事化手段管理農奴開展屯田，顯示了這一區域的農業生產力相對落后。

芙蓉湖區域圖（馬超繪）

那么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原來，無錫西北部和江陰南部，在古代橫亙著一個巨大的天然湖泊——芙蓉湖。導致陸地面積較小、沼澤遍布，土地肥力不足。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無錫漢代前農田土質屬于最下等的第九等，對朝廷的貢賦屬于下七等，食物僅能滿足百姓生活需求，積蓄很少，雖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授多軍為千戶侯，封地在無錫，表明無錫當時是千戶之縣，以西漢末年會稽郡二十六縣每戶平均4.6人左右的數據記載推算，無錫縣不過5000人口而已。

芙蓉湖是太湖平原上除太湖之外第一大湖，又名上湖、無錫湖、射貴湖，因湖面浩大被稱為“巨浸”。《越絕書》載：“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唐陸羽《惠山寺記》云此湖“南控長洲（今蘇州北），東泊江陰，北淹晉陵（今常州）”。

不過，這個湖的存在也為吳國大運河從此穿越提供了極佳通道，從長江邊進入蘇南的吳國大運河就是借道芙蓉湖，經無錫匯入伯瀆河。清王永積《錫山景物略》云：“芙蓉湖，昔夫差游宴其間，樓船鼓吹，魚龍驚懼。”說的是吳王夫差乘船沿吳國大運河出行時，曾經過此湖，在其間游玩飲宴。

但是，芙蓉湖普遍水淺，水患頻繁。為祛除水患、確保運河通暢，早在戰國時期，春申君黃歇就開始治理芙蓉湖。《史記·春申君列傳》云：“（春申君）請封于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自為郡邑。”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黃歇徙封于江東，以梅里故吳墟為都邑，并筑城于無錫歷山之西（今錢橋、舜柯山一帶），史稱“黃城”。

春申君畫像

黃歇為無錫治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治無錫湖為陂。《越絕書》載：“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二是立無錫塘。《越絕書》載：“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清周有壬《錫金考乘》指出：“據言立者是塘岸之塘，非蓄水之塘，可知疑無錫塘，即無錫湖之堤岸。”這兩件事，經常在無錫水利史中被提及。

但第三件事“鑿語昭瀆”，卻因語焉不詳而常遭人忽略。《越絕書》載：“（黃歇）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泄西野，去縣三十五里。”說的是黃歇在無錫芙蓉湖東南疏通了一條“語昭瀆”，通往蘇州西北的胥卑，再轉向西南進入太湖，形成了芙蓉湖借胥卑向太湖泄水的一大通道。

胥卑，卑者低地也，即低于湖面的圩田。《越絕書》云：“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為耦瀆、胥卑虛，去縣二十里”“吳北野胥主疁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說明胥卑是從蘇州西北八十里處綿延到西部二十里處、沿太湖東岸燒草木下種的大片圩田。語昭瀆在胥卑西，而胥卑以西只有西北方向是陸地，位置就在今無錫東南與蘇州交界一帶，語昭瀆只能流經此地。

《越絕書》又云：“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語昭湖顯然與語昭瀆相關，那么這個湖應是蘇州西北五十里處一個大湖，這與元《無錫志》中“蠡湖，在州東南五十五里”的位置描述吻合，也與《越絕書》：“巫門外麋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城王周宋君戰于語招，殺周宋君”“麋湖城者，闔廬所置麋也，去縣五十里”中“語招”的位置描述一致，且“語昭”二字發音亦與“漕”相仿（類似于“邗溝”又稱“韓溟溝”），可知語昭湖可能就是今天的漕湖。

漕湖風光

如果語昭湖是漕湖，那么語昭瀆就是由芙蓉湖通往漕湖再進入太湖的運河，《太平寰宇記》云：“泰伯瀆西帶官河（大運河）東，達范蠡瀆，入蘇州界，淀淤年深”，可見泰伯瀆與語昭瀆從芙蓉湖東南出發流入漕湖的路徑相同，而蠡瀆（即望虞河）則由漕湖出發向西南流入太湖，與語昭瀆最終“南注太湖”流向一致。其實，語昭瀆這樣大規模的運河在后世不可能沒有留下痕跡，要么就是繼續流淌在無錫東部而只是被某個名稱所代替，要么就是化為其他河流的一部分。語昭瀆與泰伯瀆、漕湖、蠡瀆具有上述諸多一致性肯定不是偶然的，芙蓉湖東南狹小一隅也不可能承載這么多巧合，說明“語昭瀆”可能只是吳國大運河一段在戰國末期的別稱而已。

仔細翻閱史料，我們還會發現戰國以后關于語昭瀆的一些蛛絲馬跡。明代陳循《重建寶帶橋記略》云:“運河自漢武帝時開，以通閩越貢賦，首尾亙震澤東壖百余里。”反映了漢武帝時，蘇州人沿太湖東緣田地（胥卑）開運河一百余里，這其實是對語昭瀆的進一步疏通和拓展。

黃歇對大運河穿越芙蓉湖段水系進行的改造利用，進一步完善了芙蓉湖到無錫中部的運河水路，為江南運河無錫北段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同時，他疏浚保護泰伯瀆和蠡瀆的功績也為吳國大運河無錫南段暢通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無錫留下了“黃埠墩”“春申澗”“大王基”“申港”等眾多紀念他的地名。當然，黃歇積極治理江南水利，是面對楚國受秦國壓迫逐步向東南退卻的不利局勢，不得不進一步開發江南地區、使之成為楚國抗秦基地的迫切需求，他大力開疏運河，也是為了可以更便利地輸送戰略資源到楚國各地。

晉元帝時（317年—323年），晉陵內史張闤泄芙蓉湖水入五泄河注太湖，當時一度動議將芙蓉湖改造為圩田，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南朝劉宋元嘉年間（424年—453年），在五牧和安陽山之間筑陽湖堰，還在安陽山北的芙蓉湖區圍墾成功，得良田數百頃。唐貞觀三年（629年），在無錫北門外建蓮蓉橋，說明這一帶仍是芙蓉湖南緣。宋代開始，芙蓉湖治理得到了較大突破，北宋元祐年間筑蓮蓉閘泄水為田，紹圣年間兩浙轉運副使毛漸開挖蓮蓉河，引水入長江，使澇年湖水可控。明宣德年間，江南巡撫周忱筑溧陽東壩、開江陰黃田港，外泄湖水，又在湖西修芙蓉圩、楊家圩，共得圩田10.8萬畝，使芙蓉湖面逐步縮小為“東西亦五六十里”。清代后期，芙蓉湖僅剩北塘一段作為大運河水道使用，水患消弭，水勢可控，船只通行更為便利。

《芙蓉湖圍墾圖》

古代無錫保護運河的“七大工程”

暢流水系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保護運河主要是維護運河水道，殊不知，河湖水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活其一不足以暢全流。無錫人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

大運河無錫段靠近太湖，為太湖提供了進入長江的泄洪渠道，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帶的水患。北宋單鍔《吳中水利書》中就提到無錫大運河水系是長江、太湖間的重要河網，溝通了多條骨干河道，調節了江湖水流。但我們知道，大運河無錫段與太湖是不直接連通的。無錫人圍繞河湖之間鑿疏了許多河流，起到了暢流水系的作用，包括前文提到的語昭瀆、張渤所開的犢山門都是相關的重要工程。

東吳赤烏八年（245年），孫權派毗陵典農校尉陳勛通無錫西南部的長廣溪，使五里湖之水經長廣溪出吳塘門入太湖。唐《吳地記》云：“（無錫）縣南有長廣溪，水深三尺，陳勛所導。”南北朝時，無錫又疏浚了梁溪河，使之成為溝通運河與太湖的通道，可調節運河與太湖之水。唐《吳地記》云:“古溪極狹，梁大同（535年—546年）中重浚，故號曰梁溪，南北長三十里。”元《無錫志》載:“凡歲澇，則是邑之水，由（梁）溪泄入太湖。旱則湖水復自此溪回，民藉以溉田。”

至此，長江、運河、梁溪、五里湖、長廣溪、太湖形成了一個暢流水系。無怪乎，當代作家陸文夫在為大型紀錄片《話說運河》撰寫的解說詞中說:“時至今日，我們很難斷定究竟是太湖養育了運河，還是運河幫助了太湖。”

《話說運河》中的無錫片段

疏浚河道

唐代以來國家財賦依賴江南，漕運興起，朝廷十分重視運河治理。元《無錫志》云：“自唐武德以后，至今累浚，為東南之水驛。”唐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簡對伯瀆河等運河進行了全面疏浚。北宋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守常州時開運河，三年后常州知府陳襄又浚運河。宋崇寧年間、大觀二年、宣和五年、紹興十六年等年份，均有疏浚無錫運河的記錄。城中直河段“一弓九箭”、支脈縱橫的水網也是在宋代開始逐步形成的。明嘉靖二年（1523年），在運河北岸分別開西新河、永安河、蘇塘河等支脈計12500余丈，以助運河之水泄入長江。崇禎七年（1634年），無錫知縣陳志忠通錫山驛至洛社段運河5213丈。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無錫知縣徐永言修運河淺處490余丈。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蘇巡撫閔鶚元檄疏五牧、洛社段運河1260丈。同治十二年（1873年），疏浚了五牧至高橋段運河。

修建橋梁

東晉時，著名畫家顧愷之父親顧長康修建了位于無錫北塘的顧港橋，跨倉前新河的興寧橋也在這一時期建成，是關于無錫運河水系津梁的較早記錄。南齊時在無錫運河水系中建亭子橋。自隋代建利津橋、西門吊橋以來，無錫修筑了大量跨運河的橋梁。唐代先后修建了南市橋、鳳光橋、斜橋、胡橋、蓮蓉橋、盛巷橋等一批跨城中直河的津梁，繼而又在運河入境無錫處建洛社橋、潘葑橋，永淳三年（684年）在運河與蘇州分境處建風波橋。宋元以來建造了北倉橋、中市橋、南市橋、泰定橋、虹橋、西水關橋等大批跨運河的橋梁。明代則修建了清名橋、跨塘橋等。據清乾隆《無錫縣志》載，當時無錫老城內共有45座橋，城垣周圍有17座橋，大多跨運河水系。

無錫運河上的水關和老橋

修筑堰、閘

古代，無錫運河部分河段水勢較小，進入枯水期逆水行船較為困難，需要在一些點位造堰修閘調節水勢、儲水通船。唐景龍年間（707年—710年），在城中直河西水關附近筑將軍堰，防止運河水泄梁溪。唐至德年間（756年—758年），重修望亭堰，后為滿足漕運需求，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廢望亭堰為閘，并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修成上下二閘，固護水源。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建五瀉堰，用以灌溉圩田、保障通航。《宋史·河渠志》載：“乾道六年（1170年），填筑五瀉上下閘，及修筑閘里堤岸，仍于郭瀆港口舜郎廟側聚水處筑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鑰匣，遇水深六尺，方許開閘，通放客舟。”充分顯示了地方對運河水閘運行的重視。北宋元祐年間，又先后在石塘灣陡門修斗門閘、在北門外大橋下修蓮蓉閘。明代以后，江南巡撫周忱治理芙蓉湖，使運河水勢趨于平穩，堰閘逐漸減少。

建驛道、設驛站

元《無錫志》載：“出州南門迤邐望東南，行過新安鎮望亭烏角溪口通吳橋與平江路長洲縣界驛道接，從此徑平江城，為州之向南驛道。出州北門過高橋轉石塘灣迤邐望西北，由洛社市至五牧橋，與晉陵縣界驛道接，從此徑本路城，為州之向北驛道。”反映出元代時無錫驛道依運河而建。早在隋朝開皇九年（589年），無錫便已有驛站。唐代詩人皮日休詩曰：“丞相常思煮茗時，郡侯催發只嫌遲。吳關去國三千里，莫笑楊妃愛荔枝”，講的是宰相李德裕嗜好無錫二泉水，經常遣人借驛傳送水，反映了唐代無錫驛道已較為發達。宋代，無錫有太平驛、北門驛、南門驛3處依運河布局的驛站。元代則設有洛社、新安兩處水馬驛及14處急遞鋪。明朝設錫山驛、五牧驛及9個急遞鋪，城外驛道可容五馬并馳，十分繁忙，有“江南孔道，羽書旁午”之譽。弘治年間，朝鮮人崔溥在《漂海錄》中清晰描述了沿運河北上時目睹無錫驛傳系統的情況。嘉靖年間，日本遣明使策彥周良沿運河而行時，見到了正德六年重修的錫山驛。

淘沙巷錫山驛遺址

修筑塘岸

運河塘路既有驛道作用，也是河岸堤壩和船行纖道。大運河無錫段塘路分城北、城南兩段，城北段從三里橋出發，沿大運河東岸往西北而去，經高橋、石塘灣到洛社、五牧；城南段從錫山驛開始沿大運河西岸向東南方向，經南長街到新安、望亭。明萬歷三十年（1602年），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筑無錫南塘內外河岸。明萬歷唐鶴徵《河渠說》載：“官出水衡錢募夫筑堤，搴茭塞罅”“其堤面闊丈有咫，基倍之，多置閘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運河堤修情況。明天啟二年（1622年），無錫知縣劉五煒修筑北塘鵝子岸320丈。清雍正九年（1731年），署縣事胡慎筑三里橋至高橋塘岸1200余丈。光緒元年（1875年），金匱知縣廖綸修北塘塘岸。

駐軍保護

清代在各地設分汛，派遣由千總、把總、外委所統率的綠營兵零星駐防。乾隆、嘉慶年間，無錫駐扎了1名千總、1名把總、2名外委、50名汛兵。這些兵將全部沿運河布防，自大運河北入口五牧開始，在洛社、潘葑、黃埠墩、雙河、西定橋、清寧橋（清名橋）、十里亭、新安、望亭等十處運河節點均有駐防，既顯示了政府對運河的重視，也體現了無錫運河的樞紐作用。

乾隆至嘉慶年間常州營汛境地界駐兵圖（大英圖書館藏）

隨著這些工程的興修利用，大運河無錫段河道通航功能不斷加強。無錫不斷完善附著運河的各類交通設施，使得唐宋以來，在當地形成了較為典型的以運河為核心的全域交通體系。民國以后因為工業發展和人口激增，河道污染加劇，政府逐步重視對這方面的治理。1920年，無錫市公所開始雇傭民夫每日清理運河，并于1929年頒布了《清河夫服務規則》。1928年，縣政府限制糞船停泊運河，為這些船只劃定停靠區域。

歷代守護無錫運河的那些人

歷史上，朝廷對大運河無錫段都十分重視，多次處罰影響無錫運河水運的官員。北宋熙寧年間（1068年—1077年），沈括兄長沈披破壞了無錫五瀉堰，導致運河之水傾泄江陰，遭朝廷降職。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年），無錫運河河道干涸，導致漕船受阻。朝廷降旨察問：“于河道雖非專管，但河路干涸，此獨非地方事務，而竟置之不問”，布政使閔鶚元因此受到處分。無錫文人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嘉慶二十年（1815年）建運河北望亭橋時，鄉民吁請建一條纖道以方便舟楫來往。時任無錫知縣韓履寵即問原來有沒有纖道，得到否定答案時，韓曰：“那就率由舊章，不必建了。”結果此地每遇大風便浪高流急，因無纖道供拉纖使用，往往船翻人亡，百姓苦不堪言，韓也因治水不力被削職。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鄉紳趙漢侯集資開疏望亭萬寶涇，分流運河水，便利航運，才使望亭運河恢復安寧。

《履園叢話》書影

在治理大運河無錫段的過程中，無錫民間也涌現了許多有貢獻的治水人物，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軼事。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秋，蘇軾途經無錫，寫下了《無錫道中賦水車》，其中“洞庭五月欲飛沙，鼉鳴窟中如打衙。天工不見老翁泣，喚取阿香推雷車”之句，描述了無錫百姓汲水抗旱的場景。出生無錫宜興的水利專家單鍔嘔心瀝血多年，撰成《吳中水利書》這部太湖地區的水利巨著，書中記載道：“熙寧八年（1075年）大旱，運河皆涸，不通舟楫，鍔自武林過無錫，語邑宰焦千之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通。”說的是在蘇軾到無錫后的第二年，單鍔讓無錫縣令焦千之抽梁溪河水補充運河、確保通航的故事。蘇軾得知后，對單鍔的治水方略十分欣賞，特地向朝廷推薦了這本書。

清乾嘉年間，內閣學士無錫人鄒炳泰和一些鄉紳為保“風水”，將連接西水墩與沿岸的顯應橋堵塞成壩，此舉影響了運河水系通暢。不久，無錫久旱成災，西北錢橋鄉民公推監生支浩明為約正，請求縣衙裂壩引水，但遭鄒炳泰等人阻撓，反將支下獄，重刑逼迫收回公稟，致其右腿被刑棍夾斷。支妻秦氏在因阻止筑壩而遭罷黜的縣吏指點下赴京告狀。在無錫籍狀元顧皋得知后，特地找嘉慶帝斡旋此事，降下圣喻：準許開壩，釋放支浩明。于是壩開水瀉，萬眾額手稱慶，運河水系得以暢通。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鄉紳顧敦捐資修筑三里橋至石塘灣20余里塘岸。1917年，鄉紳孫鶴卿、孫應南等人募修黃埠墩至高橋10里駁岸。1918年，民族資本家榮德生、薛南溟等人捐款修筑清名橋至望亭30里堤岸。

支浩明像、支浩明故居

近代無錫還誕生了許多運河水利專家。清末民初著名工程師、翻譯家徐建寅在公派歐洲期間詳細記載和學習了國外運河船閘技術。民國水利專家須愷著有《運河與文明》《導淮問題》等著作，參與主持建造大運河蘇北段幾座現代運河船閘。水利專家孫輔世在民國時期積極倡議整理運河工程。出生無錫運河邊的近代教育家、水利專家胡雨人，在興辦學堂、普及新學的同時，積極從事水利研究，著有《江淮水利調查筆記》，對江淮水利和運河治理提出過科學主張，成立無錫縣水利研究會，倡導疏通無錫運河、改建運河橋梁、解決水旱災害等一系列積極主張。

這些舊事無不滲透著無錫人民對運河的依賴與關心，顯示了這里自古以來就具有全民保護運河的責任與擔當，昭示著大運河與無錫已經構成了命運共同體，永遠相依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