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關稅權無效，提名人法官改變立場

美國最高法院近期作出裁決，駁回了美國總統特朗普依據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征收廣泛全球關稅的訴求。這一判決意味著，特朗普此前常用以懲罰“在非貿易政治問題上惹其不滿國家”的重要工具，將正式失效。

此次裁決以6比3的保守派多數票通過，值得注意的是，投下贊成票的法官中，包括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提名的三名大法官。最高法院于周三受理了由小企業團體及多個州發起的相關訴訟，目前尚未明確何時會發布完整意見。

事實上，特朗普是首位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征收關稅的美國總統。該法規過往多用于對他國實施懲罰性經濟制裁，而非關稅領域。

隨著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略被提交至最高法院，美加之間貿易談判的未來也蒙上陰影。美國財政部長此前曾表示，特朗普最新的關稅威脅或難以落地。

從法律條款來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賦予總統應對“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經濟面臨不尋常且非同尋常威脅”的權力。歷史上，該法規常被用于對他國實施制裁或凍結資產，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便有相關應用。

而在本次爭議中，特朗普將2024年美國1.2萬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逆差定義為“國家緊急狀態”，但事實上，美國自1975年起每年均存在貿易逆差。

特朗普此前常以激烈言辭抱怨其他國家在貿易中“利用美國”，此次案件對他而言至關重要，他甚至曾考慮親自參與口頭辯論，最終卻未付諸行動。

不過，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表示，他原本希望最高法院維持基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關稅政策。但他在采訪中也透露，即便最高法院取消相關關稅，政府也會轉而借助其他法規行使關稅權力。

這些備選法規包括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該條款允許在150天內征收15%的廣泛關稅，以緩解貿易失衡問題。

此外，1930年《關稅法》第338條也為特朗普提供了選項，依據該法規，可對“歧視美國商業的國家”征收最高50%的關稅。

事實上，特朗普早已開始利用其他法規征收特定關稅。例如，他依據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征收關稅，覆蓋汽車、銅、半導體、制藥、機器人、飛機等戰略產業；同時，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也被他用于“不公平貿易行為調查”相關的關稅征收。

“大家應當默認這些關稅會繼續存在。”貝森特在談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時明確表示。他還補充道，對于那些已與特朗普談判達成降關稅貿易協議的國家，“應當遵守協議約定”，“達成好交易的各方都該信守承諾”。

此次案件還涉及重要的法律原則爭議。特朗普關稅的反對者認為，美國憲法明確將征稅與關稅權賦予國會，而非總統，即便國會授權，也需滿足“明確且有限”的前提。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11名法官中的7名，基本支持了下級法院的相關裁定。聯邦巡回法院在未署名意見中指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中關于“監管進口”的表述，“是否包含本案所涉關稅征收權，遠非明確清晰”。

不過，前美國總統奧巴馬任命的聯邦法官詹姆斯?塔蘭托撰寫了異議意見，另有三名法官加入其陣營。塔蘭托在異議中稱，“我們認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絕非國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產物，而是國會明確選擇賦予總統廣泛權力，使其可自主選擇限制進口的工具。”

反對者還強調，一項名為“重大問題原則”的法律原則應足以否定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該原則要求，行政部門涉及“重大經濟與政治影響”的行動，必須獲得國會的明確授權。

值得關注的是，在前美國總統喬?拜登執政期間，最高法院曾多次援引“重大問題原則”，否決拜登的部分施政計劃，例如取消4300億美元學生債務的方案。當時最高法院認為，這些計劃缺乏國會的明確授權。

從時間線來看，特朗普在今年4月曾針對“個別國家進口商品”征收關稅，宣稱旨在解決美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逆差問題。

更早的2月，他還宣布單獨征收關稅，將其作為對加拿大、墨西哥等國的“經濟杠桿”，以遏制芬太尼等常被濫用的止痛藥及非法藥物流入美國。

特朗普政府官員則表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已推動日本、歐盟等主要貿易伙伴在談判中作出“大幅讓步”，有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且即便最高法院作出不利裁決，這些已達成的讓步仍將繼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