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君獲最佳男演員，演藝界不應陷入“某圈”之爭｜新京報娛論

11月5日，王傳君憑借電影《春樹》中的角色“王冬冬”拿下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成為該電影節史上第七位拿下此獎項的華人男演員。華人演員在海外電影節斬獲獎項，本來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但這幾天的輿論“風波”卻讓這次得獎陷入了一種“陰謀論”之爭。

11月3日，《春樹》主演白百何在微博發布“還能這么操作…”，隨后網友曝出其朋友圈發“得魚忘筌”及“過河拆橋”配圖。

白百何含糊其辭的態度，被視為對獎項分配不滿的公開內涵。之后，網上便有了各種傳言：“滬圈”要求導演文晏（本屆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委）將最佳男演員給王傳君，否則日后不投資她的電影。一部電影不可能同時獲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演員和最佳女演員，王傳君獲獎的話，便擠占了白百何的獲獎資格，而王傳君在片中飾演的“王冬冬”戲份還不到40分鐘……

所謂資本施壓評委的說法均來自匿名爆料，無可靠信源，屬于典型的“獎項未出，陰謀先至”的娛樂圈輿論狂歡。

跳出“陰謀論”的思維，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將獲獎簡單歸因于“圈子”或“操作”，這不僅無助于理解事件，也可能忽略了表演藝術本身的價值。

王傳君在影片《春樹》中飾演王冬冬。

在“跟風”“吃瓜”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東京國際電影節的評獎邏輯與評審程序本身再來討論。東京國際電影節不像奧斯卡金像獎一樣，各個獎項在頒發之前先出一個提名，更像戛納、威尼斯、柏林歐洲三大電影節，屬于“評審團”制，默認參與競賽的影片都有機會獲得各個獎項。并且表演獎只有“最佳男演員”和“最佳女演員”獎，而非“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獎，能否獲獎與戲份多寡無關。電影表演的藝術價值在于“密度”而非“長度”。一個角色的復雜程度、演員賦予其的靈魂和張力，才是評獎關鍵。憑借“短戲份時間”獲得表演獎的例子很多，比如妮可·基德曼在三位女星同片出演的《時時刻刻》中，憑借23分鐘的戲份，獲得2003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此外，“同片不得兼獲男女獎”的論斷也純屬無稽之談，東京電影節官方從未有此限制。1999年，第12屆東京國際電影節，西班牙電影《孤獨》中的兩位演員就分別拿下“最佳男演員”和“最佳女演員”獎。

本屆東京國際電影節5位評委，分別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評審結果需5人共識，地域資本難以操控全局。王傳君的這次獲獎，首先應被視為一個專業評審團對其在特定影片中表演藝術成就的肯定。在信息不完整時，與其陷入人際關系的猜測，不如保持開放心態，將期待留到電影上映之時，用自己的眼睛去評判表演的成色。

在獲獎感言中，王傳君以謙遜姿態坦言自己“配得感低”，“我喜歡躲在團隊的角落，我也不喜歡說很多話，成為焦點這件事會讓我感到恐懼和壓力……我知道我還差得很遠，沒想到這么大的獎會落在我的身上。我覺得是白百何女士和劉丹女士她們高光的表現，照亮了在角落的我。能成為照亮別人的光是不容易的事情，感謝你們照亮了我。”

一場由社交媒體引爆的“獎項羅生門”，映照出文娛行業生態的復雜性與流量博弈的共生關系。

可以說，這幾天網上的陰謀論是典型“獎項焦慮+地域標簽”混合的娛樂圈狂歡，既無證據，也無關藝術。這場風波是公眾對娛樂圈資源分配與獎項透明度的集體焦慮投射。我們不妨先將所謂的“陰謀論”放在一邊，把焦點放回到電影節、電影和表演藝術本身。現在真正該被討論的是：讓表演回歸表演，讓地域標簽留在“跟風”里。演員的終極價值仍在作品，演員的演技厚度才是超越爭議的終極砝碼。

新京報記者 滕朝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