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去匯報工作，聶榮臻突然問:誰給學森同志配這么高檔的車？

在美國人眼中，他的價值能夠與5個精銳之師相提并論；

在中國人眼中，他是讓14億人挺起脊梁的存在；

有人說他最大的貢獻在導彈、原子彈領域從無到有的突破。

實則不然，他最突出的貢獻是在于他為新中國構建了一套完整的科學研究體系，指明了發展方向，而且是遙遙領先于世界的那種。

正所謂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而他不單單是手把手編織了漁網，捕捉了數條大魚，更為我們培養了一大批可以編織漁網，捕魚的人，甚至連往后更新迭代的方向都為我們做出了指引。

他就是我們的戰略科學家——錢學森。

行文至此，就會有很多人提出疑問了，既然錢學森，錢老對新中國做出如此突出的貢獻，為何他乘坐一輛高檔汽車會引起聶榮臻的疑問，這期間又發生了哪些故事？帶著這些疑問，讓我們一同走進今天的文章。

國家發展的“基石”

錢學森剛回到國內時，對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和技術水平還一知半解，科學院的領導見此，就先讓他深入東北考察一番，因為那時的新中國所有的重工業全都坐落于于那里。

中央對錢學森的東北之行格外重視，國務院甚至特地給東三省發去特級電報，要他們打起十二分精神接待錢學森。

錢學森一到東北，便迫不及待的想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看看，因為那里有他的兩位好朋友，莊逢甘和羅時鈞。

哈軍工里面藏著眾多的軍事機密，一般人是進不去的。省委領導不知如何是好，急忙致電北京詢問。

很快，北京就給予回復:對錢學森不做任何保留，不僅同意他前去考察，還要讓陳賡大將親自接待陪同。

陳賡大將此時正在北京，得到命令后立即動身飛往哈爾濱，親自陪同錢學森參觀各個科研、教學機構，還為他準備了非常隆重的歡迎晚宴。

晚宴上，眾人載歌載舞氣氛熱烈，陳賡大將問了錢學森一個問題:“錢先生，您看咱們中國能不能造出自己的導彈來？”

陳賡之所以這樣問絕不是空穴來風，早在他飛往哈爾濱之前，彭德懷就和他談到了志愿軍在朝鮮戰場心因為裝備代差而付出慘烈犧牲的場景，想讓他請教一下錢學森，咱們自己能不能研制出更先進的武器裝備？

陳賡大將

彭德懷在戰場上見識到了美軍先進武器所帶來的殺傷性，對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重要性有著更深的體會。

陳賡提到的這個問題，是包括彭德懷在內的其他領導人都十分關心的問題。

錢學森不做任何猶豫，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有什么不可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咱中國人也一定能造出來。”

陳賡大將聽了之后，興高采烈的表示:“我就等您這句話呢！”

錢學森的這一回答，更加堅定了中央領導人優先研制火箭、導彈的決心。

東北之行，不僅改變了錢學森的命運，更讓他與新中國的國防事業深深的綁定在一起。

陳賡陪錢學森參觀完哈軍工后，又馬不停蹄趕回北京，向彭德懷匯報。

在聽到錢學森的答復后，彭德懷喜不自勝，迫不及待的想和錢學森見上一面，和他深入的交流交流。

錢學森還在東北考察之時，彭德懷就一天好幾次往科學院打電話，詢問錢學森什么時候回來。

12月下旬，錢學森終于回到北京，彭德懷知道后，立即向錢學森發出邀請，并由陳賡作陪。

戰場上的彭德懷

錢學森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把火箭和導彈的原理以及今后的發展方向，向兩人做了詳細的介紹。

交談結束后，彭德懷和陳賡親自把錢學森送到汽車旁，目送他離開。

錢學森剛回國時，并沒有給他配備專車，當時整個研究院不過3輛車，根本不夠用。錢學森出去做調研師，有時候連公交都坐不上。

聶榮臻知道此事后，立刻叫自己的秘書通知解放軍后勤部，要他們第一時間解決錢學森的“通勤”問題。而后，后勤部副部長給研究院批了兩輛從美國進口的高檔汽車。

這兩輛汽車都是藍色，外觀十分亮眼，造型則非常的別致，偌大的北京城總共就這么兩輛，其中一輛，是錢學森的專車。

有一次，錢學森前往聶榮臻的辦公室匯報工作，聶榮臻無意間瞅見了那輛高檔汽車，于是扭過頭問秘書:“那輛藍色轎車是配給學森同志的專車嗎？”

秘書還以為他的工作得到了首長的認可，務實興高采烈地回答:“是阿！”

不料，聶榮臻臉色陰沉，讓秘書立即給錢學森換一輛。

原來，聶榮臻察覺到那輛藍色的轎車太過引人注目，很容易引起敵特分子的注意。

聶榮臻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

自打錢學森下定決心回家建設祖國起，對他的各種刺殺就從未間斷過。

當時，新中國最需要的就是頂尖人才，而敵對勢力為了阻止新中國的發展，用盡了各種辦法。像錢學森這樣一專多能的科學家，正是他們打擊的目標。

周總理曾千叮嚀萬囑咐，無論如何都要保證錢學森等一眾科學人員的安全。

聶榮臻曾領導地下工作多年，戰斗經驗豐富，錢學森身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被他扼殺于搖籃之中。

于是，錢學森的“座駕”就被換成了一兩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黑色轎車。

不僅如此，聶榮臻還圍錢學森配備了警衛秘書。

1960年春，中蘇關系劍拔弩張，蔣介石見狀，準備策劃刺殺錢學森。

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在得知這一消息后，第一時間上報了周總理，形勢危急，總理立即下令對錢學森的保護。

羅瑞卿和聶榮臻商量之后，決定破格給錢學森配備一名警衛秘書。

為什么是破格配備呢？因為“警衛秘書”非同一般，他絕非普通的警衛員，更不是秘書那么簡單。確切的說，警衛秘書不僅要功夫了得，能保證首長的安全，更要能照顧手掌的起居，協助首長工作。

根據規定，只有“四副兩高”才可以配備警衛秘書，換言之，這是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聶榮臻、宋慶齡等人才享有的待遇。

給錢學森配備的這位警衛秘書，名叫刁九勃。從抗美援朝戰場回來后，就一直擔任首長們的警衛秘書，為人膽大心細，心思縝密，深受首長們的喜歡。

去做錢學森的秘書前，研究院政委劉有光專門將刁九勃叫到身邊，語重心長的叮囑，無論如何都要把錢學森保護好，讓錢學森安然無憂，就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這比一次大獲全勝更有意義。

劉有光心思縝密，他曉得錢學森可也不希望24小時被人盯著，所以囑咐刁九勃，讓他的錢學森家人好好相處，竭盡全力讓大家滿意。

這些話，刁九勃深深的印入腦海。

剛一上任，他就把錢學森的生活、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條，刁九勃覺得，研究院這邊的保衛可以放心，唯獨中關村這邊的住處需要加強保護。

當時錢學森住在中關村的宿舍大樓，雖說有警衛把手，但他們保衛的是整個片區，人們絡繹不絕，安全隱患太大。

于是，刁九勃就向上級建議，讓錢學森搬離中關村宿舍，重新找一處警衛人要的地方。

恰逢此時蘇聯專家撤離中國，他們之前住的地方空了出來，一個單元樓三層，共計6套房子，不僅地方寬敞，關鍵是就在研究院里面，安全系數要搞很多。

搬到新房子后，錢學森和妻子孩子住在二樓，刁九勃等警衛人員住在一樓，三樓則住著其他科研人員。

小區內全天都有人執勤，夜晚也有警備人員。

若是有科學院之外的人想見錢學森，必須要先在大門口登記，查驗證件，然后值班人員再往錢學森家打電話，經過允許后才可以見到。

如此安排，錢學森的安全就得到了極大的保障。

出去考察時，刁九勃寸步不離錢學森，上樓時他走在最后方，下樓時他走在最前方，錢學森開會時，他就守在會議室門口。

當然刁九勃工作，不單單是這么簡單。

錢學森每個月的工資是300元，剛回國時，看見祖國萬象更新，一片祥和的景象，錢學森開心不已，拿著從美國帶回來的相片拍個不停，結果發現光是膠卷錢占據了工資的一大部分，而后他索性把相機鎖到柜子里，再也沒拿出來過。

錢學森家的吃喝支出，刁九勃都做了詳細的記錄，每到月底就從錢學森的工資里支出。

為了節約開支，刁九勃每個月都精打細算，摳著手指頭算賬，不敢浪費一絲一毫，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都離不開刁九勃，所以后來錢家人都親切的稱他為“大管家”。

錢學森閑時愛吃瓜子，刁九勃是地道的東北人，每逢佳節，老家總會寄一大包瓜子，他自己省吃儉用，每次都要留出來一大部分，送給錢學森。錢學森不好意思收，刁九勃就撒謊說自己不愛吃這玩意兒，硬塞給他。

有時候，為了讓錢學森在緊張工作之余得以放松身心，刁九勃會利用周末時間帶著大家去郊游，這也是錢家人最期盼的時刻。

不過，每次郊游前，刁九勃會格外的忙碌，他要提前規劃好出行計劃并上報，還要提前幾天和公案部門以及景區對接好時間，以免出現不可挽回的損失。

60年代初期，我國迎來連續三3年大旱，也是導彈研制的要緊時刻。

當時，全國人民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毛主席，周總理也帶頭做出表率，不吃魚和肉。

任何人都可以受委屈，但絕對不能讓科學家們受苦受累。

在聶榮臻的指示下，各大軍區省吃儉用，將豬肉、魚肉、大豆等有營養的食物優先供給科學研究院的專家們。

3年艱苦時期，這些物資有多珍貴可想而知。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在收到聶榮臻的指示后，特地下令駐扎在內蒙古的部隊狩獵黃羊，千叮嚀，萬囑咐這些羊肉是給科學家食用的，任何人都不許動心思。

錢學森心里明白國家對自己的照顧，但他從不居功自傲，而是和大家吃在一起，喝在一起，拒絕搞特殊。

每次別人和他一起聯合發表文章，稿費到手后，錢學森總是把稿費給別人，自己分文不取。

有一次錢學森發撰寫的書籍出版后，收到了1000元的稿費報酬，錢還沒捂熱，他就立即交給了研究院的負責人，囑咐說用這筆錢給貧困學生買計算機尺。

原來，當時很多學生都是從農村來的，沒有錢買計算機尺，錢學森一直把這個事情記在心里，稿費一到手，就立即吩咐人去落實這件事情。

正當大家擼起袖子，緊鑼密鼓的搞科研時，國民黨蓄謀已久的暗殺行動也開始實施了。

1964年9月，臺島派來一名特務，此人名叫陳炳宏，他有個兒子叫陳安儀。

陳炳宏從深圳入境，而后輾轉來到青海西寧，通過兒子獲取情報。

陳安儀有個同學叫朱淑英，清華大學畢業，當時在221廠駐西寧的辦事處工作，陳安儀主動去接觸她，從中獲取了很多情報，221廠是負責研發原子彈的，眼瞅就要成功了，用的那些材料，廠里的人數以及警備情況都被他摸的一清二楚。

就在陳炳宏以為大功告成之時，他的兒子和朱淑英被公安部門控制住。原來，早在他入境之時，就已經引起了國安部門的懷疑，一直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而國民黨方面，眼瞅陳炳宏杳無音信，又派他妻子入境，豈料人剛到西寧就被控制住了。

最后，陳炳宏被判處死刑，妻子被判無期，兒子被判17年，泄密人員朱淑英被判7年。

這一年，又發生了特務在食品中投毒的案件，經過審問，這名特務來自于海外機構，暗殺的目標正是錢學森。

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中央的高度警覺，主席親自下令，立即給錢學森再增派一名安全人員。

沒過多長時間，一個名叫段恩潤的男子出現在錢學森的視野中，說起段恩潤的經歷，比刁九勃還要特殊。

如果說配一個刁九勃是黨中央和錢學森的特殊照顧，那么段恩潤的到來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級別待遇。

段恩潤同樣參加過抗美援朝，還有過9年的護士經歷，此次黨中央把他派到錢學森身邊，是要其肩負起食品化驗員的職務。

換言之，但凡是錢學森吃的食物，不論是雞鴨魚肉，蛋類，牛奶，五谷雜糧，油鹽醬醋茶，通通都要經過段恩潤的檢驗安全、合格后才能讓錢學森使用。

配屬專門的食品檢驗人員，切莫說其他核驗人員了，中央的領導人都沒有這個待遇。

當時，電冰箱可是一個稀罕物，而食品化驗必須要保留樣品，上級二話不說，直接從蘇聯進口了一臺冰箱。

觀察樣品也需要高倍顯微鏡，而咱們自己產的比較落后，軍事科學院立即送來一臺德國產的顯微鏡，這東西，全國也就幾臺。

就這樣，在各部門的通力合作下，食品化驗室很快就落成了。

每一日，采購員買回食品，之后經過段恩潤取樣化驗，確定安全后，再交給廚房烹飪，菜品上桌之前，每樣菜品都要取樣保存，24小時后錢家人安然無恙后，才能把樣品處理掉。

為了徹底杜絕食品上的風險，段恩潤不僅不允許錢家人購買外面的食物，就連孩子們吃的零食都要經過他的化驗后才能食用。

這么多人的吃喝，都要經過化驗，所以段恩潤沒有休息，全天是待命狀態。

據段恩潤回憶，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蔣華回國探親的那次。

蔣華是錢學森妻子蔣英的妹妹，當年，錢老被美國人羈押，為了可以回國，他通過信件向父親的好友陳叔通先生寫了一封“求救信”，闡述自己迫切想要歸國的意愿。

信寫好以后，該怎樣寄出去讓大家束手無策，為了不讓這封信落到聯邦調查局手里，錢學森把信夾在妻子蔣英寫給妹妹蔣華的信中。

當時，蔣華住在比利時，看到信后，他立即把信轉寄給錢父，再由錢父寄給陳叔通，進而由陳叔通交給了周總理。

正是有了這封信，才迫使美國人放錢學森回國。

錢學森和妻子蔣英

此次蔣華回國探親，錢學校一家自然要設宴歡迎。基于安全原因，錢學森不可以在外面飯店接待客人，只能在家里烹飪。

那幾日，炊事員和段恩潤忙得腳打后腦勺，一個忙著烹飪，一個忙著化驗。

那次家宴錢家人都其樂融融，錢學森夫婦格外開心，但蔣華不知道的是，她那天吃的每道菜，喝的每杯酒，都是經過段恩潤化驗合格后才端上餐桌的。

從1964年來到錢學森身邊到1970年被調離，這6年時間里段恩潤沒有過假期。幸運的是除了幾次因食品不新鮮被拒收外，從未出現過食物中毒事件。

敵人再怎么愚蠢，也不會在明知錢學森身邊有專屬的食品化驗員的情況下，還投毒暗殺，那樣可就真的離了大譜了。

當時，新中國的領導人可謂用盡全部手段來確保錢老的安全，而錢老也絕對配得上這份重視和愛護。

錢學森回國之前，新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是個落后的農業國，我們沒有強大的國防，只能靠血肉之軀和敵人拼命。

當時的領導人，雖然清楚我們在國防科技上和世界強國的差距，有心追趕，卻無從下手，正是有了錢學森的回來，他給我們指明了發展的方向，讓我們有能力在今天不懼任何外部勢力的挑戰。

當時國家領導人在優先發展轟炸機和導彈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正是聽取了錢學森的建議，才有了今日的“東風快遞，使命必達”的安全感。

而在1992年錢學森在給國家領導人的信中就提出了我國應跳過燃油車優先發展電車，和部署人工智能的建議，足見錢老的眼光有多么的超前，多么的高瞻遠矚。

錢學森不單單是某一領域的科學家，他是戰略科學家，他的眼光是高瞻遠矚的，超越世人的，直至今日，我們仍舊是沿著他規劃好的道路按部就班的前進。

如果沒有錢老，新中國的國防科技領域就是一張白紙，正是有了錢老，我們才有了從0到1的突破，才有了今日之強大。

火箭和航空屬于超級大工程，需要實驗室、儀器，專業的團隊，已經各個領域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通力配合，而彼時的中國，一窮二白，要啥沒啥。

沒有設備和儀器，那就造出來，沒有專業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那我就自己培養出來，一遍不會我教兩遍，兩遍不行我教三遍，數學不行我教數學，物理不行我教物理，時至今日很多國防科技領域的佼佼者，都是錢老帶出來的“笨學生”。

錢老履行就他的歸國誓言，要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國，他不僅做到了，還為我們培養了一大批科研人才，規劃就一條領先世界的，清晰的國防發展康莊大道。

錢老是真正的國士無雙，他的貢獻我們要永遠銘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