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我國許多名人都熱衷于留洋并與外國名家建立友誼,比如魯迅和泰戈爾、夏元瑮與愛因斯坦,還有畢加索與張大千。作為拍賣領域最受歡迎的“寵兒”,畢加索、張大千的畫作市場拍出過億元的天價,他們也在各自的領域有所突破,最終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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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29日11點30分,張大千與畢加索進行了會面,這被譽為“中西藝術的火花碰撞”。畢加索帶張參觀了自己的畫室,令張沒有想到的是,這里竟然陳列著數百張臨摹齊白石的畫稿。畢加索指著桌子上的一張,很不解的說出了那句名言:“我最不懂的,就是你們中國人,何以要跑到巴黎來學習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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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補充道:“不要說法國巴黎沒有藝術,整個西方,白種人都沒有藝術!如果把東西方繪畫比作一塊精美的面包,那么西方的不過是面包的碎屑。”這番言論令張大千非常吃驚。在午宴結束后,畢加索畫了一幅《西班牙牧神像》贈予張大千,而張則回禮了一幅《墨竹圖》。
畢加索告訴張大千,自己這幅畫用到了中國傳統的書法技巧,還參考了八大山人、鄭板橋等名家。不過,后來有人問張對這幅畫的看法,他回答道:“我和我太太反應一樣,都在小聲地說‘這是啥子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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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早年通過歐洲收藏的中國書法,接觸書法線條,其借鑒集中于“線條的表現力”,從繁復寫實逐步提煉為極簡輪廓,如最后一版《公牛》僅用十余道曲線構建形態,線條的提按轉折,如牛角處的側鋒加粗、牛身的中鋒長線條,與中國書法“中鋒立骨、側鋒取勢”的技法邏輯一致,區別于西方傳統素描的“明暗線條”,更接近懷素狂草的簡練張力。
中國繪畫“以形寫神”的寫意理念,被畢加索融入立體主義創作:以色塊與簡練線條勾勒神韻,用弧形色塊概括輪廓,類似中國水墨花卉“刪繁就簡”的寫意手法,區別于西方印象派的“光影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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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構圖上,畢加索借鑒中國繪畫“留白”,背景未填滿細節,而是以大面積空白襯托主體,空白區域與實物形成“虛實對比”,類似中國山水畫“無畫處皆成妙境”的構圖邏輯。藝術史學者貢布里希在《藝術的故事》中指出,畢加索“將東方線條的表意功能納入立體主義拆解體系”。
畢加索接觸敦煌壁畫畫冊后,其人物畫輪廓線條融入了敦煌壁畫的流暢筆意,形成獨特的視覺語言,這一過程也印證了東西方藝術精神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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