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著的意義是什么？——多維度視角下探尋生命的價值（十）

第十章：工作與使命——在勞動中實現價值

在人類對生命意義的持續探索中，“工作”始終占據著核心地位。

它不僅是維持生計的手段，更是我們塑造自我、聯結社會、并在此廣袤宇宙中留下獨特印記的重要途徑。

人的一生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清醒時間投入于工作，其意義遠超出薪資數字所能涵蓋的范疇。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個體通過工作將日常勞動升華為承載生命價值的崇高使命。

一，工作的意義：從生存工具到自我實現

對工作的理解通常呈現為三種不同的心智模式（Mindset）：視工作為一份職業（Job）、一項事業（Career），或一種使命（Calling）。

• 職業（Job）：以獲取經濟報酬為核心目標，工作動力主要來自外部；

• 事業（Career）：強調個人成長、社會聲望與職業成就，動力兼具外在認可與內在追求；

• 使命（Calling）：注重工作本身的內在意義及對他人與社會的貢獻，動力源于自我驅動與價值認同。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艾米·瑞斯尼斯基的研究表明，持“使命”取向的工作者——無論崗位高低，從清潔工到企業高管——均表現出更高的工作滿意度、生活幸福感及職業投入度。

這一發現揭示出：使命感并非特定職業的專屬特質，而是一種可通過主觀認知積極建構的心智能力。

進一步的研究識別出構成“工作意義”的五個核心維度：

• 任務意義：感知到工作內容本身具有價值（如研發新藥拯救生命）；

• 技能意義：能夠充分發揮個人能力并實現持續成長（如工匠不斷精進技藝）；

• 關系意義：與同事、客戶等建立積極、深厚的人際聯結；

• 服務意義：明確自身勞動對他人及社會的積極影響；

• 個人意義：工作內容與個體的核心價值觀及身份認同高度一致。

代際差異同樣影響著對工作意義的追求。

2019年一項全球性調查顯示，千禧一代和Z世代員工相較于前代更重視工作的意義。

其中相當比例愿意為更具滿足感的工作接受相對較低的薪酬。這一趨勢正推動全球范圍內的組織與管理層重新審視工作設計、文化建設與人才戰略，以回應新一代勞動者的價值訴求。

二，未來工作：人機協作時代的人類價值

隨著自動化與人工智能（AI）技術迅猛發展，“工作消亡論”一度甚囂塵上。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預測，至2030年，全球或有8億工作崗位受自動化沖擊。

然而歷史經驗表明，技術革命在淘汰舊有崗位的同時，亦會催生新的、目前難以預見的職業類型。

真正的議題不在于“人是否會被機器取代”，而在于“如何定義人類在智能時代的核心價值”。

2021年多項研究共同指出以下幾類“人類優勢”領域：

• 創造性問題解決（應對模糊性與新穎挑戰）；

• 復雜社交互動（管理、談判、共情與激勵）；

• 道德判斷（在倫理灰色地帶作出決策）；

• 跨領域整合（連接多學科知識以推動創新）；

• 情感勞動（提供關懷、教育及支持）。

這些能力的根基在于人類的意識、同理心、價值判斷與整體性思維——這些仍是當前人工智能技術難以復制的領域。

因此，“增強智能”逐漸成為更積極的技術愿景：其目標非以AI取代人類，而是以技術工具拓展人類能力。

例如，2020年《自然-醫學》的一項研究表明，使用AI輔助診斷的醫生，其診斷準確率顯著高于單獨使用AI或僅依靠人工判斷的對照組。未來工作模式將呈現人機協同的特征，而關鍵挑戰在于如何設計支持協作而非對立的技術系統。

與此同時，零工經濟的興起重塑了勞動形態。

2021年數據顯示，美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勞動力曾參與零工工作。這一模式賦予勞動者前所未有的靈活性與自主權，但也帶來收入不穩、保障缺失等挑戰。研究顯示，成功的零工工作者通常具備四項特質：卓越的自我管理能力、多元化的技能組合、有效的個人品牌塑造能力，以及應對不確定性的心理韌性。

三，組織文化：構建意義生成的生態系統

個體對工作意義的追尋離不開組織環境的支撐。

組織不僅是經濟實體，更是意義生成的生態系統。

管理學家丹尼爾·平克在《驅動力》中指出，知識經濟時代真正的激勵源于三大內在因素：

• 自主（Autonomy）：對工作內容與方式的掌控權；

• 精通（Mastery）：在持續進步中實現能力提升的內在渴望；

• 目的（Purpose）：參與超越個體利益的宏大事業。

谷歌公司著名的“20%時間”政策——允許員工將五分之一工時用于自主項目——即是這一理念的典型實踐。

該政策催生了Gmail、Google News等創新產品。雖并非所有企業皆可效仿此模式，但其核心原則具有普適性：賦權予員工是激發創造力與深層投入的關鍵。

目的導向的文化亦能帶來顯著商業回報。

2019年對《財富》500強企業的分析顯示，擁有強目的文化的企業其股票回報率較同行高出近6倍，員工流失率降低40%，客戶滿意度亦顯著提升。

B型企業認證運動代表了這一新型組織范式。

經嚴格認證的B型企業必須在法律上平衡利潤與目的，對所有利益相關方——包括員工、社區與環境——而非僅對股東負責。

截至2021年，全球已有超4000家企業獲得B Corp認證，如戶外品牌Patagonia、冰淇淋商Ben & Jerry's等。

它們以實踐證實：實現社會價值與商業成功并非矛盾，而是相輔相成。

四，社會創新：在解決問題中創造意義

對許多人而言，工作的最高意義在于直接應對社會面臨的迫切挑戰。社會創業結合商業效率與公益使命，為個體實現價值提供了重要路徑。

諾貝爾獎得主穆罕默德·創立的格萊珉銀行，通過小額信貸模式賦能數百萬貧困人口（尤其是女性），證明了社會企業的強大生命力。2020年《全球社會創業監測》報告顯示：

• 全球4%的成年人正參與社會創業活動；

• 社會企業創造超2億個就業崗位；

• 55%的社會企業由女性領導，青年參與率持續上升。

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進一步提出“創造共享價值”理念，主張企業應將社會問題解決納入核心戰略框架，而非視作邊緣化的慈善行為（CSR）。

例如，食品企業雀巢推行“創造共享價值”戰略，通過協助供應鏈中的小農戶提升產能、改善生活，既確保了優質原材料穩定供應，也實現了商業效益與社會發展的雙贏。

在方法論層面，設計思維為社會創新提供了實用工具。知名設計咨詢公司IDEO旗下的非營利組織IDEO.org，將設計思維應用于包括改善肯尼亞衛生設施、重新設計美國投票體驗在內的多項社會挑戰。

其核心原則——以人為本、快速原型、系統思考與協同設計——確保解決方案兼具人文關懷與現實可行性。

結語

工作的意義，終究由每一個勞動者親自定義。它可源于日復一日的堅守，也可來自人機協同中的創新；既可在優秀的組織文化中滋養生長，亦能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達到頂峰。

工作不再僅是“做什么”的問題，更關乎“為何而做”與“如何去做”。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重新審視工作與使命的關系，或許正是探尋生命價值最堅實、最深刻的路徑。

我們如何工作，決定了我們如何生活；而我們賦予工作的意義，最終定義了我們是怎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