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會與野蠻社會的本質區別是什么？李向安：在于價值觀不同！

文｜孫玉良

在人類歷史的漫長畫卷中，社會形態千差萬別，我們常常用“文明”與“野蠻”來界定其發展的高度。衡量二者的標尺是什么？筆者最近與知名律師李向安討論這個話題，李向安給出的答案是：文明的標志并非宏偉的建筑、先進的技術、富裕的程度等等，而取決于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這個主流價值觀如同生命基因一般，決定著一個社會的思想行為模式、組織結構與未來走向。

第一個主流價值觀，體現在社會對“人”的態度上，是把人當人，還是把人當工具？李向安認為：文明社會的基石是以人為本，對個體生命權利與自由尊嚴非常重視。有一首詩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指的就是追求人的自由尊嚴的崇高理想。沒有自由尊嚴，就沒有生命價值，人是追求自由尊嚴的，做奴隸的社會、奴役人的社會肯定就是野蠻社會。如果個體沒有生命自由尊嚴，而淪為權力的工具，那就談不上文明。文明社會的價值觀，一定是對個體生命充滿敬畏的，一定是允許個體生命追求生命自由的，一定是對人格平等充滿尊重的。一言以蔽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個體的價值不容侵犯，人應該生而平等，而不應出現奴役和壓迫。

拿奴隸社會打例子，奴隸社會就是野蠻社會，因為奴隸主是把奴隸視為工具的，奴隸之所以活著，其意義就是滿足奴隸主的欲望。在這種價值觀下，奴隸的生命可以為了奴隸主的某種欲望而被輕易犧牲，尊嚴可以在奴隸主的欲望面前被無情踐踏，奴隸個人的思想與選擇權被完全剝奪。歷史上的諸多暴政與災難，其根源在于執政者不把百姓當人，最終其暴虐統治被起義者推翻。但不幸的是，歷史的周期律一再重現，奴隸翻身做了主人，卻華麗轉身成為新的奴隸主，把被他統治下的人民繼續當成奴隸。

第二個主流價值觀，體現在社會崇尚法治還是人治上。文明社會相信規則與理性的力量，把權力置于法律的約束框架下，它致力于建立一套超越個人好惡的、公正的法律體系與道德準則，并通過對話、協商與程序正義來解決紛爭，意即用“法治”取代“人治”， “人治”社會無疑是野蠻社會，因為人治社會崇尚叢林法則，勝者王侯敗者賊，強權即公理，或曰真理在大炮的射程內。如果人類社會遵循叢林法則，那和動物有什么區別呢？將社會的運行納入可預期的、和平的、人格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軌道，便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

直到現在，仍有人信奉 “力量即正義” ，不管是國與國之間的沖突，還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依賴于最直接的暴力、恐嚇與強權來解決問題。誰擁有更強大的武力，誰就擁有最終的話語權。最典型的就是中東沖突，以色列被稱為“中東小霸王”，在內塔尼亞胡眼里，沒有永恒的規則，只有永恒的利益與力量對比。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社會關系呈現出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狀態，恐懼成為維持秩序的主要手段，信任與合作難以生根，這樣的社會無疑就是野蠻社會。

第三個主流價值觀，體現在對世界的認知是開放還是封閉上。一個文明的社會，其價值觀必然是開放與自省的。它承認自身的局限性，樂于與外部世界交流，敢于接納不同的思想與文化。它相信知識永無止境，真理需要通過不斷地探索、質疑與證偽來接近。從文藝復興對人性的重新發現，到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高揚，到現代中國的對外開放，文明正是在這種自我批判與向外學習中得以演進和升華。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野蠻社會往往是封閉與排外的。它固守一套僵化的教條，拒絕任何外來的影響與內部的質疑。它將異見視為威脅，將不同聲音視為背叛，用思想禁錮來維持表面的穩定。這種價值觀最終必然會導致社會的停滯、僵化與衰落，近代中國的晚清政府時期，無疑是野蠻社會，所以它的滅亡是必然的。那個時候的仁人志士睜眼看世界，才發現中國已經落后先進文明五百年。

李向安先生是一個致力于推動社會走向文明進步的律師。在他看來，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并不完全在于科技水平或物質豐裕程度，即便是一個掌握核技術的社會，若其價值觀是野蠻的，依然會最終走向自我毀滅。文明必將取代野蠻，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止的客觀趨勢。而一個社會由野蠻走向文明，靠等是等不來的，它是一場持續的、需要一代代人醒悟的價值觀實踐。在此我們鄭重呼吁：我們每一位公民，請拋卻我們內心中那份原始動物的沖動，追求那一道值得尊重的、理性的、開放的文明之光，為構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民社會增磚添瓦，或許這才是我與李律師討論這個話題的價值所在。

（李向安律師：以無罪辯護、民事訴訟、替人翻案著稱于法律界，已成功辦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綜合素質能力。其“弘揚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為人宗旨，贏得社會廣泛贊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