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五月,老丁,新疆的擔子得你來挑一挑!”周恩來在西花廳開門見山。面對總理的邀請,丁盛只是抿了抿嘴,輕聲回了句:“報告首長,這差事兒不適合我。”對話極短,卻足夠把北京的空氣烘得緊繃。
很多人不理解:軍區第一書記、司令員兼自治區主要領導,這在動蕩年代幾乎是能保命又能建功的稀缺崗位,丁盛卻搖頭。要弄清他的倔勁,得把時間撥回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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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春,丁盛接到調令: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任第二司令員。彼時的他剛從對印自衛反擊戰前線撤回,連硝煙味都沒散。讓一位血戰慣了的野戰軍將領去開荒種棉,他心里別扭,“帶兵沖鋒行,搞農田水利真不靈。”可軍令如山,他還是拖著行囊踏上西去的專列。
抵達烏魯木齊一周,現實就撞得他滿頭包。新疆軍區常備兵力加起來只夠湊一個師,兵團則以轉業官兵為主,硬件缺、兵員散、局面雜。丁盛只得在官兵大會上打氣:“先把地種好,出了事我擔著!”口號喊出去了,心里卻清楚:真有外敵,自己連一個完整團都擺不開。
兩年后,風暴來襲。1966年夏,造反派大字報貼滿了省軍區大院,“羅瑞卿黑干將”“丁盛奪權”成了最刺眼的標語。起初王恩茂、郭鵬還能護著他,局勢越鬧越兇,連王恩茂本人都難自保。一次軍區禮堂對質,一名女學生戳著丁盛鼻子罵,他忍不住回吼:“你算哪路神仙!”從那天起,他成了重點“挖祖墳”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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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一輪接一輪,家里被抄,孩子被逼寫“揭發材料”。到1967年夏,據說造反派在兵團內部串聯,要“全疆公審丁盛”。軍區緊急通氣:明早大會別去。當天夜里,王恩茂派車把他連夜送上軍機,目的地北京。“保命要緊”成了唯一策略,連妻子都被蒙在鼓里。
滯留京城期間,他遇到正在進京述職的黃永勝。黃一句“愿不愿意到廣州幫忙?”讓丁盛看見了另一條路——那里有幾十萬現役部隊,有機會干純軍事,關鍵是造反派對他不熟,風險小多了。1967年底,中央批復:丁盛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廣州軍區的頭幾個月,他像換了皮:天天扎營區、跑靶場,晚間還拉著參謀部研究東南沿海防務。有人打趣:“老丁又聞到火藥味了。”正當他恢復狀態,1968年初,總理那通電話把他叫回了北京,話題只有一個:新疆。此時新疆主要領導持續被批斗,組織上認為丁盛熟悉當地情況,接任最合適。
可他給出的理由卻異常直接:一是新疆局面依舊亂,造反派對他有血債般的敵意,去了只能再陷泥潭;二是南方軍區有真兵可帶,戰備任務更貼合自己的長項;三是他已被調離新疆,身份、派系都重新歸位,如今再回去等于“二進宮”,一旦失手,再無回旋。丁盛的原話被記錄在談話筆記上:“不是怕吃苦,實在不擅長地方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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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權衡多日,最終同意他的選擇。丁盛重返廣州,隨后黃永勝調出,他順勢坐上軍區主帥之位。從此再無西行。數年后,談及那次拒絕,他在小范圍內說過一句話:“打仗能讓我痛快,斗爭讓我心涼。”這一句,也算給1968年的那番倔強下了注腳。
有人評價丁盛魯莽,其實他對利弊盤算頗為精細。新疆需要政治家與軍人合二為一的角色,而他始終認定自己就是沖鋒的那把尖刀。尖刀若被插進政爭的磨盤里,只會鈍得更快,與其如此,不如留在能揮舞的戰場。
有意思的是,丁盛留下來的廣州軍區,后來在邊疆對峙和南海訓練中多次需要他“帶頭殺出一條路”。如果當年他折返烏魯木齊,這些任務該由誰扛?歷史沒給第二個劇本,但丁盛清楚:自己那把刀應該亮在最鋒利的地方,而不是被造反派釘在批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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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在那個“身份決定安危”的年代,選擇對個人、對部隊、對地區都能造成連鎖反應。丁盛的拒絕,看似個人意愿,其實也折射出軍政系統對人崗匹配的現實考量:政治漩渦里需要“穩舵手”,前線卻更需要“敢死隊”。
1968年的那場對話塵埃落定,新疆最終由另一位將軍接任,局面又經歷了漫長震蕩才逐漸平息。而在嶺南熱帶雨林的演兵場,丁盛依舊頭戴作訓帽,手持望遠鏡,盯著海面上的浮標。老兵們說,他最常掛在嘴邊的還是那句話:“戰場上才好使勁。”短短八字,像是對自己,一并對那段策馬奔突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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