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他從副司令升為副總長，兼任衛戍區，僅1年多降職到軍區

“首長，衛戍區的門禁令再加一道？”——1968年1月，北京西長安街的寒風裹著哨兵的聲音掠過中南海南墻。短短一句話，映著雪花，也預示著一位將星的新職位與新風險。

那位新任衛戍區司令員正是溫玉成。幾周前，他還是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幾周后，肩章換了，身份變了：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手握十萬精兵。人事命令打出那天，南國老戰友們拍著他的肩膀，“老溫，下回聚餐可要靠請示了！”笑聲爽朗，卻無人想到這只是短暫的高光。

追溯履歷，溫玉成生于1919年，十七歲便在遼東山區扛槍。抗戰年代，他跟隨“四野”一路南下，遼沈、平津、衡寶——每一仗都留下一行行火藥味的批示。解放戰爭結束時，他不過是師長、副軍長，但在戰場上贏得的口碑，足以讓任何紙面職務黯淡。

1950年10月，40軍搶在入冬前跨過鴨綠江。零下二十度，槍機凍得響脆，卻擋不住沖鋒號。長津湖一役，志愿軍繞到美陸戰一師背后，40軍當先。七晝夜拉鋸后，美軍被迫撤退。美軍一個俘虜小聲嘟囔：“Chinese forty army， ghost in snow.”這一段，后來在黨史教材里濃墨重彩。溫玉成也借此躋身“志愿軍十虎將”。

兩年半的朝鮮戰地生活，讓老溫徹底磨成硬骨頭。1954年底，他調回國內，分到新組建的廣州軍區。那時的華南，邊境局勢不穩，熱帶叢林易燃易爆，部隊常年拉練。溫玉成喜歡親自帶隊巡山，不到三十公里不回營，雨林蚊蟲叮滿作戰靴，年輕參謀暗暗叫苦，他卻只是按下帽檐繼續走。

時間來到1966年，“衛戍區”三個字突然變得分量驚人。北京原本只有一個師加一個團的警備力量，擴編后像吹氣球，短短幾月飆到兵團級。次年秋，黃永勝晉升總長，急需一位能打又熟人的悍將來把守京畿。黃的目光瞄向老部下，“北京需要他。”

溫玉成飛抵首都那天，首都機場跑道兩側列隊的既有裝甲車也有文工團。場面看似隆重，卻暗藏復雜氣流。衛戍區對接的是軍委辦事組——這條線直接通往最高層。不少老兵至今回憶，“首長每周參加的會議，比在一線打半月仗還累。”

京城局面撲朔。街道口號雜糅，機關印章滿天飛，衛戍區要維持秩序，又要給各路“革委會”守門。當時一句流行語：“沒見衛戍區大蓋帽，就別往城里湊。”十萬官兵白天站崗，夜里處理沖突，刑偵、火警、臨檢一肩挑。溫玉成桌上那塊小黑板，三天一換數據：堵截械斗、收繳槍支、護送外賓。最重的一行紅字：沖突零致命。

政治暗流更險。九大籌備期間，與會者動輒凌晨碰頭。會上，林彪系統全力推舉自家人進政治局，溫玉成雖被列為候選，卻意外得票寥寥。有意思的是，會場休息間還流傳一句話：“南方人，到北方吃不慣水土。”水土不服，指的不只是氣候。

1969年春，決議生變：將溫玉成撤出衛戍區，改任成都軍區第一副司令員。文件下來，他沒有機會辯解；吳法憲派出的一架伊爾-18，載著他的手提包飛向西南。短短十四個月，高位歸零。有人揣測是他不懂“會議語言”，有人說他管束部隊過苛，得罪了新派紅人，真相早已淹沒在會談紀要里。

抵達成都后，老溫依舊穿黑呢大衣，偶爾蹲新兵炊事班，挨個嘗湯。副司令卻與政局愈加疏離。1971年“九一三”后，相關人員大起大落，牽連不斷，他也被暫停工作。軍區大院的月亮依舊升起，只是他再無執掌兵團的機會。

十年后，黃克誠主持有關歷史遺留問題的復查會。資料堆成小山，溫玉成案卷放在其中。黃只說一句：“先看事實。”幾位調查員跑遍華南、西南，找當年哨兵、作訓參謀、地方干部核對細節，寫下一條結論——“無重大失職行為”。隨后，老溫被準予離休，但待遇按大軍區副職執行，低于他在衛戍區時的級別。塵埃，算是落定。

軍史專家常把他的經歷歸類為“戰功卓著、仕途起伏”的典型。槍林彈雨里，他是硬骨頭；復雜棋局中，他缺了一點轉圜。兵法里說“知天知地”，地是戰場，天卻是人心。能打仗易，拿捏分寸難。溫玉成在北平城墻上邁出的短短一步，成了此生最高點，也埋下跌落伏筆。

今日翻看檔案，“志愿軍十虎將”名單依舊閃亮。溫玉成的名號后面，沒有更高銜，卻多了幾行批注：性情直，紀律嚴，好談戰術。若從戰功論，他的履歷接得上任何一位上將；若從仕途論，一年多的副總長生涯像煙火——光芒很烈，轉瞬熄滅。時代把一名沙場虎將推向政治密線，也用同樣速度讓他調離。兵與權的相逢，終究分出涇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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