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罵名滿天下，死后卻成民族之光，今天還記得他的，沒幾個！

他叫馬相伯，生前罵名滿天下，死后卻成民族之光，孤獨走了一百年，誰都說他是“喪家之犬”。

激烈的黑暗、時代的誤解，他在亂世中忍辱負重，只為給中國點一盞燈。

今天還記得他的，沒幾個。

馬相伯他從小就展現出了過人的才智，五歲開始讀私塾，十一歲時就獨自一人跑到上海求學，在教會學校苦讀十九年，竟然精通了拉丁文、希臘文、法文等八門語言，還拿到了神學博士學位，在當時的中國堪稱是“通才”。

可是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卻生不逢時，空有滿腹學問和救國志向，偏偏撞上了國家最積貧積弱的時代。

他的人生轉折來得特別沉重。據說，在1893年，他的妻子在海難中遇難；兩年后，他的母親也去世了。

有記載提到，他的母親在臨終前不愿認他這個兒子。

家國的雙重打擊，讓這位學貫中西的學者內心備受煎熬，甚至一度被外界誤解，背負罵名。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在他弟弟馬建忠的《馬氏文通》這部中國第一部系統語法書的成書過程中提供了幫助。

為中國種下了一本語法教科書的種子。

甲午戰爭后，馬相伯深刻意識到“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以設立學堂為先”。

教育的種子在他心里發了芽。

1900年，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毀家興學”，把繼承自長兄的松江、青浦等地三千畝田產，以及現洋四萬元和租界內地產全都捐給了教會，只為辦一所“中西大學堂”。

他當時立下字據“自獻之后，永無反悔”，鐵了心要為國家培養人才。

1903年，震旦學院終于創辦起來了。馬相伯為學校定下了“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的宗旨，就是希望學生們能真正學到救國的實用學問，而不是被教條束縛。

可惜好景不長，1905年教會方面干預辦學，想把他架空，學生們憤而集體退學。

這位老人二話不說，站在了學生這邊。

沒有校舍，他就想辦法暫借吳淞提督衙門的舊址，沒有資金，他就四處募捐，自己動手刷黑板、拼桌椅，硬是在同一年辦起了復旦公學，也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

那些日子，馬相伯既是校長，又是工友，還是教書先生。

課余時間，他帶著學生一起種菜、修房頂，用最原始的方式維持著學校的運轉。

最困難的時候，沒錢買教材，他就在油燈下一筆一畫地親手抄寫，確保每個學生都能有一份。

他辦學的腳步從未停歇。從震旦到復旦，再到后來的輔仁大學、培根女中、啟明女中，這些都不是冷冰冰的校名，而是一個個醫院、一間間課堂，是他用畢生心血澆灌出的希望之花。

在他門下，走出了黃炎培這樣的教育家；蔡元培是他的同道中人，曾專門跟他學習拉丁文；而傅斯年、陳寅恪、張伯苓、林語堂等一代文化精英，都直接或間接受過他的影響。

可以說，中國近代教育的半壁江山，都與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位老人幾乎把全部家產都投入到了教育事業中。他賣掉了祖傳的田產、房契，甚至把家里的木雕家具都變賣了，就為了給學生買書本、付教師的薪水。

有人笑他傻，他卻說：“我就是要讓中國人自己能站起來。”這句話成了他一生的寫照。

“復旦”這個名字，既有恢復震旦的意思，也寓意著光明不息、復興中華。

辦學的那段日子真是艱苦。很多學生窮得連學費都交不起，馬相伯二話不說就在賬上給他們劃掉。

有時候學校實在揭不開鍋，他就拿出教會的薪水來貼補開支，甚至賣掉祖輩傳下來的木雕家具，就為了給學生們換書本。

他教書的方法也很特別，不喜歡填鴨式教育，而是注重啟發學生獨立思考。他愛和學生一起吃飯聊天，了解每個人的特點，整個學校親密得像個大家庭。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馬相伯已經九十七歲高齡。國難當頭，這位耄耋老人沒有選擇安度晚年，而是拖著病體到處演講，呼吁抗日救國。

他的身體越來越差，醫生多次上門診治，他卻說：“不用看了，只要能說話，我就要去學校看看。”

1939年，馬相伯在流亡途中病逝于越南諒山。臨終前，他自嘲道：“我是一只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這句話里含著多少不甘和遺憾。

他叫了一輩子，從震旦叫到復旦，從辦學叫到救國，雖然他自己說沒把中國叫醒，但他的聲音其實已經刻進了歷史。

馬相伯雖然自嘲“沒有把中國叫醒”，但他創辦的學校至今仍在培養人才，他倡導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在影響著一代代人。

他用近百年的生命證明：即使是一個人的力量，只要堅持不懈，也能在黑暗中點燃燈火；即使聲音微弱，只要不停呼喊，終會有人聽見。

他或許沒能親眼看到中國的徹底覺醒，但他播下的種子，早已在神州大地上開花結果。

《復旦建校120周年︱讀書要緊：從震旦到復旦的馬相伯》——2025-05-26 08:11澎湃新聞官方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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