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會為什么越寫越像張繼？

在當今書壇隸書領域張建會和張繼二位先生是毫無爭議的引領者，張建會先生隸書端莊、渾厚深得《乙瑛碑》神韻而出己意，張繼先生隸書奇肆、勁健，融《張遷碑》和簡帛于一爐，他們二人的隸書都深得漢隸精髓，但又有各自的理解，成為當今隸書探索的不同方向。

但是從張建會先生近幾年的作品來看，已經突破了端正的局限，開始走向奇險，線質也不求渾厚轉而變得瘦勁，從整體風格來看似與張繼先生同出一門。

如此巨大的轉變，不由得讓人感嘆難道當代隸書就必須要追求奇肆怪異？個人的風格選擇無需置疑和苛責，但是張建會先生和張繼先生同為中書協(xié)隸書的主要評委，他們二人風格的近似將會誘使很多人向同一風格效仿，造成當代隸書風格單一，對于當今隸書的發(fā)展起到不良影響。

當科技取代了書法的實用性，書法只能成為一門純藝術，這就更為強調自我和獨特。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很多人為了追求個性和夸張的藝術展現(xiàn)力，都極力的在求險，而拋棄端正。

畢竟正顯得太過普通，險更容易與眾不同，不過這種選擇讓書法陷入了投機取巧的境地，很多人都在結構上大費腦筋，忽視了基本的筆法訓練，這讓當今書法充滿了單薄的怪異，偏離了書法的初衷。

書法是從實用性書寫中發(fā)現(xiàn)、總結和展現(xiàn)文字藝術美的創(chuàng)作，其本質應該基于實用性，要適于識讀。然而當今書法藝術化的傾向讓很多人將識讀當成一種創(chuàng)作束縛，棄之不為，專注怪異。

這種書風雖然能夠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但是卻陷于表面缺乏內涵，不耐品味，也很難流傳千古。

《書譜》有論：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書法學習必然要經歷平正——險絕——平正的過程，求險是書法學習的重要階段，但是停留于險也只能陷入怪異另類的境地，復歸平正才是最終的升華。

縱觀古代先賢沒有幾個憑借奇險聞名的，大多是在平正中顯露個性得以流傳后世，書法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在端正中表達自我。

然而將普通的事做到極致顯然更為困難，畢竟幾千年的書法史上，能夠達成如此成就的也就寥寥幾人而已，更多的人都是在平正中平庸。

當代人比古人更為聰明務實，求險而得眼前利益，不去追求千古不朽的虛幻。但是這讓當今書壇整體顯得過于浮躁、功利。

張建會先生如果堅持端正的道路，雖然不一定能夠扛鼎時代隸書，但是最起碼會給當代隸書增添更為豐富的元素，不至于與張繼先生隸書混同。

書法崇尚自我，作為當代書壇的領軍人物，應該充分考慮時代風格的多元化，避免趨向單一。從這一點上來說張建會先生的隸書風格變化似乎有損其時代責任。

藝術家的一生本就是不斷否定、不斷超越的歷程。然而，當這種轉變發(fā)生在一位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領軍人物身上，并與另一位旗鼓相當?shù)念I軍者風格日益靠攏時，便不能僅僅從個體層面來審視了。

這背后，是個人藝術追求與整個時代審美風尚、展覽機制、乃至市場導向相互交織、彼此強化的復雜圖景。

當代展廳文化強調瞬間的視覺吸引力，在數(shù)以百計的作品中，如何“跳出來”成為創(chuàng)作者潛意識的追求。

在這種“視覺競爭”中，“平正”之作往往需要觀者靜心品讀、慢慢玩味，其內在的韻味與張力在快速的瀏覽中不易即刻展現(xiàn)。

而“奇險”、“瘦勁”、“夸張”的形式感，則更容易在第一時間抓住眼球，形成強烈的視覺記憶點。張繼先生的書風，以其奇肆勁健、融合簡帛的生動意趣，恰好契合了這種展廳視覺效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成功，無疑為書壇樹立了一個可見的、有效的“樣板”。

張建會先生作為深諳此道的大家，其風格的調整，很難說沒有受到這種時代氛圍的潛移默化。他從《乙瑛碑》的廟堂氣象中走出，轉向對奇險與瘦勁的探索，或許正是一種試圖與時代對話、尋求更廣闊認可與共鳴的努力。

這并非簡單的模仿，而可能是一種在新時代語境下對自身藝術語言的“現(xiàn)代化”改造。然而，當這種改造的方向，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同一種已被驗證成功的范式時，便不可避免地引發(fā)了風格趨同的憂慮。

這導致當今書壇出現(xiàn)大量為奇而奇、為險而險的作品，線條單薄浮滑，結構刻意擺布，充滿了“怪異的躁動”，卻喪失了書法最核心的筆力與韻味。

古人論書，“惟筆軟則奇怪生焉”，所有的變化都應生于筆底，而非出于刻意設計的構圖。當對結構的追求壓倒了對筆法的錘煉，書法便容易滑向淺薄的視覺設計，其生命力必然難以長久。

張建會先生的書風原本內含著漢隸正大的氣象，若能在此基礎上沉潛往復，從容涵養(yǎng)，假以時日，未必不能成就一種這個時代的、具有廟堂之風的隸書新典范。

這種典范的意義，在于它提醒人們，書法的魅力不僅僅在于外露的張揚，更在于內含的靜氣與力量。

然而，他的轉向，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在客觀上削弱了這種可能性，也讓當代隸書在風格探索的圖譜上，失去了一種寶貴的、傾向于“中庸”之美（并非平庸，而是恰到好處的和諧）的維度。

我們并非要求藝術家為了所謂的“責任”而固步自封，犧牲個人的藝術追求。但是，對于像張建會、張繼先生這樣身處中書協(xié)隸書委員會核心、執(zhí)掌全國性書法展覽評審權重的領軍人物而言，他們的藝術選擇，確實具有超越個人的風向標意義。

他們的審美偏好，會通過評審機制，直接影響到無數(shù)投稿者的風格取向。這是一種機制的、無形的力量，它比任何有意的倡導都更為有效地推動著風格的趨同。

因此，領軍人物固然有追求自我藝術極致的權利，但也應當時刻葆有一份對書法生態(tài)多樣性的文化自覺。

一個健康的、充滿活力的書壇，理應百花齊放，既有張繼式的奇肆，也應有張建會過去那種端莊，還應有清雅、樸拙、流麗等多種風格并存。不同的風格之間相互砥礪、相互映襯，才能共同構成一個時代豐富的書法景觀。

從這一點看，張建會先生放棄自己已然成熟且獨具面目的“端莊渾厚”一路，轉而探索一條與張繼先生有所重疊的“奇險瘦勁”之路，盡管在藝術上可能是其個人的一次涅槃，但從對整個隸書發(fā)展的格局來看，確實是一種遺憾，某種程度上收縮了風格多樣性的邊界。

張建會先生的轉變，是其個人的自由，我們應予以尊重。但這一現(xiàn)象所引發(fā)的思考，卻關乎每一個書法從業(yè)者。

我們是否在追逐時代浪潮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放棄了對更深沉、更永恒價值的堅守？我們的書壇，是否因為對“與眾不同”的過度追求，反而陷入了一種新的、“怪異”的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