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肖丹：形塑鄭成功——日本江戶的國姓爺讀本及圖像

日本江戶時期，鄭成功被塑造成國姓爺，延寶二年（1674）林春勝和林信篤編撰的《華夷變態》收錄了大量鄭氏父子的史料，文學敘事以近松門左衛門的凈琉璃（木偶戲）《國性爺合戰》（1715）影響最為突出，對此前人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如董灝智、黃英哲等對鄭成功形象的研究，[1]寇舒婷對中日鄭成功文學的探討。[2]

《華夷變態》

但對江戶的歷史讀本關注不多，且忽視了明治大量的讀本為江戶讀本重排本的事實。

江戶時期國姓爺文學作品存目約30種，現存書籍10種。[3]

按數量排列前5種依次為：1.近松門左衛門著凈琉璃本《國性爺合戰》1卷（1715），87件；2.石田玉山編繪（前、后編）、山珪士信編譯（后編）讀本《繪本國姓爺忠義傳》19卷（1804、1834），25件；3.上坂兼勝著通俗軍談《通俗臺灣軍談》5卷（1723），24件；4.鵜飼信之著通俗軍談《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傳》23卷（1717），19件；5.近松門左衛門著凈琉璃本《國姓爺后日合戰》1卷（1717），18件。

歷史讀物著述之豐、流傳之多，從存書和卷帙可見一斑，這些讀物的敘事及對教育的影響研究有待展開。

被江戶圖書目錄歸為史書的《明清斗記》（1661）是敘事的開端，《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傳》（下稱《明清軍談》）、《通俗臺灣軍談》（下稱《臺灣軍談》）及二書拼合而成《繪本國姓爺忠義傳》（下稱《忠義傳》），是百余年間重要的歷史讀物。

讀者皆知《國性爺合戰》為虛構，而歷史讀物虛實相參，出版持續時間長，發行量大，與江戶后期的儒教著作、凈琉璃、合卷、浮世草子等構成的國姓爺敘事世界，形塑鄭成功的方式和過程值得深入探討。

一、底本探微：特殊的通俗軍談、成熟的讀本和模糊的邊界

1692-1725年，京都、大阪出版了21部中國歷史演義片假名譯本，被稱為通俗物、通俗軍談，其中就包含《明清軍談》《臺灣軍談》。

《明清軍談》

這批讀物正好涵蓋了春秋到明末清初的中國史，讀者是貴族、僧侶和武士等上層階級的童子，[4]京都儒者江村北海指出這類書籍是童子學習漢籍之余所讀，對他們以后研讀中國史書助益甚大。[5]

其后隨著地本的發展，[6]兩部書拼合而成的平假名讀本《忠義傳》，傳播到平民間。從書籍形態到編譯內容，《明清軍談》《臺灣軍談》在通俗軍談中顯得極為特殊，事實上它們與《忠義傳》皆是成熟的讀本。

分析《明清軍談》《臺灣軍談》的性質，可從底本入手討論三個問題。

首先，這兩部書所據底本繁多，且翻改復雜，與一般軍談不同。

通俗物指用片假名翻譯中國通俗演義、據中國正史或通鑒編譯的讀物，“通俗”二字后擴用于一般漢籍譯本書名。[7]

德田武指出通俗軍談有一類如《通俗三國志》忠于原作翻譯，另一類如《通俗兩漢紀事》，以《全漢志傳》為主參以《中興傳志》《資治通鑒》并小作改動。

[8]這類書以中國歷史演義小說或史傳為本，是編譯性質，但《明清軍談》翻改甚多。倉員正江指出全書相當自由地翻改了《定鼎奇聞》，參考了《明季遺聞》《明史紀事本末》《讀史綱》《通紀集略》，開篇皇帝奸臣致天下大亂的邏輯出自《水滸傳》。[9]德田武指出書中“開讀之變”的內容出自《虞初新志》。[10]

《臺灣軍談》

《臺灣軍談》大部分內容出于虛構，大田南畝云：“是書乃就《靖臺實錄》增補以長崎唐館風說之書而成。”[11]中村忠行進一步指出此書借用《三國演義》的部分情節。[12]

《明清軍談》正文援引《明史紀事本末》數書處，鵜飼信之都作了注釋，卻未交代全書真正大量征采翻改的史料筆記和歷史演義底本，掩蓋了此書與其他通俗軍談不同的成書手段。

據筆者考證，此書大部分內容實據《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的記載及敘述順序編撰，還有較大篇幅翻改自《遼海丹忠錄》，文本構成較其他通俗軍談復雜得多。

全書的文書紀錄及敘事細節，如熊廷弼的奏疏、李明睿議遷都、崇禎求金、福王南京即位、征召鄭芝龍、永歷帝奔南寧、瞿式耜《絕命詩》等，皆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相符，而與《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有出入。

翻改自歷史演義的內容，主要是第二至四編大清建國、遼東戰事改自《遼海丹忠錄》，第七至十編李自成起兵翻改自《定鼎奇聞》。

作者在細節編撰上，還翻改大量當時已傳入日本的小說，卷首萬歷帝“宮里四時淫樂”蝶幸、螢幸等情節，據《通俗明皇后宮傳》的底本所撰。[13]

第一編達觀和尚坐化的細節、偈語，第六編客魏亂政、客氏制酒漿等內容，出自《酌中志》卷二、十一、十四，而非《讀史綱》。

第一編播州楊應龍淫掠情節出自《征播奏捷傳》，而非《明史紀事本末》。第一編朝鮮乞兵抗倭，劉綎攻城用石炮、鳥銃事，應出自《兩朝平攘錄》等。

佳麗書林刊本《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

第十四編隆武御駕親征神主并仆事，今僅見于《續明紀事本末》。

第十七、十八編鄭成功請兵日本、平定大員遇昆侖奴兵諸事時間與明季筆記多不一致，內容與《明清斗記》亦不同，可能參考了《鄭成功傳》等書，[14]但只介紹昆侖奴“換腸”之說，尚未用到《在華方濟各會會志》等載鄭成功用昆侖奴作戰的紀錄。

第十九編結以康熙帝《升平嘉宴同群臣賦詩用柏梁體》唱和，應出自《圣祖實錄》相關史料。[15]

《臺灣軍談》的翻改更加徹底，將《靖臺實錄》較通俗化的實錄體史料改成章回體小說，且完全改變《靖臺實錄》的敘事立場。整體傾向揚藍廷珍而抑施世驃，較接近《平臺紀略》，雖然參考同年出版的《平臺紀略》的可能性較低，但應當參考了其他史料。

全書風聞和虛構的內容，比《靖臺實錄》原書足多出三倍以上。這兩部書作者征采之廣和創作自由度之高，在通俗軍談中顯得極為特殊，書名冠以翻譯漢籍“通俗”二字，有模糊邊界之嫌。

《靖臺實錄》

其次，根據對底本翻改的程度，將《明清軍談》《臺灣軍談》視為讀本更恰當。

這兩部書對底本主題、情節、人物關系等進行挪用改動的手法更接近江戶讀本小說的“翻案”，[16]只是并未換上日本的名稱，或改以日本歷史環境為背景。

德田武認為通俗軍談與讀本共通之處“是通過翻譯或翻案中國白話小說而形成”，軍談“采用中國歷史題材”“不帶插圖”，讀本是“日本歷史題材”“帶有插圖”。[17]

《明清軍談》《臺灣軍談》的創作手段介乎翻案和編譯之間。

它們與讀本的區別是書寫中國史題材，而非翻改成日本故事，與通俗軍談的區別是并非編譯自中國人解說中國史的書籍，而是像讀本一樣剪裁翻改中國的小說、史料、情報，是江戶文人模仿中國歷史演義的結構講述中國歷史，而且是21部通俗軍談除《通俗戰國策》外像讀本一樣帶插圖的書籍，《明清軍談》有單頁、雙頁插圖共75幅，《臺灣軍談》有單頁插圖共22幅，增加讀者興趣、輔助閱讀，性質特殊。

從江戶后期讀本的發展看，這兩部書實是成熟的讀本。這一時期的讀本學習中國白話長篇小說，發展出長篇章回的連貫結構、情節與人物性格。[18]

德田武、倉員正江雖對部分文本與底本進行比對，但并未跳出通俗軍談將這些書放在讀本的視野里討論。

《明清軍談》將大量史料筆記和歷史演義翻改組織成前后連貫、圍繞鄭氏父子展開的長篇章回小說，《臺灣軍談》模仿中國小說虛構情節，塑造了朱一貴及其追隨者的英雄形象，從敘事框架到情節編撰全出于作者的創作，已經符合讀本的文體要求。

當下出版的《讀本事典：江戶的傳奇小說》就將《忠義傳》與《繪本忠臣藏》等并列為讀本，[19]在江戶后期《忠義傳》也被歸為讀本。

《讀本事典：江戶的傳奇小說》

而《忠義傳》前言交代參考了《明清斗記》《國姓爺傳》《臺灣鄭氏紀事》等編述，但文本從結構到內容卻與《明清軍談》《臺灣軍談》無異，僅在兩書彌合處及部分細節稍增文字，形式上的區別是文字改為平假名，重繪了插圖。

從內容而非形式看，《明清軍談》《臺灣軍談》實已是成熟的讀本，將此二書歸入通俗軍談，容易令日本讀者誤以為它們如其他通俗軍談一樣是忠于中國小說的編譯，忽略它們內容上大量的翻改、杜撰，使這兩部書處于模糊的邊界。而《忠義傳》回避了它照搬兩部讀本的事實，只強調了對史書的參考，表達也較模糊。

其三，這兩部書的出版雖與底本的傳入有一定關系，但成書的深層原因是幕府的情報搜集。

鵜飼信之的《明清斗記》與《明清軍談》出版時間相距56載，驅動他新撰《明清軍談》的直接原因，是1689—1723年通俗軍談系列化的策劃出版及《國性爺合戰》的上演。

《國性爺合戰》

通俗軍談雖由不同出版商出版，但不重復歷史時段，也未按中國史先后順序依次出版，《明清軍談》后尚有《通俗續后三國志》等軍談出版。

《明清軍談》的快速推出，承接了《國性爺合戰》持續18個月演出帶來的熱潮。幕府文人長期對明清鼎革、海洋貿易的關注，是這一題材緊隨形勢創作的主要原因。

1715年幕府在新井白石的推動下發布了“正德新例”，減少了清朝福建貿易的商船數量。[20]

1721年四月發生朱一貴事件，五月即有長崎唐船帶來傳聞。[21]次年一月凈琉璃《唐船噺今國性爺》即在大阪竹本座上演。仲春《靖臺實錄》付梓，即經琉球—薩摩藩傳入幕府，“臺灣朱一貴謀反，去年內已被平定，傳聞漸多，而難知其真偽。《靖臺實錄》一書，（琉使）于福州求得并持歸，平定之委細據此實錄可知，特此獻上……”[22]

當時文人如新井白石等多有傳抄。就連將軍吉宗對沖繩（琉球）政治、文學的興趣，也因朱一貴之亂而被喚起。[23]

結合多種傳聞編撰的《臺灣軍談》于1723年仲夏刊行，可謂迅捷，讀本結尾修改了《靖臺實錄》的記載，將朱一貴受擒改為隱入山林。

通過對讀本與底本關系的分析，基本可判斷這兩部書是出于對鄭成功的關注，采取與通俗軍談不同的翻改手法，對多種中國小說、史料進行加工創作的讀本。

近百年后隨著平民教育水平提高，兩部書合編的《忠義傳》又成了平民了解歷史的繪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兩部書，通俗軍談被改成繪本的只有《三國演義》《西漢演義傳》和《春秋列國志傳》，這三部歷史演義的故事在小說傳入日本前，已有深入的傳播基礎，日本小說也常引勾踐、張良等人的典故，與這幾部經典同列改成繪本，足可反映日本江戶讀者對鄭成功持久濃厚的興趣。

《繪本國姓爺忠義傳》

二、三實七虛：史料到文學的鄭氏父子、朱一貴形塑

《明清軍談》《臺灣軍談》到《忠義傳》這一系列跨越百年的歷史讀物，為何不直接選擇中國歷史演義小說進行編譯？征采廣博，情報詳細，為何又要翻改底本、改寫歷史現實？

從文學的角度看，“文學形象就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運作過程中對異國看法的總和”，“一切形象都源于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系的自覺意識之中”。[24]故而要選擇鄭氏父子形象進而表達看法。

當時中國的歷史演義并未以鄭氏父子為中心，而江戶文人更關注與其利益緊密關聯的歷史，百年聚焦、翻改、閱讀的過程，正是審視想象“他者”也審視著自我的過程。

《物語中國史大系》

從歷史的角度看，《明清軍談》書名冠以“明清”字樣，敘事卻圍繞國姓爺展開，通俗軍談唯獨《臺灣軍談》講的是局部的事件。從通俗軍談到讀本，對中國史料、歷史現實的選擇、改寫和解讀，服務于虛實處理、前后呼應，以完成對歷史人物的形塑。

（一）《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傳》的翻改策略與鄭氏父子的形象

《明清軍談》的翻改策略，深得《三國演義》“七實三虛”之要，關鍵的“三虛”內容不是純然出于架空虛構，而是直接搬用中國小說于緊要處作出修改，甚至模仿中國白話長篇小說口吻插入杜撰內容，極具隱蔽性。其方法有三：

一是移花接木。

讀本將中國小說名號接近的人物改成鄭氏父子，事跡略作修改，就能以字面上極少的改動營造接近中國歷史演義的敘事效果。讀本中本有為數不少的漢字形近字、音近字甚至錯字，故行此舉實難以被普通日本讀者識別。

如第二編《鄭芝龍為遼經略》，第三編《鄭芝龍上疏求勘》，第四編《鄭芝龍再守遼》《王順撫敗績廣寧》《芝龍坐事下獄》，基本改自《遼海丹忠錄》熊廷弼事跡。

熊廷弼字芝岡，原小說回目就有《作士氣芝岡斬將》《虜芝岡力固全遼》。《明清軍談》將熊廷弼事安在鄭芝龍身上，并杜撰情節彌合二人的經歷，如《鄭芝龍為遼經略》為解釋鄭芝龍從海寇轉身成為封疆大吏，讀本講述鄭芝龍接受招撫官至福建巡撫，豪富敵國、驍勇重義，又因受到沈煉的舉薦、奏對確當得以重用。

又如第十二編《弘光帝征鄭芝龍》按照史實是鄭鴻逵、鄭彩到江南助弘光朝，鄭鴻逵守鎮江，讀本改成鄭芝龍渡揚子江上金山水戰。

熊廷弼、鄭鴻逵的故事，史料筆記為實，但套在鄭芝龍身上是為虛，改頭換面，令不熟悉中國歷史的日本讀者難以分辨虛實。

《明季南略》

二是無中生有。

讀本往往在與鄭氏無關的史料中插入鄭氏父子的虛構故事，并在回目突出鄭氏父子。

如《國姓爺立永歷帝》《國姓爺破廣東》兩回，基本引用《明季南略》，筆記內容包括丁魁楚、瞿式耜等立永歷，蘇觀生、何吾騶等立紹武，李成棟反正廣東歸永歷，并未提及鄭成功。

讀本改為鄭成功奉隆武遺命立永歷，得皇帝賜閩廣總督，因蘇觀生殺永歷使臣，同諸將模仿桃園結義，破廣東誅殺叛軍李成棟，雖改動較大，但保留了瞿式耜、蘇觀生等人事跡，夾雜杜撰的情節，并在回目中凸顯鄭成功，顯得真偽難辨。

有些敘事是為下文鄭氏的行事作鋪墊、解釋，如《鄭芝龍招撫左良玉》據左良玉因北來太子案起兵清君側所改，讀本杜撰鄭芝龍招撫左氏，讓二人傾訴忠臣的委屈，突出弘光朝的腐朽，為他接下來坐觀弘光朝陷落、擁立隆武找到合理的解釋。同時模仿歷史演義杜撰情節，如鄭成功的內應瓊燕智取過程“有詩為證”，鄭成功模仿曹操橫槊賦詩，對讀過演義小說的讀者而言頗有中國味道。

《國姓爺鄭成功傳》

三是虛實嵌套。

讀本往往在歷史演義中插敘史料筆記以營造忠于史實的效果，但又對筆記內容稍加改動，以達到特殊的敘事目的。

如改掉《定鼎奇聞》李自成父親食海狗腎生下他的荒誕丑聞，據筆記補充他軍戶出身、讀書習武的經歷，又改動筆記突出他起義的正義性。

又如在《遼海丹忠錄》插敘鄭芝龍出身，引《明史紀事本末》鄭氏從顏振泉為海盜事，顯得嚴謹，但筆記中加入杜撰數語：“后行南蠻國，渡日本學火攻，鍛煉舞刀術。”[25]鄭芝龍棄隆武回安平，引用了《明季南略》文字，但刪去鄭家兵“或手不持鐵，所至劫掠，或挾婦女。至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嶺界者四、五日”一段文字，[26]以維護其正面形象。

鄭成功鎮江對陣清兵，羅列大段文字：“定五府大將，前軍戎旗總統林順，中軍提督忠勇侯陳豹，左軍提督翁天祐，右軍提督馬信，后軍提督萬禮。……”[27]與《靖海錄》《臺灣外紀》記載的列陣、將領部分內容吻合，[28]但刪掉了被俘不屈的名將甘輝，此人在《國性爺合戰》中是與鄭氏父子并列的英雄。

讀本將甘輝改名“函輝”，敘述他在北上前溺亡，更突出國姓爺的光芒。

對史料“七實三虛”的輯改，客觀上達到“三實七虛”的敘事效果，史料的選擇、使用，煞費苦心的翻改、編輯服務于鄭氏父子的形塑，使一系列明末清初的時事小說、歷史演義、筆記史料都成為鄭氏父子、大員敘事的注腳。

《明清軍談》鄭氏父子敘事的內容占了四成左右，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戰役的激烈如清兵擊撫順城、李成棟反正，君主的昏聵如萬歷、天啟任用奸邪，權力的博弈如左良玉與弘光朝的矛盾，隆武、魯王的相互猜忌，在史料中本與鄭氏父子不相關，都被讀本改成有賴鄭氏父子力挽狂瀾、堅持操守、多方斡旋，主旨內涵都發生了改變。

《臺灣の開祖：國姓爺鄭成功》

突出鄭氏父子忠臣的形象、杰出的能力及國姓的意義，同時強調他們渡海經歷和與日本的關系，是“三實七虛”達到的效果。

首先是鄭氏父子忠臣的形象。

讀本于明清易代各方勢力的矛盾中，突出“昏君—忠臣”的矛盾、消弭史料中“父—子”忠孝難兩全的矛盾，以塑造鄭氏父子完人的形象。

在關鍵的事件上，對筆記史料中鄭芝龍的形象進行了修改，如果說《國性爺合戰》只是空泛陳述鄭芝龍是“大明國的忠臣太師”，讀本是挪用熊廷弼飽滿的敘事來支撐這種形象，并為了回避熊氏慘死的結局又不影響鄭氏忠誠的形象，杜撰了大段故事。

如講述獄卒因見鄭芝龍撰《經國雄略》為絕筆，故與道人合謀保舉鄭芝龍赴倭國為皇帝尋找海狗腎延嗣，因海域音訊不便，突出皇帝的荒淫，也解釋了他為何未參與明末諸多歷史事件。

《拓臺先驅鄭芝龍》

天啟朝堂事本與鄭氏無關，讀本杜撰鄭芝龍入魏閹《天鑒錄》，得到左光斗、楊漣的推薦。擁立隆武，又將《明季南略》關于鄭氏一族把持要路、賣官鬻爵的記載，改成小人進讒言，故不得隆武信任。

讀本兩次講述魯王來使陳謙與鄭芝龍的舊日交誼，突出隆武殺陳謙的不義，并解釋鄭芝龍棄隆武是為了籌餉，避過了清兵破城、隆武被陳謙之子所殺的責任。

解釋鄭芝龍北上的《貝勒定計捕鄭芝龍》一回突出他的深謀遠慮，關于他的北上，許多筆記所載相近，如《明季南略》云：“而芝龍田園遍閩、廣，秉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余所；駑馬戀棧，不聽子弟諫，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播告，夸投誠之勛；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29]

讀本則刻畫鄭芝龍為了大義前往泉州示弱，他勉勵鄭成功：“安定分內、撫育民庶，日講武備，俟再立明國王，恢復社稷。”[30]結果被貝勒半夜虜之北上。

按中國筆記所載，鄭成功面對父親北上又以書信招降，終不回復，至鄭芝龍被清朝所流放、斬殺，亦不為所動。讀本杜撰鄭芝龍偽降以圖再起，消解了筆記父子的矛盾、忠孝的矛盾。

其次是使用倭國武術和南蠻兵器的傳奇軍神。

讀本在交代鄭氏父子出身、出場和戰事時，多次突出他們相對韃靼先進的武功和兵器，交代武備來自倭國和南蠻（西洋）。

中國的史料筆記并未記載鄭氏父子的武術，但記載了他的西洋武器，鄭氏的火器融合中西特點，在當時遠東海域上勝于明清軍備，也強于荷蘭。[31]

《國姓爺》

讀本強調西洋武器，如講述鄭芝龍在平戶生活，軍火能制服荷蘭人，寫鄭芝龍金山水戰如赤壁之戰，“北兵裝火藥于西洋炮佛狼機過艱，鄭老爺用飛天彭筒火箭得法，燒敵船數里。……老爺以地雷彭筒得遼東功，北虜按曉南蠻之器”[32]

在福建戰清兵，鄭成功用南洋鐵炮攻城，以太刀殺落守兵，大斧劈開城門。書中鄭芝龍被塑造成儒將，較少比武、對戰情節，鄭成功因血統原因屢次被突出擅長倭國兩刀、骨法，融入武士勇戰風格，如“身長六尺八寸，力挫大象，特善倭國產兩刀”。[33]

比武時，第一猛將函輝力擒水牛，諸將盡出奇招，皆為了烘托鄭成功用倭國骨法和竹刀制服左右，一人敵千騎。

其三是突出海上霸主地位和大員的戰績。

《國性爺合戰》回避了鄭芝龍的海盜經歷，讀本則做了簡要交代，并突出他對海盜的統轄能力，他是擲劍插米天意選中的海盜領袖，縱橫閩海上，官兵不能捕，東渡時在蓮花洋遇海魔發威、在梵音洞賦詩，在海上得上天護佑。

《國性爺合戰》

及至函輝前往大員收取貢稅，紅夷（荷蘭）商人認為貢稅應當交予清朝，函輝指出商家行船仍插飛虹將軍（鄭芝龍）海盜旗號，令紅夷震怖，突出鄭氏在海上的影響力。

歷史上鄭成功鎮江兵敗前往大員，圍城七月方驅逐了荷蘭殖民者，讀本則講述他先赴大員后北上，且一戰平定作為后撤基地，突出大員為明朝國土之意。

《忠義傳》講述清廷令鄭芝龍與鄭成功團聚，但鄭成功不愿受清朝官職，留在大員，至其嗣孫受清朝封“明大員東寧王”。鄭氏父子17世紀控制海上貿易，以出色的戰斗力挫敗了荷蘭人，以海盜之身獲得飛虹將軍和國姓爺的稱號，令江戶人極為佩服，讀本在一定程度上以仰望強者的態度美化他們。

（二）《通俗臺灣軍談》的虛構與主題轉換

《臺灣軍談》七成以上內容，出自杜撰，模仿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首先將《靖臺實錄》警戒民眾作亂的主題改成明朝再興。

黃耀烱作書為“上之因可以明國家之深仁，次之亦可以表文武之偉績。而且使巨奸好亂之徒，讀而戒之”。[34]讀本則將官逼民反轉換為明朝正統問題，闡發“善戰者，非能戰于天上，非能戰于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的天意，[35]學習《三國演義》對天意與正統的討論，“可以知朱氏為人，跌宕雄偉，決非凡才，惜其志不遂，豈不得神勢之然乎哉”[36]，同情朱一貴未能成功。

因朱一貴出身不詳，讀本開頭以鄭錦降清時不知有皇孫居于大員，暗示皇孫正是朱一貴。讀本改寫朱一貴的結局，將《靖臺實錄》他為村民所誘捕終被處刑，改為他感慨大明皇運絕，與八百將士遁入山林，突出他的失敗只是沒得到上天護佑，惋惜其志不遂。

讀本最后一回《臺灣地震疫癘行》以施世驃及部下一系列災病死亡敘事帶來意味深長的結尾。

《臺灣文獻與史實鉤沉》

其次是翻改三國、水滸的情節，塑造朱一貴和結義兄弟的英雄形象。

讀本將《靖臺實錄》形容為“居家不事生產，游手蕩博，延結不逞，為眾所不容，逃臺居于南路之鄙”的朱一貴，[37]改成出色的朱明后裔，“及長，形容端正，能孫吳兵法，智謀如張良諸葛，今鄙居臺灣南路，常嘆中華沒于北狄，思報父祖之仇”。[38]

杜撰輔佐朱一貴的李塘能斬怪獸，是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的后代，杜君英是明朝皇族人，樂施好善，誅滅惡霸。

在情節結撰上，英雄逐一出場模仿《水滸傳》，而后文結義、水戰、火攻、用計等則搬改了《三國演義》，將二三個月的動亂鋪寫得跌宕起伏。插圖也使用讀本中極少見的中國形式，大部分是單頁全幅的回目圖，多取中景，實皆是翻改自《三國演義》吳觀明本插圖。

如《朱一貴崗山結義》（圖1），照搬吳觀明本桃園三結義的畫面（圖4），去掉關羽張飛頭上的簪纓；鐵線嶺等戰爭場面（圖2），用中國插圖常見的山石分割畫面圖式（圖5）；水戰如《施世驃追敵浮海》四船相對（圖3），修改《周公瑾赤壁鏖戰》（圖6），營造出此書乃中國人講中國英雄故事的效果。

圖1—圖6

（三）《繪本國姓爺忠義傳》的文本縫合和讀者教育

《忠義傳》將《明清軍談》《臺灣軍談》合并，打通兩個文本之間的主旨，也增加了對讀者教育的內容。

首先是敘事和評論將《明清軍談》《臺灣軍談》內在的明朝皇運敘事邏輯縫合起來，增加《清王贈鄭芝龍講和》《國姓爺天柱嶺得仙書》《國姓爺尸解清王治世》三回，杜撰鄭芝龍與鄭成功團聚要他不忘賜姓，為下文大員再起變數做好鋪墊。

鄭成功上天柱嶺得劉伯溫贈天書、仙丹，方知易天下乃天數，在天柱嶺尸解，后朱一貴于天柱嶺起兵，圍繞“天柱嶺”的敘事將朱一貴跟鄭成功聯系起來。除了敘事，還安排人物發表了一些議論，如鄭成功感慨明人尚不如昆侖奴不事二主，朱一貴勉勵將士襲敵營加入勾踐滅吳的預兆等，突出天意不佑的悲劇色彩。

其次進一步突出鄭氏、朱氏等的神異敘事、英雄傳奇。

據原文內容在章節、回目上有所調整，如設立回目《天妃得感鴻逵擒返間》《戴健遺計傷北兵》《國姓爺擊殺猛虎》等，稍加擴寫，進一步突出鄭氏家族人物故事在讀本中的位置。

受水滸、三國故事傳播開來的影響，文本突出人物的傳奇色彩，同時插圖呈現江戶后期讀本的特點，部分關鍵信息是在圖像中加以交代，內容偏離回目，突出神異敘事，以勸懲讀者。

如前十七編每編有5—11幅插圖，崇禎告廟送曹春，崇禎發現劉伯溫留下的三幅秘機圖、京城現白面觀音、李自成登基現大妖等《定鼎奇聞》提到的異象都被生動刻畫出來。繪本新增了《羅公山神靈討李自成》《仙霞觀關帝之靈討佞臣》《天妃示警鄭鴻逵又以神風助戰》（圖7）等神秘情節，與《鄭芝龍蓮花洋遇海魔》（圖8）等《明清軍談》原有的情節，都在插圖中得到詳細的刻畫，突出忠臣得到神明的護佑，而逆賊佞臣會得到懲罰。

圖7-圖8

同時描繪鄭成功、朱一貴等的傳奇事跡，尤其是鄭成功勇武受民眾擁戴的形象在圖像中得到充分的展現，如《國姓爺陷南洋嶼以大斧劈開城門》《李勇單身斬妖怪》等。

三、隱性敘事進程：小說文本與圖像的互文闡釋

按內容應歸為讀本，卻以通俗軍談的分類放在中國史傳、演義譯本系列中，聲稱參考了史書的繪本實則僅合并了兩部讀本，將史料處理為“三實七虛”的敘事，原因何在？

王向遠曾指出《國性爺合戰》的先導影響，[39]《國性爺合戰》構造鄭芝龍妻女自殺來喚醒丈夫這種江戶經典劇情，“突出當時日本社會中義理與人情的矛盾糾葛而產生的悲劇性主題，是適應當時的社會潮流的”，[40]在敘事上完全“和”化，觀眾能清醒地認識到其脫離史實的虛構。歷史讀物則不然，征引廣博、編撰靈活，從文本章回結構形式到君臣父子、尊王攘夷的思想，模仿中國歷史演義創作，雖不如戲劇影響轟動，卻易令人采信。

《國性爺合戰解題》

其潛藏敘事的暗流，可以視作敘事的“隱性進程 ”（covert progression），“這股暗流既不是情節的一個分支，也不是情節深處的一個暗層，而是自成一體，構成另外一種敘事進程”。[41]

與形塑鄭成功并行這一隱性敘事進程與情節發展相互獨立，甚至與情節發展構成顛覆關系。

同時作為副文本的圖像，在江戶的讀本中“具有向都市民眾傳遞各類信息的‘媒體’功能”，[42] 正如趙憲章指出小說插圖“就是圖像插入被折疊的敘事褶皺中，以其明見性在受眾心目中重新喚醒默存的事跡”，[43]插圖與隱性敘事進程的互文，尤其在國姓爺故事傳播百余年后創作的《忠義傳》共166幅雙頁連式插圖，傳遞的信息、喚醒的事跡，勾勒出形塑鄭成功在讀者接受視域的投影。

從歷史現實看，讀本將明清鼎革寫成鄭氏風云錄，有其現實原因。明末清初鄭氏父子控制著東海到南海最大的海商武裝集團，是長崎港的最大海外貿易商。“甚至在討論清初40年間對日交流和海外貿易史時，絕大部分篇幅都要被鄭氏家族的活動所占據”，[44]清政府遷界令實施，使鄭氏商船“對日航運量高出荷蘭船隊的7至11倍”。[45]

17世紀30年代,“幕府組織的海外擴張活動終于停止。……自己本身已沒有能力進行海外貿易了”，“日本在商務上依靠17世紀40年代期間一直牢固控制華商海上貿易網絡的鄭氏家族”。[46]

思想界與此同時，林羅山除了編撰《華夷變態》，還撰述《神道授教》（1644），與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1669）提出日本的萬世一系說。[47]

《華夷通商考》

在此現實利益和思想背景下書寫的文學讀本，書名和內容標舉的“國姓爺”成為復雜的符號，如1695年西川如見的《華夷通商考》和1712年寺島良安的《和漢三才圖會》都可見這一稱呼在江戶的普及。[48]讀本借助鄭成功的血緣、賜姓、乞兵及相關敘事，推進隱性敘事進程，進行鄭成功的形塑。

正如上文所論，讀本大量增加鄭氏父子在明清易代進程中的敘事，也突出鄭芝龍的平戶之行，鄭成功的親緣、借兵，投射了倭國的身影。

讀本的明朝書寫，不是參考底本歷史演義、史料筆記從崇禎朝寫起，而是從萬歷朝寫起，出自讀本作者創意，寫出了忠奸的尖銳對立，也寫出了倭國歷史的根由。

在《鄭芝龍求藥渡日本》一回，鄭芝龍拒絕官方派遣的理由是：“日本海國，神皇開國，二千余歲，王姓統紹，前朝主竟篡逆，始霸王關白豐臣秀吉犯朝鮮，中使渡海及誥命文，關白惡之，終受封，破和親議。”[49]

《繡像國姓爺忠義傳后編》

這段插敘強調萬世一系、豐臣秀吉惡受封誥，與鄭芝龍遇赦為萬歷帝求藥的情節毫無關系。

而《朝鮮乞兵御倭》一回敘寫壬辰朝鮮借明軍抗倭，《忠義傳》圖文內容不符，圖像卻生動體現了鄭芝龍這段話的內涵，圖像是《秀吉二代朝鮮擊敗明援兵》，聚焦倭國煊赫的戰旗（圖9)，正如董灝智指出：“從江戶中期開始，日本思想界以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等為代表，提出對外擴張理論。”[50]

《忠義傳》中《國姓爺深智請和兵》一回，《忠義傳》讓鄭成功又重復了林羅山、山鹿素行等思想家觀點，說道：“（倭）雖小國，國王繼體連綿，武勇冠萬國，其國人風義，助弱凌強，何以以夷狄之海賊不義之行止弊之。”[51]

與之相對，讀本在插敘和圖像上尤為關注易代臣民薙發胡服的形象。如《鄭芝龍為遼經略》，圖像是刻畫民眾剃發易服。《大清定鼎燕京》一回，文本描繪臣民屈服于留發不留頭，《明清軍談》插圖是《京城臣民剃發》，《忠義傳》插圖刻畫順治帝將明長公主嫁給身著清朝服飾的周奎。《國姓爺定大員》一回，文本突出鄭成功再次感慨：“如何明朝人臣薙發著胡服？”[52]

《忠義傳》的《隆武帝崩汀州》一回插圖是《泉州民皆歸順清》（圖10），刻畫剃發易服的臣民。

圖9-圖10

對于清朝的書寫，讀本參照當時的語境，開篇稱之為韃靼，結尾稱之為大清。

情節上一方面突出清兵的戰斗能力，但另一方面強調韃靼不知禮義，如《貝勒定計捕鄭芝龍》一回鄭芝龍被挾北上，鄭成功感嘆：“昔項羽拘漢高祖父太公，玉（欲）漢高退兵，漢楚休戰，遂廣武和睦返太公，（貝勒）強請大爺卻害理。”[53]

項羽擒太公與鄭芝龍北上，對中國讀者而言是不同性質的事，對典故的誤讀可見讀本對清朝的看法。

對清兵驍勇善戰的刻畫是為了突出國姓爺更勝一籌，讀本模仿歷史演義小說虛構了鄭成功智勇雙全的諸多戰績，如《國姓爺破廣東》插圖是鄭成功用倭刀斬殺擅使偃月刀的陳龍（圖11），《韓固山中謀計戰死思明》又描繪他用倭兩刀斬殺騎赤兔馬的韓固山，突出他使倭刀可戰勝名將關羽。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軍談》中《國姓爺請兵日本》，即《忠義傳》中《國姓爺深智請和兵》一回，意味深長，情節描述清兵圍困福建，鄭成功認為非倭兵不足退之，向倭國求援，屬下戴健、楊祖提出：“近年倭寇海氛正靖，今乞援兵，恐開倭寇巢窟。”鄭成功答曰：“（鄭）森系日本產倭人，何憂趨義梓人。”

隨后鄭成功開試場，令將兵習倭國步戰法，戴健提出習倭法缺刀器，鄭成功答曰：“（鄭）森日本鄉田六藏平戶田重鍛冶匠，彼往海中臺灣蠻舶重購買南蠻鐵，一月購得、二月鍛煉。”臘月得日本刀，諸先鋒嘆服國姓爺妙策。

最終鄭成功令“吾軍一萬將卒剃半分頭劃假額裝倭兵”，清軍貝勒見狀留五萬兵撤退。[54]與之互文的圖像刻畫了《國姓爺使田六藏制和刀》《國姓爺遠計模和兵懼清兵》（圖12）。

圖11-圖12

讀本的書寫伴隨著日本族群意識的發展，隨著本居宣長等對民族的宣揚，到18世紀，“從與漢意(唐心)的對比中摸索、強調大和文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堪稱日本文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原型的國學在農村的精英中間廣為傳播”。[55]

對族群的對照者、族群文化的價值判斷成了這一時期歷史、文學書寫關注的重點，鄭成功的形塑也參與了這一建構。

國姓爺、大員的隱性敘事進程也在讀本中推進。《國姓爺合戰》給鄭成功取名“和藤內”，《明清軍談》《忠義傳》雖未為鄭成功杜撰姓名，但于《隆武賜國姓鄭森》一回于賜姓儀式交代他的基本情況，讓他在隆武帝面前展示“善倭國特產兩刀”，時人論其以“日本兩刀遣敵”，函輝質疑“（兩刀）倭寇所作”，要面見其能力，故而展開一場比武烘托鄭成功的兩刀，[56]則全非出于敘事的必要。

按照一般敘事體例，鄭成功的出身可于人物出場時交代，母氏的信息不必交代詳細，賜姓是歷史演義波瀾的高點，賜姓的涵義在此節需予以揭示，結果圍繞“兩刀”敘事，國姓的意義就于關鍵處混淆了，相對于杜撰一個非中非日的姓名，這種隱性敘事進程更為巧妙。

讀本突出倭國曾向中華學習，像鄭成功也學習孫子兵法，但在倭國的視野里，今日鄭氏還要學習倭國戰術，這種靈活學習態度，與金文京稱之為“爾虞我詐、詭譎叵測”的外交主張是一脈相承的。[57]

《漢文與東亞世界》

讀本將鄭芝龍塑造成忍辱負重的忠臣，也描繪鄭成功母親堅貞抗敵的形象，像《忠義傳》刻畫了鄭成功父母身著和服的插圖，《明清軍談》敘其母出身引《讀史綱》記載，為長崎王族女，并刻畫她刺殺清將韓固山遭害云：“成功母有姿色，滿將固山愛之，欲攜回。母肅然改容曰：‘妾安南伯飛虹將軍妻，何為北虜狗豚之耦(偶)乎,賊將勿淫話。’出懷中匕首將刺之。固山怒，拔劍直貫腹。母不少動，罵固山而死。”[58]

下文敘寫成功從大員尋求母尸，滌腸殮母發喪，此說首見黃宗羲《賜姓始末》：“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59]也為《華夷變態》所采。

但讀本刪改了《賜姓始末》鄭母為清兵所辱自縊的說法，但若鄭母罵賊被刺死，則無須滌腸，前后不通。此處改寫突出鄭母高貴的出身、忠貞的氣節，后文又虛構國姓爺親手殺韓固山，為母復仇，突出國姓的隱含的文化意味。

從歷史來看，明末清初的外交與國姓表述相呼應。長崎兩大貿易商之一荷蘭人傾向清朝后，幕府中有一派人支持支援鄭成功，另一派人不愿與清朝結仇，1658—1660年，幕府只愿意給鄭成功提供倭刀、銅器等，同時又默許清政府通過買辦交易銅料。

《鄭成功與明鄭臺灣史研究》

1715年提出“正德新例”，限制貿易商船數量、貨物種類，又要求商船必須持幕府信牌，康熙與大臣經過兩年討論，[60]最終默許了幕府的規定。

《明清軍談》塑造鄭成功忠臣形象，結尾《康熙帝平定天下》，文本前后的割裂，緣于在政治語境下形塑的鄭成功，在隱性書寫進程有其文化投射。

讀本敘事中的國姓包含雙重含義，同時對大員的關注也日漸清晰。除了突出鄭成功、函輝與荷蘭人的戰斗外，讀本回避清朝收復大員的史實，以大員地震癘疫爆發結尾，將朱一貴塑造成明皇后裔等皆是隱性的敘事進程。

書籍卷首的圖像也可看出這一趨勢，《明清斗記》卷首附中國郡邑歷史沿革，十三省九邊輿圖，[61]《明清軍談》卷首附皇明世系圖、十三省輿圖，到了《忠義傳》卷首《延平王國姓爺像》加入題贊“不食清粟，紀永歷年，一軍入海，忠孝兩全”，[62]附的是福建省含大員輿圖。

從《明清斗記》到《明清軍談》《忠義傳》都詳寫了鄭氏父子驅逐荷蘭人的精彩戰況，并在圖像上作了一定的幻想和夸張，如《忠義傳》的插圖《鄭一貫于平戶討紅夷》《國姓爺襲大員擄紅婦》（圖13）。

自1633年幕府頒布第一次鎖國令開始，荷蘭就是長崎重要的貿易商，荷蘭人被鄭氏擊退是江戶人感興趣的問題。

《臺灣軍談》《忠義傳》都以插敘的方式向讀者解釋，長崎經商的荷蘭人就是經大員到來的，東印度公司曾經占領大員38年，鄭成功驅走了西方的力量，治理大員22年，使讀者在生活體驗上與大員建立了聯系，喚起他們對大員興趣。

《國姓爺忠義傳后編》

讀本回目皆突出“國姓爺”三字，以圖文描繪民眾對鄭成功、朱一貴的追隨，如《忠義傳》插圖《思明民慕國姓爺德赴大員》（圖14）、《大員民伏朱一貴》等。

又如《施世驃疊陣破明兵》《世驃計拆明水軍》等回目、《世驃逐敵浮海》的插圖《神通道人救明兵》等表述，用明兵稱呼承護朱一貴之部下，諸多文本及圖像細節的處理帶來的隱性敘事，使國姓爺的雙向解釋耐人尋味。

《臺灣軍談》對鄭成功的塑造“反映了日本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開始出現萌芽”。[63]《忠義傳》百年后仍強化這一敘事，借由鄭成功的血統、國姓的表達，播種下日本近代思想變化的種子。

圖13-圖14

余論：歷史讀物對平民的教育和影響

江戶儒教的思想變化轉化為通俗讀本的敘事潛流給平民以生動的解釋。近松門左衛門的作品影響轟動，但凈琉璃有“無意義的夸張”的弊病，[64]刺激大于教育，令人難以取信。歷史讀物則通過翻改完成隱性敘事進程，達到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從《明清斗記》到這三個歷史讀本，構成了史書、通俗軍談/讀本、繪本三個層次的歷史普及和對鄭成功這一符號的形塑，分別面向學者、上層階級童子、平民不同的讀者群，傳達思想界的動態。

《明清軍談》《臺灣軍談》因被列為通俗軍談，其閱讀史和影響往往被忽略，其實它們對后世相對嚴謹的史料筆記影響并不小。

增田涉指出，《明清斗記》成為《臺灣鄭氏紀事》（1828）及二十世紀初日本史學書籍引用的史料。[65]守山正彝《平藩語錄鄭氏兵話》則摘采了《明清軍談》的內容，如鄭母罵賊而死的記載。

及至1850年儒學家朝川善庵撰《鄭將軍成功碑傳》較為平實，但在開頭就強調：“（鄭成功）吾大東日本人，以武勇勝于萬國，世所知也。……其并勇與義而有之，吾鄭將軍成功”，在結尾又與大明“世臣名家屈膝乞降辮發”形成對比，[66]與歷史讀本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在形塑鄭成功形象方面，讀本具有先導作用。

董灝智論文列舉明治有西村富次郎《國姓爺忠義傳》（1886）、清水市次郎《通俗義經再興記》（1888）、高崎修助《明清軍談：鄭森傳》（1886）、依田學海《國姓爺討清記》（1894）寫出鄭成功與臺灣的作品。[67]

《鄭將軍成功碑傳》

事實上這些作品除了《國姓爺討清記》，都是本文所論三本江戶歷史讀物的重排本，而非新作，西村富次郎、高崎修助將《忠義傳》排成鉛字本，清水市次郎將《明清軍談》刪減后重排出版，明治時期還有潤生舍、今古堂等的《明清軍談》（1883、1886），皆為《明清軍談》重排本，鄭成功的形塑早在江戶時期已開始。依田學海、丸山正彥等人的過激言論，正是近代歷史現實與江戶以來歷史讀物教育匯流的結果。

晚清面臨民族危機，中國文人重新闡釋鄭成功形象，又受到江戶讀本的影響。清初關于鄭成功父子的史料筆記甚多，傳記有黃宗羲的《賜姓始末》、鄭亦鄒的《鄭成功傳》等，但因鄭氏父子雍正年間被列入《逆臣傳》，許多史料被禁，如夏琳的《閩海紀要》僅有抄本；江日升《臺灣外紀》于康熙朝面世，1833年才開始出現多種刻本；阮旻錫的《海上見聞錄》1911年由商務印書館據金山抄本整理出版；楊英的《從征實錄》1921年發現抄本，1931年影印行世。

求無不獲齋刊本《臺灣外紀》

除了出版清初的小說筆記，晚清撰寫鄭成功傳記，也參考了江戶的歷史讀本。當時鄭成功的形象塑造與日本人對鄭成功的崇拜有關系。[68]

像留日的匪石作《中國愛國者鄭成功》突出了鄭成功與江戶的關系，《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評價此作云：“發表于日本東京，大體為一鼓吹民族主義之宣傳品，史料價值不高。”[69]浴日生《海國英雄記》自述創作緣起是東瀛人云：“知君之國有英雄鄭成功其人歟？其母乃吾國士女也。”[70]

江戶以來對鄭成功形塑，不僅影響到日本國民的認知，還影響了近代中國人對鄭成功的認識和塑造。

注釋：

[1] 董灝智：《江戶—明治文學家對“鄭成功形象”的日本化建構——兼論中日視野下“鄭成功形象”的變遷》，《文學評論》2019年第6期。黃英哲、張文聰：《異域之眼：論日本的鄭成功形象》，《臺灣研究集刊》2022年第5期。

[2] 寇淑婷、[日]島村輝：《日本“鄭成功文學”的形成、流變及其研究態勢》，《東疆學刊》2017年第3期；寇淑婷、曹順慶：《鄭成功的身份認定與挪位——以中日文人的不同書寫為中心》，《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寇淑婷、曹順慶：《日本鄭成功形象的建構及其對臺灣的文化殖民》，《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3] 據“唯一の日本古典籍ポータルサイト”數據庫統計。

[4] 林桂如：《中國講史小說與大阪所刊通俗軍談》，臺灣《故宮學術季刊》2020年第28期第1卷。

[5] [日]江村北海：《授業編》卷二，神戸大學附屬図書館蔵天明三年（1783）刊本，第4頁。

[6] 地本為平假名書寫的出版物，從江戶地區發展起來的繪草子、草雙紙等書籍，包括戲劇、讀本等約18類書籍。參見[日]中野三敏：《書誌學談義·江戸の板本》，東京：巖波書店2015年版，第110頁。

[7] [日]中村幸彥《近世比較文學攷》，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年版，第279、284頁。

[8] [日]德田武：《中國講史小說與日本通俗軍談》，載陸堅、王勇主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134—135頁。

[9] [日]倉員正江：《〈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伝〉をめぐって》，日本《國文學研究》1985年總第85期。

[10] [日]徳田武：《〈明清軍談〉と〈虞初新志·五人伝〉》，日本《國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2005年第6期。

[11] [日]大田南畝：《蜀山人全集》第三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08年版，第181頁。

[12] [日]中村忠行：《〈臺灣軍談〉と〈唐船噺今國性爺〉》，《天理大學學報》1970年總第17期；[日]中村忠行：《〈臺灣軍談〉と〈唐船噺今國性爺〉補正：祐田教授の霊前に捧ぐ》，日本《山邊道：國文學研究誌》 1975年第3卷。

[13] [日]山口輝雄：《通俗明皇后宮傳》，江戸雁義堂明和七年（1771）刊，底本未詳，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14] 鄭亦鄒《鄭成功傳》在江戶有不少傳抄寫本，參見[日]服部南郭《服部小山雑記》有抄本《白麓蔵書鄭成功伝備考》，早稲田大學附屬図書館藏。刊本則較晚出現，參見[日]木村孔恭校《鄭成功伝》，河內屋茂兵衛等安永三年（1774）刊。

[15] 《圣祖實錄》在江戶后期有刊本、摘要本，參見[日]邨山緯、永根鉉：《清三朝実録採要》，伍石書軒寬政九年（1797）刊。

[16] 王曉平：《中日文學經典的傳播與翻譯（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02-303頁。

[17] [日]德田武《中國講史小說與日本通俗軍談》，載陸堅、王勇主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124頁。

[18] [日]中村幸彥：《近世小説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年版，第168頁。

[19] 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八戸市立図書館編：《読本事典 : 江戸の伝奇小説》，東京：笠間書院2008年版。

[20] 劉序楓：《由〈華夷變態〉看清初東亞海域的海上交通情況》，載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48—50頁。

[21] 劉芳亮：《風說情報與江戶時代的中國現實題材文學——以朱一貴事件傳聞為例》，《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22] 如前田家尊經閣部藏有享保八年的抄本，麗澤精舍藏有享保九年和享保十一年抄本，參見鹿兒島縣史料編纂所：《舊記雜錄追錄·3》，東京: 厳南堂書店1973年版，第 587—588頁。

[23] [日]中村忠行：《〈臺灣軍談〉と〈唐船噺今國性爺〉》，《天理大學學報》1970年第3期。

[24]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形象》，孟華編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5頁。

[25]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二，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20頁。

[26]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任道斌、魏得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25頁。

[27]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十九，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8—9頁。

[28] （清）江日升《臺灣外紀》寫成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內閣文庫藏求無不獲齋活字本，應為道光十三年（1833）再刊本，從目前藏書情況無法判斷鵜飼信之是否參考了此書。

[29]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30頁。

[30]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十五，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21—22頁。

[31] 逯鵬：《明鄭集團火炮在中西火器交流史上的地位》，《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32]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十二，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3頁。

[33]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十四，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9頁。

[34] （清）黃耀烱：《靖臺實錄》序言，康熙六十一年（1722）緬賢堂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35] [日]上坂兼勝：《通俗臺灣軍談》卷一，京都蓍屋勘兵衛享保八年（1723）刊本。第1頁。

[36] [日]上坂兼勝：《通俗臺灣軍談》卷一，京都蓍屋勘兵衛享保八年（1723）刊本。第2頁。

[37] （清）黃耀烱：《靖臺實錄》，康熙六十一年（1772）緬賢堂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第1頁。

[38] [日]上坂兼勝：《通俗臺灣軍談》卷一，京都蓍屋勘兵衛享保八年（1723）刊本。第9頁。

[39] 王向遠：《日本侵華史研究》，《王向遠著作集》第9卷，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頁。

[40] 唐月梅：《日本戲劇》，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頁。

[41] 申丹：《何為敘事的“隱性進程”？如何發現這股敘事暗流？》，《外國文學研究》2013年第5期。

[42] [日] 辻惟雄：《圖說日本美術史》，蔡敦達、鄔利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83頁。

[43] 趙憲章：《文學圖像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第254頁。

[44] 孫文：《唐船風說：文獻與歷史——華夷變態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64頁。

[45] 孫光圻：《中國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頁。

[46] [意]白蒂：《遠東國際舞臺上風云人物鄭成功》，莊國土、 蘇子惺、聶德寧譯，莊國土校，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7頁。

[47] [日]木末文美士：《日本思想史》，王頌、杜敬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23頁。

[48] [日]田中梓都美：《臺灣情報から臺灣認識へ——江戸幕府の収集した臺灣情報と人々の臺灣認識》，《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2011年第４期。

[49]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五，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2頁。

[50] 董灝智：《江戶時代日本思想界的對外擴張理論》，《歷史研究》2023年第3期。

[51]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十八，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23頁。

[52] [日]山珪士信編譯、石田玉山繪：《絵本國姓爺忠義伝》前編卷十二，大阪河內屋茂兵衛等天保五年（1834）刊本，第2頁。

[53]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十六，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1頁。

[54]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十七，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20—22頁。

[55] [日]伊東多三郎：《草莽の國學》，東京：名著出版1982年版，轉引自[日]吉田野作：《文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現代日本自我認同意識的走向》，劉克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3—34頁。

[56]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十四，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6—7頁。

[57] [韓]金文京：《漢文與東亞文化》自序，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版，第7頁。

[58] [日]鵜飼信之：《明淸軍談國姓爺忠義傳》卷十五，京都田中莊兵衞、江戸中村氏進七享保二年（1717）刊本，第1—2頁。

[59]（清）黃宗羲：《賜姓始末》，《明季稗史匯編》，日本內閣文庫藏光緒十三年(1887)尊聞閣刻本，第2頁。

[60] 王來特：《日本信牌事件與康熙的對日交涉策略》，《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5期。

[61]（明）潘光祖匯輯，李云翔參訂，傅昌辰校梓《匯輯輿圖備考全書》，崇禎六年版筑居刊本，第3頁。

[62] [日]石田玉山：《絵本國姓爺忠義伝》前編卷一，大阪河內屋茂兵衛等文化元年（1804）刊本。

[63] 劉迎秋：《日藏稀見本〈靖臺實錄〉文獻價值考》，《廣東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

[64] [日]佐藤彰：《〈國性爺合戦〉の評価》，《日本文學》1972年６號。

[65] [日]增田涉著：《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由其民、周啟乾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頁。

[66] [日]朝川善庵：《善庵隨筆》附錄， 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

[67] 董灝智：《江戶—明治文學家對“鄭成功形象”的日本化建構》，《文學評論》2019年第6期。

[68]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象》，臺灣《“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33 期，2000 年。轉引自陳忠純《近代國人對鄭成功形象的塑造與精神的傳承——以報刊文獻中的鄭成功傳記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

[6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鄭成功傳》，《臺灣歷史文獻叢刊》第六十七種前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版，第3頁。

[70] 浴日生：《海國英雄記·序言》，《民報》第9號，190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