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頂級諜報高手的絕境反擊，竟是以身入局，致敬諜王徐會之！

1950年的臺灣，白色恐怖正濃。蔡孝乾叛變后，一千八百多名地下黨員被捕，吳石將軍倒在馬場町刑場，四百多人下落不明，整個情報網被撕得粉碎，沒人敢再踏足這片禁區，可偏偏有人在這時，主動往虎穴里闖。

這人就是徐會之，黃埔一期出身，1924年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入了黨，和陳賡是同期同學，不過他與胡宗南雖同屆，卻分屬不同隊，且胡宗南當時屬于孫文主義學會，兩人并無交集。在校時他就敢聯名向孫中山請愿，把備取生全錄取，這份膽識跟著他走了一輩子。1926年蔣介石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他被迫離開第一軍，轉頭就在天津建黃埔革命同學會華北分會，公開罵蔣介石背叛革命，1931年跟鄧演達一起被捕，蔣介石惜才沒殺他，卻把他列進重點監視名單。

抗戰爆發后，徐會之在第五戰區當政治部副主任，沒少做實事。保定行營任上，他拉著中央軍、東北軍和八路軍協同作戰；平型關大捷后，他在《中國軍人》月刊上公然夸八路軍，還號召友軍學戰術。后來當第五戰區政治部主任，他力排眾議用進步人士，把日租界的大石洋行撥給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當辦公地，9天寫出《民眾訓練須知》，成了全民抗戰的綱領性文件。

1945年他當漢口特別市市長，表面上搞城市重建，制定市政計劃，安置兩萬多日本僑民，背地里卻把市政府變成秘密交通站。中共地下黨負責人程維黃長期住他家，37個市政工程辦公室全被他改成地下電臺和印刷所，甚至提前留了地下通道給解放軍入城。1949年，他還幫著策動重慶三萬國軍起義，為解放大西南立了功。

1950年，徐會之經香港赴臺，對外說追隨國民黨，實際要重建情報網。那時臺灣街頭全是特務，他這個有反蔣前科的中將，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之下。首要任務是策反臺灣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借著湖北同鄉的由頭密談三次，可彭孟緝轉頭就把他列進異動分子名單。

更糟的是，保密局順著蔡孝乾的供詞逆向追蹤，也盯上了他。眼看就要暴露，1950年6月，徐會之找了黃埔同學袁守謙，遞了份自首報告，說要“悔過自新”。當時沒人看懂，都以為他貪生怕死，直到多年后檔案解密，才明白這是絕境里的頂級陽謀。

報告里全是門道：把“左營”寫成“左贏”，用錯字首字母拼出“需轉移至左營”的暗號；第12段留著半行空白，上下文拼音首字母湊出“需轉移”的指令；不用1949年而寫“民國三十八年”，用“三”和“八”的筆畫指向基隆港38號彈藥庫，連倉庫后來爆炸的時間都暗合 。他還故意夸大彭孟緝的動搖，說對方“已有起義之意”，蔣介石果然猜忌起來，三個月就把彭孟緝調離實權崗位，改任虛職。

更絕的是，他供出的三個策反對象全是已完成任務的下線，還虛構了“長江7號”情報小組，說成員遍布軍事要塞。國民黨信以為真，調了273名特工、17部電臺追查，折騰五年抓了上百人，最后發現全是錯案，預算超支三倍。真正的情報渠道趁機送了海岸炮位、雷達站頻率等關鍵信息出去。

被捕后，他被關在青島東路看守所，特務用鞭刑撒鹽、坐老虎凳折磨他，他始終喊“我是三民主義信徒，從未通共”。可暗地里，他沒停過諜報工作：用米湯在煙紙上寫雷達站頻率，卷成煙卷傳出去；跟同囚的李玉堂用《黃埔軍歌》當暗號，把炮位坐標編進歌詞，再由伙夫帶出 。主審的彭孟緝審到第17次，實在沒轍，在記錄上批注“他對軍事部署的熟悉遠超一般情報員”。

軍法局原本判他十五年，可蔣介石看卷宗越看越心驚，直接批了“應即槍決可也”。1951年11月18日，徐會之在馬場町犧牲，有資料曾誤傳為12月29日，但臺灣“國防部”原始刑場記錄與大陸民政部檔案均明確為11月18日。臨刑前他提了三個要求：面朝北方，望著漢口的方向；穿軍裝上路，保軍人體面；唱著《洪湖水浪打浪》赴死，讓家鄉調子送自己一程。他給兒子的遺書里只寫了“未歸莫尋，看看長江水還清不清” 。遺體起初被草草掩埋，1996年才運回大陸，分別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和武漢九峰山烈士陵園 。

1985年，國家民政部追認他為革命烈士，2016年他黃岡的故居成了省級文保單位。有人說他的自首是無奈之舉，有人說這是最狠的暗戰。可不管怎么說，在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絕境里，他敢以身入局，用一份自首書攪亂敵營，用一間牢房傳遞情報，用生命給組織爭取時間——這就是真正的諜王。那些被他保護的人、被他傳遞的情報，早已成了照亮歷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