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等金融資本國家的財政危機是全球危機的一個根源。

一個時期以來，美、英、法、德、日等國債務規模大幅度上升，但無法通過正常的稅收來償還，又不能向資本利得征稅（直接稅），于是紛紛增加向勞動的征稅。

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全球格局發生劇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金融資本國家失去了最大的地緣政治對手，其資本擴張的枷鎖被徹底打開。在“新自由主義”浪潮的推動下，這些國家的金融資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滲透到全球經濟的每一個角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失衡日益加劇。

彼時，西方各國普遍認為，憑借其在金融、科技領域的霸權地位，可通過資本輸出、美元霸權等手段輕松收割全球財富，無需再依賴傳統的稅收平衡財政。于是，對資本利得的征稅門檻不斷放寬，甚至出現大量針對金融資本的免稅政策——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避稅，而勞動者的薪資卻成為稅收的主要來源。這種“劫貧濟富”的稅收結構，在短期內確實讓金融寡頭們賺得盆滿缽滿，卻為日后的財政危機埋下了巨大隱患。

隨著金融資本的過度膨脹，實體經濟逐漸被邊緣化。工廠外遷、產業空心化成為西方多國的通病，勞動者收入增長停滯，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當政府需要資金維持運轉、償還債務時，向資本征稅的路早已被利益集團堵死，只能轉頭向本就拮據的勞動者加稅——提高個稅稅率、增加社保繳費、開征各種消費附加稅……這些措施進一步擠壓了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導致內需萎縮，反過來又拖累實體經濟，形成惡性循環。

更嚴重的是，這些國家還將財政危機的風險通過全球化轉嫁到其他國家。美國憑借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超發貨幣，讓全球各國為其債務“買單”；歐洲多國則通過歐債危機向邊緣國家施壓，以緊縮政策為名轉嫁財政壓力。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不僅加劇了全球經濟的動蕩，還讓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陷阱，進一步削弱了全球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如今，美歐等國的債務規模已達到歷史峰值，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突破33萬億美元，歐元區多國債務占GDP比重超過100%。向勞動征稅的空間已近極限，民眾不滿情緒高漲，街頭抗議頻發；而向資本征稅又會觸動金融寡頭的核心利益，遭到強烈抵制。這種兩難困境，正是金融資本主導下財政體系失衡的必然結果。

1991年蘇聯解體帶來的單極格局紅利早已耗盡，西方金融資本國家的財政危機不再是孤立的內部問題，而是通過貿易、匯率、資本流動等渠道演變為全球性風險。當這些國家無力通過正常手段化解危機時，便可能采取更激進的對外轉嫁策略——貿易保護、技術封鎖、地緣沖突……這無疑會讓本就脆弱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

歷史早已證明，過度依賴金融資本、忽視實體經濟與勞動者權益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美歐等國若不能打破資本對稅收政策的壟斷，重新構建公平合理的財富分配體系，其財政危機的“根源”就難以根除，全球經濟也將始終籠罩在不確定性的陰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