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漢服搶科舉，越南抄襲中國卻倒打一耙，誰給了它質疑中國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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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若執意斬斷綿延千年的文明血脈，將宗主文明的輝煌成果強行納入自身譜系，甚至企圖篡改歷史敘事以爭奪文化正統地位，其行為無異于精神層面的自我割裂。

近年來，越南在傳統文化形態與國家治理架構上的全面復制，已遠超簡單借鑒范疇，演變為一場由上至下、系統推進的文化挪用運動。這種行為不僅暴露出其民族身份建構中的深層不安，更揭示出一種只摹外形、未悟精髓的發展誤區。

文明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支柱，而越南對中國文化體系的攫取方式，早已從隱性效仿升級為公開占有。此類占有并非偶發個案，而是橫跨傳統禮制與當代流行文化的全域性復制行為，并每每借助行政力量或輿論機器，將模仿包裝為原創，把舶來粉飾成本土。

在歷史文化領域，最令人震驚的是對科舉制度的“去中國化”重塑。2021年，河內文廟發掘出一份1884年的狀元答卷，通篇以漢字書寫，內容大量引用南宋理學大家朱熹的經典論述，字里行間皆體現中華儒學思想的核心脈絡。

從歷史沿革來看，越南作為歷史上長期隸屬中原王朝朝貢體系的屬國，自李朝（公元1009–1225年）起便引入并實施科舉取士制度，這本是東亞漢文化圈的共同遺產。

其官修史籍《大越史記全書》中明確記載：“科舉所考，悉依中華經義”，意味著考試科目設置、命題依據乃至錄取標準，均深度植根于儒家經典體系之中，本質上是對中華文化教育制度的完整移植。

然而越南官方卻無視確鑿史料，公然宣稱科舉為其本土固有傳統，強調其獨立起源且未受外來影響。這一違背學術共識的立場，實則是對自身文明源流的刻意遮蔽與歷史記憶的主動扭曲。

與此相呼應的是建筑領域的高度復刻現象。順化皇城雖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被視為越南古都象征，實則為中國紫禁城的縮微翻版。

無論是三重宮城的空間布局、貫穿南北的中軸線設計，還是午門、太和殿等核心建筑的命名方式，以及前朝后寢的功能分區，皆與中國故宮如出一轍。懸掛其上的漢字匾額更是無可辯駁地昭示了其文化母體來源。

即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評估報告中明確認定：順化皇城是中華建筑理念向東南亞傳播的重要例證，越南仍堅持將其宣傳為本國藝術成就的巔峰之作。

如果說傳統領域的模仿尚可歸因于歷史延續性，那么流行文化中的照搬則近乎赤裸裸的剽竊。2020年，一名越南導演高調宣布拍攝所謂“純正越南血統”的古裝劇集，展示的服飾道具卻被迅速識破——全部購自中國電商平臺的正宗漢服成品。

類似事件再度發生于2025年9月，越南藝人黃黃雄在一檔綜藝節目中表演的舞蹈，無論服裝色彩、紋樣設計、領口形制，還是抬臂角度、轉身節奏乃至指尖動作細節，均與中國知名舞者劉宇的舞臺呈現完全一致，達到像素級復制的程度。

面對輿論質疑，越南網民非但拒絕承認抄襲事實，反而集體反擊，堅稱此類服飾與舞姿源自越南古代宮廷傳統，試圖通過群體話語構建虛假的歷史連續性。

這種從政府機構到民間社群的高度統一口徑，使得文化盜用不再是孤立行為，而演變成一場精心策劃的認知操控工程，形成“偽造—宣傳—固化”的閉環鏈條。

文化層面的拿來主義或許尚可通過輿論運作暫時掩蓋真相，但當國家制度的模仿脫離根本邏輯時，必然導致結構性失調與發展困境。

1986年，越南啟動“革新開放”政策，無論戰略框架、術語表述還是階段目標，幾乎全盤復制中國的改革開放路徑，但最終走向了一條形似神離的發展歧途。

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歷史性突破，在于“解放生產力”與“系統性配套改革”的雙輪驅動機制。而越南在學習過程中僅擷取表層操作，忽略了基礎設施建設、法律體系完善與市場環境培育等關鍵支撐要素。

更為致命的是，越南對中國發展模式存在根本誤判。在其認知中，中國經濟騰飛僅依賴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設廠，通過輕工業出口實現增長。

因此，越南將發展戰略聚焦于提供比中國更低的人力成本，全力招商引資建廠，卻嚴重忽視自主品牌創建與技術能力積累。

中國引進外資生產線的本質目的，是為了獲取先進工藝、管理經驗與資本積累，最終服務于民族工業崛起和產業升級轉型。反觀越南歷經38年革新開放，仍深陷代工產業鏈底端，國內缺乏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本土品牌企業。

為吸引外國資本，越南地方政府甚至長期以極低價格出讓工業園區優質土地，導致本土制造業發展空間遭到嚴重擠壓，形成“外資強、內資弱”的畸形格局。

這種飲鴆止渴式的發展策略，雖帶來短期經濟數據繁榮——2023年越南GDP達4297億美元，三十年間增長32倍，但其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在全球貿易震蕩中暴露無遺。

2025年，美國以環保不達標為由暫停進口越南海產品，直接造成5億美元損失；隨后又對多種越南商品加征懲罰性關稅，切斷其主要出口通道。

同年第一季度，外資撤離規模飆升至68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大量加工廠停工倒閉，過度依賴外部資本、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的弊端全面顯現。

越南的文化挪用與制度模仿并非孤例。在東亞文明圈內，韓國、日本也曾經歷相似的身份焦慮與文化重構過程，其背后共同反映的是依附型文明在追求現代國家獨立過程中面臨的認同困境。

以韓國為例，在世宗大王創制訓民正音之前，朝鮮半島自官方文書至私人信札，一律使用漢字。歷代史書、律令典章、文學作品皆以漢文書寫為主。

即便今日韓國極力強調文化自主性，總統府發布的正式文件仍需附加漢字注釋方能準確理解；大學歷史專業學生若不通曉漢字，根本無法閱讀本國古代文獻資料。

這種深層次的文化嵌入，使韓國在塑造民族獨特性時陷入兩難境地，只能采取將中醫更名為韓醫、爭奪端午祭申遺等方式，重構文化歸屬敘事。

日本則走出一條差異化路徑。公元7世紀大化改新期間，日本全面效仿唐朝政治體制，將三省六部制調整為八省一臺制，雖更改官名，職能架構卻高度一致。

其都城平安京更是直接參照長安城規劃，采用棋盤式網格布局，朱雀大道縱貫南北，坊市分離管理制度、排水系統設計乃至街巷尺度，皆原樣移植。

但日本的高明之處在于，在模仿基礎上進行了深度本土融合與功能轉化，最終形成具有辨識度的社會運行模式，使人難以察覺其原始模板來源。相較之下，越南的做法顯得生硬且自相矛盾。

越南等國的文化侵占行為，表面看是一場場鬧劇，實則為中國敲響警鐘：文化主權的守護不容懈怠，文明傳承不能止步于內部傳承。

近年來，從韓醫爭搶中醫正統，到越南試圖獨占科舉、漢服等文化符號，這些行動已發展為包含概念包裝、媒體造勢、教育滲透在內的完整產業鏈條。若不及時應對，未來很可能造成全球公眾對東方文明源流的集體誤讀。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爭奪某項技藝的發明權，而源于對自身文明價值的清醒認知與主動傳播。中國作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續不斷的國度，坐擁浩瀚文化遺產，但在對外文化傳播方面長期存在重內宣、輕外拓的問題。

許多珍貴的傳統技藝與思想精華深藏于典籍之中，未能有效轉化為國際認知資源，給他人提供了移花接木的操作空間。

從文化掠奪到制度復制，越南的一系列實踐最終證明：僅靠模仿外殼無法建立真正文明主體性，割裂歷史根源的建構注定無法支撐持久的民族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