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央特科“紅隊”首任副隊長失蹤，建國六十年后才查到下落

“2008年7月14日晚上八點，這個人會不會就是爺爺？”連光榮把一張剛打印出來的論壇帖子遞到朋友手里，語氣里透著不敢肯定的激動。朋友抬腕看了看表，只說了三個字：“像極了。”這一句隨口的肯定，把塵封七十多年的謎團正式拉開了帷幕。

那之前，家里已經為了“爺爺去哪兒了”爭論了半個世紀。1969年，彌留之際的陳三發仍然拉著兒孫的手囑咐：“德生肯定還在，去把他找回來。”她不知道，丈夫自1931年離開上海后，從未再踏上人間。老人這一聲叮嚀沒什么文辭，卻把全家人牢牢綁在了追索真相的路上。

陳三發留下的線索屈指可數：丈夫叫連德生，浙江上虞人，1920年代混跡上海，常常神出鬼沒。除此之外，是一封沒有落款地址的淡黃色書信，時間標記停在1931年4月。信里四句話——“身體無恙”“勿憂”“待我歸”“相聚”——成了日后全部想象的支點。三十多年過去，這些字跡被翻得起了毛邊，卻依舊回答不了“人在哪兒”這個簡單問題。

進入網絡時代后，連光榮終于找到一條新跑道。他把名字敲進搜索框，海量信息像洪水一樣撲面而來。初看雜亂無章，再細篩，就剩那么幾則。轉折點出現在那晚：論壇連載小說《全能衛士》意外提到“連德生”，角色背景、籍貫、活動領域與家族口述驚人吻合；隨后，《伍豪之劍》中更是寫明他曾任中央特科紅色保衛隊行動隊副隊長。兩本書里的人物如果并非虛構，那就意味著一位頂級紅色特工從家譜里蹦了出來。

為了驗證，連光榮循著“中央特科”“二科”“紅隊”幾個關鍵詞挖檔案、查舊報、跑圖書館。2009年4月，他在“抗日英烈紀念館”數據庫里鎖定烈士名錄，第1437號“連德勝”，犧牲地大余。備注欄一句“原中央特科紅隊副隊長”讓他當場愣神。一個曾用名，把斷線的珠子忽然串成了項鏈。

抵達江西贛州大余縣時，南方的雨下得正密。縣檔案館的燈管略顯昏黃，《綏靖公報》一摞摞躺在鐵皮柜里。翻到1935年3月那期，一張黑白照片映入眼簾：中等身材，目光凌厲，軍帽壓得很低。工作人員輕聲提醒：“保存條件不好，請戴手套。”連光榮雙手發抖，照片背后兩行小字幾乎戳穿了他胸口的防線——“連德勝，3月21日就義”。這張定格，讓一個漂浮了七十多年的名字有了真實面孔，他終于確信，奶奶苦等的人，確曾叱咤風云。

檔案接著拼出了完整履歷。1893年，連德生生于上虞崧廈鎮漁戶之家，幼失阿父，隨母闖上海。少年靠跑腿、學徒糊口，二十歲出頭在英商電車公司當售票員。就在這份看似普通的工作間隙，他結識了初到滬上的陳三發——后來成了終身伴侶。兩人婚后育有兩子一女，日子清苦卻熱騰。外界只看到他早出晚歸，卻不知夜幕之后，他已投身秘密交通站，為黨的工運聯絡遞送情報。

五卅運動爆發，連德生帶頭組織電車工人罷駛，被列作“危險分子”即遭解雇。1927年“四一二”后，清鄉抓捕逼得地下黨骨干紛紛撤離，組織將他送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歸國后直入中央特科二科，擔任紅色保衛隊行動隊副隊長。這個隊伍只有二十來人，卻要為上海上萬名地下工作者開路護航，說不好聽點——每天都在刀尖上轉身。

1931年春，顧順章叛變，上海宛如一夜間天翻地覆。局勢只剩兩個字：撤離。連德生負責掩護核心人員疏散，自己經香港抵達中央蘇區，并寄出那封家書。信發出去，他才發現，沒有地址就等于切斷了全部回聲。從此，妻子盼信，信卻再無。

蘇區歲月并不算長，他負責紅軍醫院轉運、防空和交通線安保，依舊是繞不開的“保衛”二字。可歷史沒有喘息的機會，1934年紅軍主力長征，蘇區不得不留下兩萬余名干部和傷病員做掩護。留守隊伍謂之“北上先遣、南方鐵軍”，實則面對的是重兵合圍。連德生帶隊突圍到贛南，三天兩夜不曾合眼，仍擋不住兵力懸殊。1935年3月6日，他與梁伯臺、劉伯堅等人在崇山密林中再次被團團圍困，中彈被俘。

敵人的審訊殘酷到無以復加。拷問中，有人勸降，“說出暗號，就放你活命”。他只回一句：“可笑。”審訊者后來對下屬發牢騷：“嘴比石頭還硬。”3月21日清晨，贛江岸邊槍聲三響，38歲的連德生倒在濕漉漉的泥地上。就義時，他甚至來不及留下遺言——或者說，沉默本身已經是一份足夠響亮的遺言。

在上海的陳三發再也收不到任何消息，她不知道丈夫已長眠南國。抗戰、內戰、解放，她獨自扛過，每天挑水做飯、給人縫補，硬是把三個孩子拉扯成人。等到新中國成立，她拎著老棉襖去派出所問過一次“失蹤人口登記”，得到的答復只有兩字“無檔”。這種無聲，比噩耗更折磨人。直到生命盡頭，老人還是堅信：那個人只是被任務耽誤了。

2010年初春，民政部將烈士證書送到連家。紅底金字，右下角的鋼印在陽光下閃著冷光。連光榮捧著證書，看了很久，終究只是低聲說：“奶奶，找到他了。”屋里沒人接話，窗外風正大，他轉過身，把那張黑白照片與證書一起擺進相框，壓上玻璃——塵埃再落，也落不到他們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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