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王進喜：探討律師規模須正視兩個問題

以下文章來源于海上法學院，作者王進喜

王進喜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海上法學院”公眾號，原文刊載于《上海法治報》2025年10月22日B3版“學者評論”，原標題為《探討律師是否過剩必須正視的幾個問題》

發布時間：2025年10月22日

近幾年，中國律師業陷入了全行業焦慮，有人將2023年律師行業的年度關鍵詞歸結為“卷”。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律師行業遭遇的第一次全行業性危機。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境況，人們不禁產生疑問：律師從業者是否已過剩？何兵教授基于美日兩國律師制度發展的經驗，認為一味擴大律師規模，放任其快速增長將導致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必須嚴控律師數量增長，以避免中國成為美國那樣久被詬病的“訴訟大國”。

然而，評價一國律師人數的多寡，很難有單一、普適且絕對的指標。在衡量律師規模時，不能脫離該國的具體國情。1902年，就有美國人擔心新律師供應超過了社會需求：“年復一年，各法學院產出越來越多的新律師，甚至遠遠超出了這個好訟社會的需求。”而事實上，當時美國的律師人數不過11萬人左右，而如今美國的律師人數已達130萬，蓋因美國社會的發展在不斷地創造新的法律和法律服務需求，從而容納更多的律師人口。有人曾指出，大部分國際商法律師事務所或起源于美國，或在美國占主導地位。這是因為全球法律市場受到美國治外法權的影響，而正是美國創造了這樣的需求，幾乎在全球任何地方都需要關于美國法律的咨詢。即便如此，美國仍有諸多的法律服務需求得不到滿足，存在所謂的訴諸司法（access to justice）問題。

法社會學家對法律服務供求關系的分析表明，決定一國律師數量最重要的因素，是經濟的活躍程度。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交易活躍，對訴訟和非訴法律服務的需求必然增長，律師數量就會攀升；反之，增速則會趨緩。二戰后美國律師數量的激增都發生在美國經濟高速增長期。上世紀50年代，美國律師數量從1945年的20萬人增至1955年的25萬人；上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復蘇，1980年律師增長率甚至達到15.4%。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從2020年開始，美國律師人數呈現前所未有的下降，2022年增長率為-0.1%。盡管負增長率幅度不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國的經濟狀況。

就中國法律服務市場而言，黨的十八大以來，律師人數的快速增長，充分反映了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成就。但是，當前中國律師行業發展面臨著不少困難，可以說遭遇雙重夾擊。一方面，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風險隱患仍然較多。”法律服務需求自然難以避免經濟負傳導，委托人付費能力下降，律師行業整體營收也會滑坡；另一方面，國內法律服務市場缺乏有效規制，法律咨詢公司、法律科技公司等主體在法律服務市場所占份額不斷擴大，人工智能對律師行業基本盤沖擊潛力巨大。律師行業固守傳統，在轉型過程中存在法律障礙和能力不足的問題。不過，對律師行業而言，仍具備長期向好因素。例如，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將為律師行業帶來新的法律服務機遇；涉外法治發展，也必然催生前所未有的法律服務需求。

不過，在探討我國律師人數多寡之際，必須正視兩個問題。無論當前中國律師人數是否過多，這兩個問題對法律服務市場都可能產生消極影響。

其一，當前中國法學教育現狀對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影響。我國目前開設法學專業的本科高校數量超過600所，法學專業本科畢業生規模每年超過10萬人。而法學教育與法律實務似乎處于兩個世界，二者之間缺乏有效銜接，實務界的需求很難反饋到法學教育中。低質量、高產出的法學教育管理模式必然會加劇律師行業的內卷，降低法治建設質量。202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指出，要“完善法學教育管理體制，加強中央依法治國辦對法學教育工作的宏觀指導，加強國務院教育主管部門和司法行政部門對高等學校法學教育工作的指導。”因此，司法行政部門應加強研究，將實務需求反饋到法學教育中，真正暢通“辦學條件不足、師資水平持續低下、教育質量較差的院校”的有序退出機制。

其二，要依法治理我國的法律服務市場。當前，我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亂象。盡管司法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決定近期在全國開展規范法律咨詢服務機構專項行動，但是要保持法律服務市場的長期有序，必須有法可依。建議有關部門迅速起草《法律服務市場統一監管法》，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下設法律服務委員會，統籌協調法律服務市場的監管和服務領域劃分等問題，確保律師在法律服務市場的主導地位，并在更高水平法治中國的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