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民營企業家改判無罪：清白應是氣候，不是一場雷雨

深秋的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通報像一片落在天平上的銀杏葉，輕，卻帶著季節更迭的質地。

作者 | 磊叔
編輯 | 磊叔
題圖 | AI制

四個案子，三刑事一民事，被冠以“典型案例”之名，仿佛博物館里新展出的四件青銅器，銹跡斑斑的卷宗深處，卻藏著幾個企業家被碾碎的小半生。宣告無罪，聽起來像給溺水者遞上一份遲到的氧氣——他們中的一些人，早已在法律的深水里停止了掙扎。

謝某的罪名虛報注冊資本，誕生于那個需要驗資報告的年代。2014年《公司法》把實繳制改為認繳制，就像突然拆掉了跑道上的跨欄，可已經摔倒的人，膝蓋上的淤青該如何計算？法律變了，時代的口令換了，可那些因舊規而崩塌的人生，像被遺忘在舊劇本里的臺詞，無聲地風化。遼寧高院的改判，像一束追光，打在了錯誤的舞臺上，臺下觀眾散去多年，只剩空椅子吱呀作響。

葉某某的合同詐騙案更接近一幅微型浮世繪。他偽造了收條，但租戶實實在在地用著商鋪，市場經濟的河流照常流淌。四川高院說，這缺乏“非法占有目的”——原來犯罪的邊界，有時比一張收條的紙張還薄。刑法這把手術刀，終于避開了本可以用創可貼解決的擦傷。我們擅長把經濟糾紛裝進刑事犯罪的沉重陶罐，仿佛不如此不足以顯示威嚴，卻忘了陶罐落地時，碎片會扎傷所有靠近的手。

最耐人尋味的是竇某某。個人財產與公司資產混同，像一杯被反復攪動的咖啡，奶沫與棕褐液體再也分不清彼此。這何嘗不是無數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實況？家在店堂后面，錢包在收銀臺里，生活與生意共用同一根血管。安慶中院的判決，終于承認了這種混沌的真實，而不是用一把理想主義的尺子，去丈量一片原生叢林。

而史某某對陣國企的勝利，像一則現代寓言。穿透式審查、連帶責任，這些法律術語背后，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拔河終于被裁判叫停。平等保護，這四個字在判決書上是宋體加粗，在現實里卻常常墨跡淡薄。

媒體歡呼這是“定心丸”，律師贊嘆“刀刃向內”。可我想起那些沒有被選入典型案例的角落：甘肅岷縣，特許經營權像一張被隨意撕毀的舊契約；問詢室里，仍有企業家在回憶刑訊逼供的夜晚。糾錯是文明的體征，但防錯才是文明的標高。當我們在新聞里讀到“還企業家清白”時，那些已經垮塌的企業，像被臺風吹散的鳥巢，再精致的修復，也召不回死去的雛鳥。

糾錯能否彌補企業垮塌、家庭破碎的代價？這個問題懸在半空，像一片不會落地的雪花。司法進步的價值，在于為未來豎起路標，可那些已經開下懸崖的車，后視鏡里最后的光景，又是誰的故鄉？

改判的意義，類似于在雨停后遞來一把傘。傘是嶄新的，桐油味很足，可濕透的衣服粘在皮膚上的寒意，只有穿的人知道。這個秋天，法院在卷宗上蓋下清白的印章，像為一個時代輕輕撕下舊的日歷。而明天的太陽升起時，我們仍需面對那個永恒的課題：如何讓法律不像間歇性的噴泉，而像一條平穩流動的河，清澈見底，照得見每一張面孔的倒影。

清白應是氣候，不是一場雷雨。它應當如平原上的風，自然而然，無需等待一場盛大的昭雪才能呼吸。當法律的土壤足夠肥沃，清白的種子自會發芽，不必每一株幼苗都長成紀念碑。

來源/綜合最高法網站、紅星資本局、長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