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阿姆斯特丹,全球汽車芯片巨頭安世半導體的總部,九月底的氣氛那可是相當緊張了,荷蘭政府動用了一部塵封已久的《商品可用性法》,以“國家安全”為名,對這家中方控股的企業發起了突襲。
他們的動作快得驚人,短短七天之內,就通過法院程序罷免了中方實控人的董事職務,并凍結了安世旗下遍布全球的三十家子公司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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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連串操作的背后,意圖清晰可見:荷蘭方面試圖強制指派外籍董事,徹底接管這家在全球汽車芯片供應鏈中占據關鍵地位的公司。
要知道,安世半導體可不是普通的企業,它是許多核心汽車零部件的“獨家供應商”,能造成的影響力足以撼動整個歐洲的制造業,荷蘭經濟大臣卡雷曼斯和首相斯霍夫,無疑是這場風波的臺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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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奪權”行動,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東方,那么中方會如何回應?是激烈對抗,還是妥協退讓?
其實在這場風波爆發之前,就出現了不少問題,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體系,以及美國那條著名的“實體清單50%穿透規則”,簡單來說,這條規則就像一個看不見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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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家企業的技術或產品中,源自美國的部分達到一定比例,美國就有理由將其納入制裁范圍。
對于安世這種高度全球化的半導體企業而言,這幾乎是無法規避的風險,一旦觸碰紅線,只要業務結算還走美元通道,其全球資金鏈就可能在頃刻之間被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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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方面的行動,更像是在這個已存在的火藥桶旁點燃了引信,中方非常清楚僅僅在法律層面進行抗辯是不夠的。
真正的命門,在于金融結算,于是,一個看似只是改變支付方式,實際上是釜底抽薪的決策應運而生: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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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招直接通過中國自主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進行,這個已經通達全球189個國家和地區的系統,巧妙地繞開了美國主導的SWIFT體系,相當于在潛在的金融制裁路徑上建立了一道堅固的防火墻。
這不僅是應對當前危機的自保之舉,更是對半導體行業長期以來被美元壟斷結算慣例的一次公然挑戰,它宣告了一種新的可能性:生意可以做,但游戲規則,我們得自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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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政府雖然控制了阿姆斯特丹的總部辦公室,但他們似乎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公司真正的價值,并不在于那幾張法律文件,而在于能實實在在生產出芯片的工廠,而安世半導體全球七成的封裝測試產能都位于中國。
這使得荷蘭的“奪權”看起來更像一場尷尬的表演,他們奪走了一個“空殼”,卻把能下蛋的金雞留在了對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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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反擊也因此顯得格外精準而有力,10月4日,中國商務部發布出口管制公告,這為安世中國的后續行動提供了完美的法律依據,十天后的10月14日,安世中國正式宣布,暫停從中國境內工廠向全球出口特定商品。
一時間,“窒息感”瞬間籠罩了整個歐洲,斷供僅僅持續了19天,歐洲的產業鏈就發出了痛苦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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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汽車制造商協會率先發出警告,如果安世的芯片持續斷供,德國車企在短短三個月內的損失可能高達驚人的200億歐元。
大眾在沃爾夫斯堡工廠里,生產高爾夫和途觀的生產線被逼著停了工,寶馬那邊也沒好到哪兒去,慕尼黑工廠的電動車生產線卡了殼,有些車型沒法按時交給客戶,只能往后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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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沖擊波甚至跨過大西洋,美國汽車聯盟聲稱將有50萬輛汽車的交付受到影響,憤怒的福特汽車甚至公開要求荷蘭政府為此進行賠償。
這影響不只限于汽車行業啊,歐洲的航空航天、國防工業就不說了,就連那些特別依賴安世東莞工廠產品的領域,也全嘗到了供應鏈斷了的苦頭,比如機械制造業,95%的東西都靠這,還有醫療技術領域,86%都得從這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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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英飛凌等所謂的替代者,最多也只能彌補安世約四分之一的產能缺口,就在歐洲焦頭爛額之際,10月23日,中方打出了最關鍵的一張牌。
安世中國宣布,恢復供貨,正當歐洲人以為危機解除時,兩個附加條件卻讓他們徹底傻了眼:第一供貨對象僅限于中國國內的分銷商,第二支付方式強制使用人民幣,拒收美元等一切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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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招實在是太絕了,說白了就是將難題以一種更復雜的方式拋了回去,如果歐洲企業想要芯片,要么你們自己來中國找分銷商談,要么你們想辦法用人民幣支付。
問題的根源,不再是中方斷供,而是你們自己的政府搞出的麻煩,如果說荷蘭的行動是一場基于法律和行政權力的博弈,那么中方的反制則構建了一套涉及主權、產業鏈和金融的立體化“混合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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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恢復供貨的同一天,安世中國還發表了一項重要聲明:荷蘭總部的董事罷免決定,在中國境內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這一聲明與強制使用人民幣結算的行動遙相呼應,構成了法律主權與金融主權的雙重宣告,它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紅線:在中國的土地上,必須遵守中國的規則,無論是法律還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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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反制行動層次分明,節奏感極強,政府層面,商務部的出口管制公告,為企業行動提供了合規合法的“尚方寶劍”,師出有名。
企業層面,母公司聞泰科技毫不手軟,直接啟動了國際仲裁與跨國訴訟,向荷蘭方面提出了超過100億歐元的巨額索賠,將戰火燒到了國際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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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最核心的金融層面,人民幣結算直接切斷了對方可能利用美元霸權進行反撲的一切可能。
荷蘭首相斯霍夫在歐盟峰會上被其他國家領導人批評時,還在辯解這只是“CEO管理不善”的問題,并極力否認與美國的規則有關,可是這種說辭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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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連德國在嘗試調解時,都不得不特別提及美方的因素,荷蘭經濟大臣卡雷曼斯也曾致電北京,口頭上說著重視兩國關系,卻對糾正錯誤或道歉一字不提。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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