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焦慮日益蔓延的當下,“取消中考、推行十二年一貫制”成為備受熱議的改革提案。支持者認為,這一舉措能終結初中階段的升學內卷,讓學生擺脫應試壓力,同時順應社會發展對高中教育普及的需求;反對者則擔憂其難以觸及教育焦慮的根源,甚至可能引發新的公平與質量問題。事實上,十二年一貫制的探索值得鼓勵,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特定群體的壓力,但我們必須摒棄過度樂觀的期待,直面其背后的深層矛盾與現實挑戰。
十二年一貫制的推行,確實能為部分學生和家庭松綁,這一點無需否認。初中階段本應是身心成長的關鍵期,卻因中考分流的壓力,淪為“應試機器的鍛造廠”。無數學生被淹沒在題海之中,校外培訓機構趁機擴張,家長們為了孩子能升入重點高中,不惜投入重金、耗盡精力。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性別發育差異帶來的教育不公問題日益凸顯:女孩通常發育較早,在初中階段的知識領悟力和應試能力上更具優勢,而不少男孩發育較晚,往往要到高中才能展現出學習潛力,卻因中考成績不佳被過早分流至職業學校,錯失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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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部分地區高中階段女生比例已明顯高于男生,這種“初中淘汰男孩”的現象,不僅浪費了潛在的人才資源,也與教育的公平理念相悖。十二年一貫制將初中與高中無縫銜接,取消了階段性的升學篩選,能讓晚熟的學生獲得更充足的成長時間,讓教育回歸因材施教的本質,這無疑是其重要的價值所在。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普及高中教育已具備堅實的物質基礎,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事業從掃盲到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再到如今向十二年義務教育邁進,是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必然趨勢,也能回應大多數家庭對子女接受完整基礎教育的期盼。
然而,將緩解教育焦慮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取消中考,顯然過于理想化。教育焦慮的本質,并非源于中考這一考試形式本身,而是社會競爭在教育領域的前置投射。在當下的社會評價體系中,“出身標定”現象普遍存在:優質用人單位招聘時對“雙一流”院校的硬性要求,各地選調生選拔對畢業院校的嚴格限定,本質上是用教育標簽替代人才評價,用分數門檻簡化能力判斷。這種社會篩選機制,使得家長和學生不得不將競爭提前到教育的每一個階段,只為爭奪更優質的教育資源,獲取未來社會競爭的“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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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的背景下,這種競爭只會愈演愈烈。即使取消中考,社會競爭依然存在,教育焦慮也不會憑空消失,無非是從初中階段轉移到高中階段,或是以其他形式呈現。歷史已經給出過教訓:取消小升初考試后,小學生的升學壓力并未減輕,反而轉化為更瘋狂的校外培訓熱潮,2021年“雙減”政策出臺前,小學高年級學生正是教培機構的核心客戶群。這充分證明,競爭只會轉移,不會消失。如今“國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正是高考后競爭白熱化的直接體現,即便取消中考,高考這道“獨木橋”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因競爭人數的增加而變得更加擁擠。
更為復雜的是,十二年一貫制的推行還面臨著一系列現實難題,其中教育公平與資源分配問題最為突出。取消中考后,十二年一貫制學校的入學資格如何確定?若采用抽簽方式,雖能體現隨機性,但可能導致優質教育資源的浪費,也無法滿足學生與學校的雙向選擇需求;若采用劃片入學,又會陷入“學區房”的新內卷,加劇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同時,中間轉段機制的缺失可能導致學生缺乏學習動力,部分自律性較弱的學生可能在漫長的十二年中逐漸掉隊。此外,我國教育資源區域差異顯著,城鄉之間、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學校硬件設施、師資力量差距巨大,在教育資源尚未均衡配置的情況下全面推行十二年一貫制,可能會讓原本就處于劣勢的地區和學生面臨更嚴峻的挑戰,進一步拉大教育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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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些問題,有觀點提出了另一種思路:與其取消中考,不如借鑒德國的職業教育模式,強化技校的培養質量。當前我國技校普遍存在培訓水平不高、與市場需求脫節的問題,導致不少學生和家長對職業教育存在偏見。如果能推動技校與企業深度合作,實行定向培養,根據企業需求設置課程、配備師資,讓學生在學習期間就能接觸實際工作崗位,畢業后直接進入合作企業就業,不僅能提高技能人才的培養質量,還能解決企業的用工需求,讓學生獲得穩定的職業發展,實現企業、學校、學生三方共贏。這種模式既保留了中考分流的篩選功能,又能讓職業教育真正成為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緩解社會對“藍領”人才的偏見,促進社會人才結構的均衡發展。
十二年一貫制的探索與實踐值得肯定,它為緩解升學壓力、促進教育公平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我們必須保持理性,不能為其賦予無法承載的改革目標。真正的教育改革,需要直面其背后的深層矛盾:既要逐步推進高中教育普及,完善十二年一貫制的配套政策,解決入學資格、資源分配等現實問題;也要改革社會人才評價體系,打破“出身標定”的固化思維,讓人才評價回歸能力本質;同時還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升職業教育的質量和認可度,構建多元化的人才成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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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中考、推行十二年一貫制,是教育改革道路上的一次有益嘗試,但它不是緩解教育焦慮的“萬能鑰匙”。唯有堅持實事求是,兼顧各方利益,既看到改革的積極意義,也不回避其面臨的挑戰,通過系統性、全方位的改革破解深層矛盾,才能讓教育真正回歸育人本質,讓每個學生都能獲得適合自己的成長路徑,在減輕不必要壓力的同時,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發展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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