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給出城市創投的新答案

一座城市，帶著一份宏偉的遠期規劃，組建了一系列創投基金，希望借用風險投資這個工具，完成預期中的城市經濟結構轉型，這在今天已經不是什么新鮮故事。自2013年合肥城投一手締造了京東方與長鑫科技的傳奇故事，讓“合肥模式”成為了一個符號，全國主要城市幾乎都在“城市創投”這件事上展現出了積極甚至激進的姿態：

例如在華東，2021年，杭州先后提出設立總規模1000億元的杭州創新基金，1000億元杭州科創基金。2023年初，杭州又提出在原來的基礎上，升級打造杭州科創基金、杭州創新基金和杭州并購基金3支千億母基金，并推動形成總規模超3000億元的“3+N”杭州基金集群。

在西南，成都高新區正通過“資本+產業+技術+人才”的綜合布局，加快形成全國領先的“中試+基金”科創生態體系。2021年，成都高新區推出總計3000億元產業基金計劃，提出將利用5年時間打造百億天使母基金，構建“1+N”天使基金集群。這一布局已初見成效——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區“中試+基金”引領科創生態成效顯著，天使母基金合作規模已超200億元，通過早期資本支持的科技項目超過200個。

然而，隨著城市創投成為市場中的一個常見工具，逐漸從產業投資邏輯拓展為了股權投資邏輯、種子孵化邏輯，開始越來越多的進入早期輪次，一個新的命題也隨之而來：對于成長期的創業公司來說，相比于市場化資本，城市創投有什么難以被替代的獨特優勢嗎？

這是個很棘手的問題，但成都正在嘗試給出新答案。

“創投明星城市的難題”

在“城市創投”這個話題里，成都是近幾年當之無愧的明星城市之一。

首先從參與度來看，據投中研究院發布的《2024西部地區私募股權和資本市場發展報告》顯示，自2019年以來到2024年9月底，西部地區共設立2432只基金，在新增基金規模上呈現了漂亮的逐年遞增趨勢，推動西部成為國內股權投資基金最活躍的區域之一，而成都國資則是整個過程中的“絕對主力”——自2019年以來，注冊在西部地區的基金共進行4206筆投資，來自注冊于成都市的基金貢獻了其中的1229筆投資，而成都國有資本則是這些基金的最主要資金來源，在過去五年的募資市場里累計貢獻69.21%的份額。

其次難能可貴的是在海量投資的同時，成都并不缺乏代表作。2016年，成都高投集團與成都產投集團共同向海光信息投入15億元，成為戰略股東。這筆投資很快顯現價值：在上市前，成都國資通過兩次股權轉讓就已收回全部投資成本。截至目前，成都國資仍持有海光信息16.96%股份，隨著AI產業爆發，這部分持股在2025年5月對應市值已達537億元，浮盈超過500億元。

除了財務回報，這筆投資更帶來了重要的產業價值。海光信息的兩家核心子公司落地成都，在成都高新區提供的孵化空間、銀行融資等配套支持下，成長為當地集成電路產業的鏈主企業。

可以說，通過這筆果決的投資，成都成為了半導體產業爆發和AI崛起時代的重要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層面上，成都一直走在“城市創投”改革的前列。例如早在2024年7月，成都高新區就在“2024成都高新策源資本生態大會”宣布種子、天使、創投、產投、并購基金等政策性基金將按照80%到30%的標準進行設置容虧率，市場化基金的容虧率設置為20%，是國內首批明確國資平臺容虧標準的城市之一。2025年5月，“容虧”與“耐心”再次得到了文件層面的確認，當月發布的《四川省推動創業投資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強調，政府引導基金和國資基金投資損失容忍率最高60%，對于投資種子期企業或未來產業的基金，可進一步提高至80%；單個企業（項目）最高允許100%虧損。

然而一個現實問題在于，市場慣性是很難瞬間改變的。雖然風險投資、股權投資已經成為了創業過程中的常見工具，但是行業里通行的“募投管退”流程實際上成型于高度市場化的環境中，并不能直接適用于社會分工有著明確不同的國資平臺。以至于創業者們在接觸國資背景的投資基金時，幾乎本能地產生一種偏見：如果接受非市場化的投資，會不會導致公司原本基于產業邏輯形成的生產流程變得緩慢、機制變得僵化、管理層決策受限？

這是共性挑戰，還有個性挑戰。雖然成都擁有大量985、211高校與科研院所，在科研成果積累和人才資源上都具備一定的優勢，也基于三線建設等戰略性工程積累了相對厚重的產業基礎，進而擁有了相對不錯的創業環境。但一體兩面的是，這也決定了成都涌現出的大量創業項目集中于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生物醫藥等科研導向的賽道上，其發展周期與風險投資習慣的“退出周期”并不匹配。以至于許多來自成都的創業團隊，在成立之初并沒有將“資本市場”納入發展規劃當中，并不清楚VC/PE能夠為企業發展提供的幫助。

成都星衛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星衛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星衛訊成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創始人萬明剛都沒有選擇主動接觸“資本市場”，一方面是因為2021年前后的“商業航天”還是一個尚未成型的概念，人們還并沒有普遍將“衛星服務”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這直接壓縮了衛星通信領域的想象空間，人們普遍估算衛星通信的市場規模大概只有“幾億”左右。再加上，整個衛星通信市場還有不少國外巨頭參與分割，這讓很多投資人判斷“衛星通信”并不適合資本參與。

另一方面，萬明剛出身國內衛星通信領域的頭部院所。回到成都創業的時候，已經有了足夠的資源積累與行業洞察，也足夠星衛訊僅在“項目制”的基礎上實現了“數千萬”的營收水平。這進一步加深了所有人的判斷，認為星衛訊做的就是一門“小而美”的生意。

中科星能（成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科星能”)的創業故事也有類似的開頭。中科星能同樣擁有深厚的科研背景，是天府絳溪實驗室孵化的項目，2024年開始籌備企業化落地，2025年拿到了高新創投、英諾天使基金的首輪數千萬級別的天使投資，從時間線上來看非常順利。

但創立之初，創始人劉建偉對“資本市場”有一種很強的“排斥情緒”，因為此前的一段創業經歷告訴他：很多基金的投資并不考慮企業長期發展，只盯著利潤和利益，容易讓公司為了抬升市值急功近利，最終變成 “竭澤而漁”，對長期穩定發展不好。其次，他也很擔心早期階段的投資協議中的對賭條款都比較苛刻，對創業者不友好，再加上“投融資肯定要稀釋股份”，他總擔心“股份稀釋多了，最后失去公司控制權”。

怎么才能讓中科星能和星衛訊這些有潛力有能力的企業，消除誤解、不被埋沒呢？這正是成都城市創投最現實的挑戰。

“讓基因扎根在高新區”

星衛訊與成都的創投故事，“反轉”于一場“雙向奔赴”。

雖然星衛訊在成立之后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商業模型，拿到了“數千萬”的營收，但團隊也并不是沒有壓力：隨著“星網”“千帆”星座項目的逐步落地，以及SpaceX帶來的巨大示范效應，商業航天在2023年之后迅速成為資本市場熱衷的投資主題，而衛星通信作為商業航天最主要的在落地場景，則在這場勢如潮水的產業崛起過程中成為增長最快的細分賽道——據中信建投研報估算，我國衛星通信市場規模2023年超800億元，預計2024-2029年市場規模年均復合增速約為15%，最終增長至突破2000億元左右的水平。

這本來應該是好事，但問題在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內衛星通信企業普遍走的都是“集成商”模式，采購國外的調制解調器做集成，在終端服務場景上產生收入——這條路徑技術門檻不高，很難產生絕對的競爭壁壘。

市場環境正在變好，競爭正在肉眼可見的白熱化，星衛訊并沒有太多的先發優勢。萬明剛也正是在此時意識到，或許可以借用“資本市場”的幫助來完成公司業務的升級，從而更好地接住即將到來的產業紅利。

恰巧此時，管理著成都高新區天使子基金的博源資本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斷。他們認為衛星通信是一個空間巨大的市場，從4G、5G到未來的6G天地融合一體化通信，擁有充足的想象空間，但目前的現狀是行業主要參與者還是像華為、中興這類頭部公司，買方也基本集中在應急、電力、石油、軍工這些特種行業，并沒有形成規模化、常態化的行業生態。

與此同時，雖然市場快速的增長吸引了許多創業者下場，可選擇的標的數量猛增。但現實問題在于“星網”“千帆”這些項目的組網需要時間、需要等到運力成本被“打下來”，因此許多公司在創業之初就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危機當中，很難讓人看到承接大規模成長的可能性。對于博源這樣的投資人來說，他們顯然更需要找到一家短期盈利性和長期成長性兼具的企業。

基于相同的愿景，星衛訊與博源資本走到了一起，在2024年完成了自成立以來的首輪外部融資，開始了“升級之路”：

投資完成后，變化迅速發生。在博源資本與成都高新區的共同推動下，星衛訊將原本分散在武侯區、天府新區的辦公場地和研發測試資源，全部整合至高新區金融城。這一舉措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人才聚集力大幅提升，團隊規模從投資時的80人迅速擴張至近200人。

除此而外，考慮到星衛訊是首次接觸資本市場的技術型團隊，博源提出了更加針對性的投后服務。“從整理BP思路、陪同路演，到第二輪融資時幫他們梳理商業模型，教他們如何向資本市場傳達企業愿景和價值，我們做了大量工作。”博源資本在該項目上的投資負責人介紹。在業務端，博源利用其在射頻微波產業鏈上投資二三十家企業的生態資源，為星衛訊鏈接了做天線的企業、無人機公司，共同開發應急領域等市場。

如今，星衛訊已成為國內行業應用衛星通信終端出貨量第一的龍頭企業，“基因”已深深扎根于成都高新區。星衛訊的業績也在2023年后進入了爆發式增長狀態：2023年星衛訊的營收維持在“數千萬”水平，2024年首次突破1億元，而截至目前2025年的預期已經達到了2.5億元，同時保證了”數千萬元”的利潤。

與星衛訊幾乎同期，中科星能也完成了“從排斥到共贏”的轉變。

中科星能從天府絳溪實驗室孵化，專注于高比能電池技術，是典型的長周期、科研導向型項目，理論上很適合產業方或者國資平臺的參與。但此前與一家大型產業方合作的經驗讓他對“非市場化”資本心存顧慮。“當時投資方是絕對控股，決策慢，且不一定完全利好新公司的發展。”劉建偉回憶，這讓他一度對引入外部資本，特別是擔心失去公司控制權持謹慎態度。

轉折點發生在與成都高新區的接觸中。轉折點發生在與成都高新區的接觸中。高新區在系統評估后，決定以“引導+直投”的方式介入：一方面，由高新創投進行直接股權投資，表明了區域資本對項目的信心；另一方面，主動為其對接英諾天使基金等市場化投資機構，共同完成本輪融資。這種“國資領投、市場跟投”的模式，以及幾次深入的交流，改變了劉建偉團隊對資本市場的刻板印象。

“我們發現他們并非追求短期利益，反而更看重公司本身的長期發展，并且能在上下游資源上給我們很多補充。”劉建偉說。同時，一個外部案例也影響了他：一家技術實力不俗的合作伙伴，因缺乏早期融資履歷，在尋求高估值時被資本市場質疑。這讓他意識到，規范的融資流程本身就是企業成長不可或缺的一環。

最終，中科星能在2025年初成功完成了由高新創投、英諾天使基金參與的首輪數千萬元融資。高新區在此過程中，提供了從公司選址、后續建設指導到協助申報各類資質等全方位的落地服務。

“中試基金，全新的答案”

星衛訊與中科星能的故事，是成都高新區系統性打造的"資助—種子—天使—創投"早期資本支持體系成效的縮影。在10月17日剛剛舉行的2025年中國成都天使投資生態大會上，這一支持體系的最新成果得以集中展現：成都高新區早期資本體系基金規模已超過200億元，支持早期項目超過200個。

本次生態大會上，這一支持體系得到進一步夯實，現場完成了多輪重要簽約：本次共完成9支合作基金簽約，合作規模74億元，完成完成了31個資助、種子、天使項目投資簽約。

其中在天使母基金層面，成都高新區與富華資本、聯想之星、鼎興量子、險峰長青、道彤投資、中科創星等6家基金管理人（GP）集中簽約。該批天使子基金將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第三代半導體、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圍繞“卡脖子”技術、國產化替代等項目開展投資，加快推動科技成果落地轉化。

不過，這并不是成都提出的唯一答案。在通過子基金直接投資星衛訊、中科星能這類明星項目之外，成都高新區將城市創投的鏈條再次向前端延伸，嘗試一種更具基礎性的模式：投資于科技成果轉化的"基礎設施"——這便是于2024年底開始重點推動的"中試平臺建設基金"。

因此在本次大會上，成都高新區還完成3支中試子基金、4個中試平臺項目簽約，并圍繞成都高新區16個重點產業鏈啟動了天使母基金中試子基金征集。

所謂"中試"，指的是產品正式投產前的試驗，是產品在大規模量產前的較小規模試驗。成都高新區在這一環節的系統性布局已頗具規模——目前，高新區已規劃建設近100個中試平臺，覆蓋集成電路、創新藥、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連接高校院所100余個、孵化載體140余個。2025年，中試平臺相關基金已立項12個項目、決策5個項目。其中，萬應微集成電路先進封測中試平臺是西南地區首家面向高端集成電路芯片設計企業與高校研發提供先進封測技術服務的中試平臺，也是首個獲得高科中試平臺基金投資的項目；蜂鳥智能硬件中試平臺則在此期間實現B輪融資并完成市場化運營。

通常，企業在"中試"環節有兩種選擇：自建"中試車間"或委托第三方服務商。蜂鳥智造成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蜂鳥智造"）正是后者中的代表。其創始人田勇創業之前，就在大廠負責"中試"環節，幫助團隊完成工程化和產品化。

一切邏輯很順，是典型的市場需求催生的好生意，但問題也很直觀：創業公司太分散了。蜂鳥智造遇到的挑戰就很典型，“要招人、布點、投固定資產，而科技成果轉化早期項目都是小而散的，陪伴周期又長，得讓項目看到我們的實力（團隊、設備、資金、資源）”，最終導致公司反復陷入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困境，在2023到2024年前后承受了不小的財務壓力。

成都高新區對創業生態的規劃在此時發揮作用。高新區不僅成立了規模10億元的中試平臺建設基金，直接投資蜂鳥的B輪融資，還從多個層面提供助力：搭建“應用場景聯盟”，開放園區、學校等公共資源，為經過中試的產品提供真實測試場景；同時，支持蜂鳥發起設立了全國首支由中試平臺運營管理的股權創投基金，使其能夠投資那些經過自己驗證的優質項目。

這些舉措幫助蜂鳥構建了一個更具可持續性的商業模式：短期依靠中試服務和孵化收入，中長期則可以通過股權投資分享企業成長的紅利。田勇表示“今年公司營收增長了20%到30%，上半年已經扭虧為盈。”

而對成都萬應微電子有限公司的投資，則完整展現了中試平臺基金的產業視角。作為西南地區首家面向高端集成電路芯片設計企業與高校研發提供先進封測技術服務的中試平臺，萬應微電子也是首個獲得高科中試平臺基金投資的項目。這家成立于2021年的企業，在高新西區建成占地14畝的廠房，專注于系統級封裝這一半導體產業的關鍵環節。

在射頻微波領域，隨著制程工藝趨于穩定，封裝技術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成為影響芯片性能的核心因素之一。投資方"中試平臺建設基金"看中的，正是其作為本地半導體產業"公共技術平臺"的價值：

"對成都本地的射頻微波企業來說，能有一家兼具先進封裝設計和實現能力的本地工廠做中試平臺，對他們研發新型芯片太重要了。"中試平臺建設基金項目負責人解釋道，““成都作為射頻微波芯片的產業聚集區，擁有兩三千家設計企業，但長期以來缺乏本地的高端封裝能力。企業研發新型芯片時，只能將樣品送到沿海地區進行封裝測試，周期長、成本高。”

而萬應微的創始人萬里溪是中科院微電子所封裝測試組的組長，在國內封裝界擁有很強的號召力，其團隊的技術能力正好填補了成都半導體產業鏈在高端封裝環節的空白。

基于這個前提，投資完成后，中試平臺建設基金對萬應微電子也展開了針對性的賦能。投資方觀察到，雖然萬應微在封裝技術上實力突出，但在將技術優勢轉化為穩定產能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提升運營管理的專業化水平。創始團隊在技術研發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而在生產調度、供應鏈管理等方面還需要補充專業經驗。

“我們建議他們增設專門的運營管理崗位，從成熟的半導體企業引入具有豐富經驗的專業人才，負責優化生產流程和日常運營。”項目負責人介紹。這一調整帶來了明顯的效果：生產計劃更加有序，設備利用率得到提升，客戶訂單的交付周期也相應縮短。

總之從星衛訊到中科星能，從蜂鳥和萬應微，這四個故事非常具體地傳遞出一個信號：

如今在城市創投的探索中，成都國資的角色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既有對創新風險的包容，也有對產業規律的尊重，通過投資中試平臺這類基礎設施，為創新鏈條補齊關鍵環節，已經遠遠不是我們熟悉的“城市招商”或者“產業投資”邏輯能夠概括的了。

而可以預見的是，這些看起來“難而漫長”的投入即將顯現成效。除了早期標桿項目的成功，更多科技企業正在這套體系支持下穩健成長。而中試平臺的培育和發展，意味著成都的創業生態正在形成自我強化的能力——這將是當下城市創投時代的一個扎實的正反饋，或許也正是成都對“城市如何支持創新”這一命題給出的最實在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