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學校十六期西康滎經(jīng)學員朱子江外甥孫 高文
案頭這張從臺灣傳回雅安的黃埔軍校舊照,總讓我想起二十來歲時,外婆坐在青衣江邊老茶館里跟我說的話:“你表舅姥爺和你叔公,當年竟是同一年考去黃埔的,論起來,你叔公還是我娘的長輩呢。”照片里的表舅姥爺朱子江,穿著制式軍裝,領(lǐng)口“軍校”徽章在黑白底色里泛著光,眉眼間是二十歲出頭的銳氣;而我沒見過叔公朱世正的照片,卻能從黃埔16期輜重科的檔案里,拼出他當年的模樣——兩人同是西康滎經(jīng)人,同一年考入中央軍校(黃埔軍校南京時期)16期,一個是我外婆二舅家的兒子(朱子江,我該叫表舅姥爺),一個是我外婆母親朱夙琴的六叔(朱世正,我該叫叔公),輩分差著一輩,卻在亂世里,憑著同一份黃埔情懷,走出了兩段交織的西康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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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來歲那年的清明,特意回雅安陪外婆。蓋碗茶的熱氣飄在她銀白的發(fā)間,她指尖捏著朱子江的照片,慢慢理清這層繞不開的親戚關(guān)系:“你外曾外婆朱素琴,得管朱世正叫六叔,所以按輩分,你得喊他叔公;而子江是我二舅家的兒子,我跟他是表兄妹,你自然要叫表舅姥爺——說起來也巧,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這一老一小(其實世正也就比子江大幾歲)竟湊到了一塊兒,各揣了幾塊川蜀銀圓,搭同一輛騾車去成都考軍校,回來還跟我娘顯擺過軍校的銅制校徽呢。”外婆笑著回憶,朱世正走之前,還跟我外曾外公說:“哥,我去打日本人,等打贏了,回西康省府(雅安)給你和侄女帶糖!”而朱子江沉穩(wěn)些,只跟他父親(我外婆的二舅)說了句“去做能保家的事”,就跟著這位“六叔公”一起踏上了路。
那時我對“黃埔16期”的分量還沒太懂,只當是長輩們遙遠的青春,直到后來在《中國晨報》做記者,報道一些香港黃埔軍校后代親友聯(lián)誼會活動時,無意間查軍校檔案才知道,1938年的黃埔校園里,到處是揣著家國心的青年——日軍鐵蹄都快踩進華中了,他們白天在操場上練隊列、扛步槍,夜里圍著煤油燈聽老兵講臺兒莊的故事,每個人的軍裝領(lǐng)口都別著小紙條,寫著自己的家鄉(xiāng),怕萬一犧牲了,別人能知道他是從哪兒來的。百度人物百科寫得清楚,朱世正入的是16期輜重科,畢業(yè)后被分配到衡陽中央軍200師當偵察排長,湘西戰(zhàn)役、衡陽戰(zhàn)役的戰(zhàn)報里,都能找到他的名字,說他曾帶著偵察兵摸進日軍陣地,摸清了對方的彈藥庫位置;可朱子江的去向卻模糊得很,外婆只說“子江后來跟了軍統(tǒng)搞情報,具體干啥從不跟家里透一個字,偶爾寄信回來,也只說‘一切安好’,連郵票都要特意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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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著照片里朱子江挺直的肩膀瞎想:或許1940年的某個深夜,他正裹著粗布衫,在日偽控制的宜昌碼頭,把寫著日軍艦艇動向的紙條,悄悄塞進一個貨商的布包里;而遠在衡陽的朱世正,此刻正握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趴在戰(zhàn)壕里盯著日軍陣地的火光,等著沖鋒號響——兩人一個在暗線傳消息,一個在前線拼殺,雖隔著千里,卻都在為同一件事拼命。外婆總說:“他倆在軍校時就互相照應(yīng),世正雖說是長輩,卻沒架子,子江體能差點,世正就陪著他加練;子江心思細,世正訓練時跟人起爭執(zhí),都是子江幫著勸和。”想來黃埔校訓里的“親愛精誠”,早成了他們之間不用多說的默契,輩分差異反倒成了彼此的依靠。
再后來,雅屬事件成了兩人人生軌跡的交匯點。1946年,劉文輝要鏟煙,派張祿賓到滎經(jīng),手段太硬,燒房子、抓人,把地方鄉(xiāng)民惹急了,武裝沖突一觸即發(fā)。檔案里記載,朱世正當時正好回鄉(xiāng)探親,看到保安隊把鄉(xiāng)親們的糧食都搶了,被大家推為西康人民義勇軍副總指揮,帶著人跟劉元琮的部隊血戰(zhàn)了一年多;而朱子江的名字,只在一份相關(guān)信息里輕描淡寫提了句“滎經(jīng)朱子江參與地方協(xié)調(diào)”。外婆說,那段時間她在滎經(jīng)縣城的姨婆家暫住,見過兩人一次:“子江穿著青布衫,跟世正站在街角的老槐樹下說話,世正臉色急得通紅,手里攥著槍套,子江倒沉穩(wěn),手里拿著張紙,像是在跟世正說怎么分派人手,別讓鄉(xiāng)親們往火線上沖。”
事件過后,朱世正的路漸漸清晰——他后來成了雅滎漢聯(lián)防總隊長,管著雅安、滎經(jīng)、漢源三縣的治安,1949年還被民盟的人說動,加入了組織,率部起義配合川康解放,晚年被認定為起義人員,還當選了四川省政協(xié)委員;可朱子江卻像人間蒸發(fā)了,有人說他去了重慶,有人說跟著老部下去了臺灣,還有人說回了滎經(jīng)鄉(xiāng)下隱姓埋名,直到去年,老家一個去臺灣尋親的遠房親戚,才帶回這張他年輕時在黃埔軍校拍的照片,說在一個舊相冊里找到的,背后用鋼筆寫著“靜泉自存”,對照著外婆的描述,才確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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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案頭除了這張舊照,還壓著一份復(fù)印的黃埔16期同學錄名冊,朱靜泉的就印在后幾頁,朱靜泉“三個字”下面的清晰“子江,21,西康滎經(jīng),滎經(jīng)東街福安旅館”。有時在香港的維多利亞港,吹著海風,總覺得能穿越八十多年的時光,看見兩個西康青年背著包袱,踩著塵土走向黃埔的模樣——一個是帶著后輩的長輩,一個是跟著長輩的后輩,卻都揣著對家鄉(xiāng)的牽掛。他們一個藏在諜報的空白里,一個留在歷史的明處,雖輩分不同、軌跡各異,卻都在亂世里守住了心里的“正”,也成了我這個后輩,每次想起雅安的青衣江、想起黃埔的軍號聲,就忍不住心頭發(fā)熱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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