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諾貝爾新聞獎，胡錫進有能力拿一個回來

諾貝爾獎每年都能引起關注，但因為我們罕有獲獎，所以這些年有人對它很有意見。

但頒發者沒有降低標準，還是本著“重大發現、重大貢獻”的原則，從科學家、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中挑選。

兩個“重大”只是條件之一，更重要的是，諾貝爾當年要給你設獎，或者像經濟學獎，雖然當年遺囑中沒有，但后來經正規手續設立了。

不在六個獎項之中，發現再重大，貢獻再偉大，也無緣諾獎。

對比今年的一項重大發現，最虧的要數胡錫進，諾貝爾當初沒設新聞獎。

看看下面這句話，就知道老胡今年的貢獻有多大。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根本原因是社會的寬容度變低了。”黑體字部分就是老胡的重大貢獻。

他具體解釋說：“一個人在網上個性化發聲，給自己可能帶來麻煩的風險越來越高，甚至會牽連他所在的機構，于是大家主動，或者在單位的‘提醒’下極大減少了參與社交媒體信息和觀點交流的意愿，甚至基本停止了參與，只剩下瀏覽，偶爾點個贊。”

胡錫進的這番感慨是有針對的。他在文章開始提到：

“很多人如今在社交媒體上發聲越來越小心了，或者干脆不發了。明星們的賬號過去經常嘮家常，現在都是各種官宣了。體制內的人更是小心翼翼，很多人連朋友圈都不發了，發的話也是轉發某個正規報道。大學老師們也成了‘敏感群體’，多數人選擇在互聯網上能少說就少說。民企高管或者中層也是一樣。總之，很多群體的個性化信息變得像秋收后的田野一樣干干凈凈。”

又說：“這是互聯網時代公共信息領域的一個損失，它也讓公共輿論的面貌變得不再完整，這不是一個開放社會所應有的群體性‘噤聲’。”

應當說，老胡講到的這些，大家也有感覺，甚至早就感覺到，因為別人受到的“噤聲”比老胡的要多得多。

很多人也在思考，出了什么問題，問題還能不能解決。或者像下水道那樣，得到某種程度的疏通。

所以，問題不在于現象，而在于現象的背后。蘋果成熟后會落地，誰都知道，但只有牛頓去思考了。

不管這個故事本身是否確有其事，反正說明一點，牛頓找到了“根本原因”，技高了好幾籌。

再看老胡，是不是也是如此？現象大家都知道，但我們想到的原因肯定不是老胡說的，既然他說的是根本原因，那我們所苦惱的肯定就是非根本原因，也就是次要原因。

總之，胡錫進認為是人言可畏造成的，否則就不能解釋為什么會是“社會的容忍度變低了”。注意，老胡這里說的是“社會”。什么是社會？就是張三李四王五趙六。

換句話說，大家互不相容，舌毒嘴厲，形成自我管制的低容忍狀態。

這就是老胡的重大發現。身在輿論中，又面對輿論，普通人怎么也想不到，這會是“根本原因”。

如果把胡錫進說的當前現象看成是落地的蘋果，我們也就是撿起來啃兩口的俗人，而只有老胡成了牛頓，因為，他找到了別人都沒有發現的“根本原因”。

不得不承認，老胡的角度很獨特，甚至刁鉆，大科學家能獲諾獎，也正是因為他們的研究角度非比尋常。

所以說，很遺憾，如果諾貝爾獎有新聞獎，老胡憑這個就足以獲獎。見了莫言，也不會覺得自己矮一頭。

當然，老胡還講了另外一些話，還是他的一貫風格，這些話都很善意，聽上去也都很有道理。但憑經驗，觀察老胡，只要搞清他的出發點，知道其目的地，其他的也就基本可以忽略了。

因為，我們也抓住了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