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榮耀》背后：最可恨的叛徒，嚴重阻礙了臺灣的統一

最近我也在追劇《沉默的榮耀》，所以也看了不少吳石、朱諶之“共諜”案的資料。

1950年初，人民解放軍摧朽拉枯一般追殲大陸殘余國民黨軍隊，直至將其趕到孤懸海外的澎、臺、金、馬等島嶼之際，所有人都認為解放臺灣沒什么懸念了。

突然劇情大反轉，國民黨特務機關把臺灣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人給抓捕，并一場大搜捕把地下組織全部破壞，這事確實令人感到可惜，就此跟大家談談這部劇背后的故事：

沉默的榮耀（2025）劇照

01

早在日占臺灣時期，一批臺灣地區的革命者，就成立了“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的組織（俗稱“臺灣共產黨”、“臺共”），由日本共產黨直接領導，開展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

組織推選林木順、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蔡孝乾等五人為中央委員，一度發展如火如荼。

但由于日本共產黨自身發展不行，被日本軍政府摧毀了，沒法進行活動，所以許多“臺共”黨員，便回到大陸回歸中共的行列，參加抗日反國民黨的斗爭。如林木順后來就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參加紅軍，并于1934年不幸在瑞金的中央蘇區保衛戰中壯烈犧牲，再如蔡孝乾后來經歷了紅軍的長征。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光復了臺灣，臺灣的共產黨人也回歸中國共產黨的隊伍里，重新組織起來。

02

1945年8月，37歲的蔡孝乾，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身份，來到了臺灣。

蔡孝乾的父親是一家米店的帳房，其祖上則為鄭成功帶往臺灣的三百家族之一。1924年，他到上海的上海大學社會系念書，上海大學當時是重要的革命思想傳播陣地，他在這里受到革命薰陶，還上過任弼時的課。不久，他就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又參入創立“臺灣共產黨”。

1932年，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他逃出臺灣，跑到福建漳州參加了紅軍紅一軍團的部隊，在羅榮桓領導下從事部隊政治工作，在江西蘇區入了黨。此后，還參加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延安。

在目前可知的記錄中，他是唯一參加了長征的臺省人士。

抗戰時期，蔡孝乾還擔任過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工部長，在羅瑞卿直接領導下，專職負責對敵情報偵察與瓦解敵方力量的工作。

蔡孝乾的工作能力很強，到了臺灣，立即聯絡原“臺共”成員和左翼積極分子，不久正式成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領導機構，并先后創建了一系列地市組織。蔡孝乾擔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陳澤民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洪幼樵為宣傳部長，張志忠為武裝部長，林英杰為省工委機關報《光明報》主編。

臺工委發展很快，甚至在山區中還建立了武裝根據地，準備開展武裝斗爭，迎接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島。

渡江戰役后，解放軍勢如破竹，讓臺灣的中共黨員們非常樂觀，包括國民黨的很多人都認為，中共解放臺灣已成定局，唯一不確定的僅僅只是時間。1949年初到年底，很多學潮活動和地下工作，都出現了一定的半公開化。

不料，1949年底到1950年6月，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隨后形勢發生的大翻盤。

03

1948年，中共臺灣省工委開始秘密發行一份油印的地下報紙《光明報》。

《光明報》由省工委委員林英杰主編，起初在臺北秘密編印、發行。1948年夏，《光明報》轉移到基隆的基隆中學內，內容是林英杰收聽延安發出的電訊后，記錄下來，再審稿、排版，再刻鋼版，刻成蠟紙后印刷。

國民黨在大陸的節節敗退，讓中共臺灣地下黨員們大大降低了工作警惕性，開始冒進搞幾乎是半公開化的活動了。

當然，這里面還有一個原因，是臺灣省工委原是受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撤消，其工作并入中共中央華東局。

臺灣省工委的直接上級，換為了中共中央華東局。

中共中央和華東局經過慎重考慮，內定舒同為未來臺灣省委第一書記，并由他負責臺工委具體工作。

這讓蔡孝乾非常不高興，在工作中，他就想干一些大事。

1949年6月，中共臺灣省工委以《光明報》發表社論，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二十八周年》，印刷好之后，發送到臺灣全島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場所，覆蓋率極廣，聲勢很大。

這場宣傳戰，驚動了蔣介石。

蔣介石拿著《光明報》大發雷霆，命各特務機關限時破案。

國民黨保密局查獲了臺灣大學幾個學生有該報，隨后順藤摸瓜，竟找到了《光明報》印刷場所，并數處在學校中的中共地下組織，直至中共基隆市工委，還抓捕了市工委書記、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

盡管鐘浩東至死堅貞不屈，但特務組織還是有效的摧毀了整個基隆的地下黨組織。

隨后，保密局特務又通過滲透，抓捕了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委員李汾。李汾在被捕后不久，叛變投敵。

李汾帶領國民黨特務抓捕了省工委副書記、兼高雄市工委書記的陳澤民。

陳澤民被捕后，抵抗了一段時間，但因為特務用他的家屬脅迫，最終也投降了，供出了很多臺灣地下黨的情況。

特務從陳澤民身上的一個筆記本中看到了一個“老鄭”的名字，審訊被特務套出了“老鄭”曾有的一個住址：臺北市泉州街二十六號。

于是，保密局特務在臺北市泉州街二十六號那間空房子里，派駐了一個特務張清杉蹲點。

張清杉守了近二個月，1950年1月1日夜，抓住了蔡孝乾。

蔡孝乾被捕后，沒有暴露身份，他也比較鎮定，七拉八扯說了一些情況，讓國民黨特務覺得他不是什么大人物，被捕幾天后，蔡孝乾謊稱帶特務去抓他的上級，在街上瞅住機會，逃脫了。

雖然他逃脫了，但他被國民黨特務搜去的筆記本上，記錄了“吳次長”三個字，將禍水不自覺引向了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以及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

一幕歷史悲劇由此拉開。

資深學富、難得的人才、儒將吳石

04

臺灣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早在1911年，就加入福建北伐學生軍，參加辛亥革命。

他在武昌預備軍官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先后上學4年，與白崇禧為同期同學，后又至日本深造，學習軍事，是國民黨中的學霸型官員。

學成回國后，吳石擔任國民黨陸軍大學教官，其政治背景屬于國民黨“桂系”，1947年起，通過同為福建人的老朋友、傾向共產黨的國民黨高官何遂的介紹，吳石開始在上海開始了為中共提供軍事情報的工作。

1949年9月，吳石在香港與秘密駐港的中共華東局對臺工作委員會第二工作隊負責人萬景光會唔，接受了新任務。

隨后，吳石抵臺，就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

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軍攻打金門和舟山群島先后失利。所以，解放臺灣的預計難度大大增加，而能獲得秘密戰線情報，就變得更加重要了。

吳石和夫人王碧奎、少子吳健成（1949年秋在臺灣）

由此，盡快取回吳石掌握的重要軍事情報，已是很迫切的事了。所以，中共華東局情報部門決定派長期在上海、香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黨員朱諶之赴臺與吳石聯系。

朱諶之，原名朱桂鳳，又名朱楓。她出生浙江鎮海縣名門，父系富商，曾任寧波漁商工會會長。年輕時，她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

1945年2月，朱諶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8年她被奉派到實際是黨的秘密機關的香港合眾貿易公司任職，從事統戰及情報工作。

因朱諶之有一個繼女阿菊及其女婿在臺北工作，而且是國民黨警政官員。1949年11月25日，朱諶之乘船離港赴臺，與吳石聯系取回秘密情報，并與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聯系。

朱諶之的身份證

華東局這一次派朱諶之赴臺，居然讓朱一身負二任，這顯然是有違只允許單線發生關系的秘密工作規則。然而，卻仍這么決定了。這可能是當時與臺灣聯絡不便造成的，也可能是當時對臺海形勢過于樂觀所致。

但從事后結果看來，這就是悲劇的起因！

11月27日，朱諶之從香港抵臺，便與蔡孝乾取得聯系。

朱諶之也向蔡通報了吳石將軍與中共的關系，蔡孝乾知此情況后，托朱諶之請吳石幫助將他妻妹馬文鵑弄一張出島通行證，離開臺灣到大陸去避難。

吳石在寓所秘密接見了朱諶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絕密軍事情報的微縮膠卷，包括《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兵力武器配備圖、海軍基地艦隊部署、空軍機場并機群種類、飛機架數等。

沉默的榮耀（2025）劇照

朱諶之將這批情報，迅速通過香港至高雄的“安福號”貨輪上做大副的秘密交通員，傳遞到了華東局情報部門。

不到二個月光景，朱諶之在臺灣的任務很快就完成了，預計于1950年1月底之前便可返回大陸。

蔡孝乾被捕復又逃脫后，在原來與朱諶之接頭的地點，他給朱留下了一張字條：形勢緊急，省工委有重要人物被捕，他將遠行，讓朱快快離臺；并說原托為其妻妹需辦的通行證，也不要了。

但是，自蔡孝乾成功逃脫后，離臺的海空航線被嚴密封鎖，朱諶之沒法通過正常航道離開臺灣。

于是，她在吳石將軍的幫助下，搭乘了軍用飛機離臺去了舟山群島（當時舟山尚在國民黨控制下），尋求機會再乘船回大陸。

這時，蔡孝乾被國民黨特務獲得的筆記本上有“吳次長”三個字，引起了國民黨保密局特務的高度注意，注意力放到了吳石將軍身上。

一開始，保密局特務們沒找到什么證據。

但在審查離臺人員特別通行證申請書時，特務們發現了蔡孝乾姨妹馬文鵑的蹤跡，而為馬申辦證件的擔保人，正是吳石的夫人。

很快，通過問話，從吳石將軍的夫人處，他們套取獲知了來為馬文鵑辦證的，是朱諶之。

馬文鵑的特別通行證暴露了朱諶之。

朱楓從臺灣發出的最后書信及“威鳳”簽名

保密局特務通過臺北的朱諶之繼女阿菊、女婿了解到，朱諶之已去舟山，并查明，是吳石將軍派人設法讓朱諶之乘軍用飛機去的舟山。

國民黨保密局便指示舟山的特務機構，在2月18日搜捕抓到了朱諶之，關押在舟山監獄。

經過審訊，以及叛徒出賣，朱諶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的身份基本暴露。

保密局特務將朱諶之從舟山押往臺北的途中，她知道此去有兇無吉，便設法將自己帶的二兩金器首飾，吞入腹中，以求一死。

但很快被國民黨特務發現，搶救了過來。

朱楓所吞金首飾，采自李資生《吳石間諜案破獲始末》（香港《新聞天地》1950年7月）

朱諶之被捕后，3月1日，國民黨保密局便以“通匪”罪名，抓捕了吳石及他的幾位戰友，之中有國民黨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將軍、東南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上校等。

吳石將軍被捕時，也欲以槍自盡，但為手腳麻利的保密局特務阻止了。在獄中，他遭遇殘酷刑罰，導致一只眼睛失明。

吳石公館會客室，吳將軍在此被捕

三個多月后，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控以“匪諜”罪，將朱諶之、吳石、陳寶倉、聶曦等人判處死刑，槍殺于臺北郊外馬場町。

臨刑前，朱、吳、陳、聶均臨危不懼，而朱諶之還高呼“共產黨萬歲！”不止。

朱楓慷慨就義前一瞬

聶曦

05

1950年2月中，蔡孝乾到處躲避國民黨特務搜捕。

然而，因為保密局特務在破獲中共基隆市工委時，得知被捕的臺北市大同中學女教員季澐，與“老鄭”（即蔡孝乾）有組織上的聯系，并發現了季的丈夫、中共地下黨重要人物張志忠的蹤跡，便于1950年2月7日，在臺北抓捕了張志忠。

張志忠被捕后，堅不投降。不過，國民黨特務還是設法從張志忠的口中，套出了蔡孝乾可能藏匿的一些線索。

2月27日，國民黨特務以“蹲坑”方式，在蔡孝乾有可能藏匿處的地下黨員黃天的家中，抓捕到回家的黃天。

保密局偵共防共組長谷正文暴力刑訊，在嚴刑拷打之下，黃天被迫供出了蔡孝乾的另一個藏身點：嘉義縣糞箕湖林醫生家里。

2月28日，蔡孝乾再次被捕。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受盡酷刑，據說特務割開他的腿部，撒上食鹽逼供。在情治人員的威逼利誘下，蔡孝乾變節投降，將省工委秘密和盤托出，還供出省工委宣傳部長洪幼樵即將乘“四川”號輪船悄悄離臺。

3月4日晚，洪幼樵在基隆碼頭被誘捕，他進入保密局汽車時，還以為是地下黨派車營救他出險境。

蔡孝乾在監獄里曾受到陳澤民和張志忠等人的批評。如張志忠“一一數落了蔡孝乾如何誘奸14歲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萬美金的經費，如何四處炫耀其共黨負責人的身份，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爛，天天在波麗露西餐廳（位于民生東路，是當時最有名、最時髦的西餐廳）吃早點，在山水亭（位于延平北路，為著名餐館）吃飯，在永樂町看戲。”

由于變節后內心的自責和獄友的責難，蔡孝乾的精神出了問題，每天寫自首書，“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經醫生診斷，蔡孝乾患了“幻想癥”，曾被送到臺大醫院精神病房治療數月。

蔡孝乾叛變前后，陳澤民、洪幼樵等也都走上了叛黨投敵之路。

就這樣，臺灣省工委五個領導人，出了三個投敵分子，由此，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遭到空前的摧殘與破壞，直至1954年，約1800名中共黨員、進步學生以及同情共產黨的民眾，先后被國民黨特務抓捕，關進監獄，堅貞不屈者則被槍殺。

而張志忠被捕后，至死不降，在臺北市南昌街的國民黨保密局監獄里，張志忠看見有人關進來，就大聲叫喊：“早說早死、晚說晚死、不說不死！”還經常喊口號、唱革命歌曲來鼓舞獄中難友。

獄吏對他也很尊敬，說他是共產黨里真正的硬骨頭。

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在臺北市川端町刑場英勇就義。

國民黨保密局的特務們，在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間，幾乎每天都在抓人，白色恐怖甚囂塵上，血腥殺戳遍及全島。

后來 ，蔡孝乾 、陳澤民 、洪幼樵 、許效蘭等“自新”的高級干部 ，都被臺灣當局安置在士林芝山巖情報局， “ 擔任匪情研究工作 ” 。 蔡孝乾 “ 支領少將薪水，其他人分別列階支薪 ” 。

后來，蔡孝乾升任 “ 匪情研究室 ” 少將銜副 主任兼 “ 司法行政部 ” 調查局副局長 。 情報局為 他們在芝山巖附近興建住宅，蔡孝乾便長住于士林 ， “ 并且和馬雯鵑共筑愛巢，產下愛情的 結晶 —— 蔡艾安 ”，最后竟然 活到了74歲。

蔡孝乾等人投敵后，從組織上給地下黨帶來了巨大的破壞。

1950年6月1日，他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份《告臺灣地下黨同志書》，并在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呼吁仍在與國民黨進行斗爭的中共地下黨員自首投敵，從而在精神上對中共地下黨成員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蔡孝乾（1964年），采自房建昌作《蔡孝乾與臺灣共產黨》（《文史精華》1998年10月號）

隨后，繼任的臺灣工委書記陳福星也被捕叛黨投敵。

在白色恐怖之下，國民黨特務大搞株連，接下來半年，被逮捕、判刑、流放的，據統計達到八千人。

雖然臺灣各地、特別是在山區的中共黨員，仍然有許多人在堅持斗爭，希望能等到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的那一天。但他們中絕大多數，都被國民黨軍警抓捕入獄，甚至槍殺，少數地下黨員則是長年處于逃亡狀態，藏匿在深山荒野，過著極其艱苦的日子，直至辭世，也至死不向國民黨投降。

比如一位叫謝漢光的中共地下黨員，逃脫后潛逃到臺東一個極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該村村長的幫助，冒名頂替失蹤多年的高山族農民“葉依奎”的戶口，就此在那里干活，在那里度過了極其艱難險惡的38個年頭，一直到1987年臺灣當局宣布解除“戒嚴”，謝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見天日。

自此，我們也就錯過了當年統一的最佳時期！

吳石將軍遇難后，因海峽兩岸尚處激烈敵對狀態，大陸方面對此沒有任何公開表態。

直到1973年，中央有關部門才公開追認吳石將軍為革命烈士。兩岸開放后，1994年，吳石小女吳學成從臺灣捧回了父親的遺骨，吳石幼子吳健成從美國捧回了母親的遺骨，有關部門遵照二位故人的遺愿，把他們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并舉行了小范圍的追悼儀式。

報道吳石、朱楓“轟動大案”的香港報紙

朱諶之遇難后，消息當即就傳到了上海。1950年7月，陳毅簽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準朱諶之為革命烈士；“文革”期間，因朱諶之秘密工作性質，致使她的名譽及她的家人，受到過一些不公正的對待。1983年4月，中共中央調查部又正式作出了《關于朱楓同志的組織結論》，明確指出：“朱楓（諶之）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共產黨人為革命、為人民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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