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見到南京大屠殺的慘狀后，發電報向希特勒求救，后來呢？

1937年，南京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人間浩劫。

這時候，一個德國人出現了，他是納粹黨員，是西門子駐華代表。

他不顧自身安危，在血海尸山中奔走記錄、四處營救，甚至拍電報給希特勒，請求干預這場災難。

那么這封電報拍出后，他有沒有得到回應，后來又發生了什么？

12月13日，是南京城陷落的日子。

就在這天，日本第六師團、第三師團、第十六師團陸續從城北、城東方向殺入南京，他們來得太快，來得太狠，來得沒有一點人性。

子彈響起的剎那，沒有預警。

中山東路一帶剛剛打掃過的街道上，第一具尸體倒下了，緊接著，第二具、第三具……從鼓樓、下關到漢中門，每隔百米便能見到橫陳在地的尸體。

有的是平民，有的是脫下軍裝的士兵，死狀驚人，頭部多中槍，表情停滯在驚恐中。

到14日這天，殺戮已經不再掩飾。

日本兵在城內四處“掃蕩”，他們沖入民居、機關單位、醫院、教堂，像豺狼一樣。

小巷中，早已沒有了井然的腳步聲，取而代之的是女人的尖叫、嬰兒的啼哭、破門而入的咆哮，以及一聲聲皮靴踢中尸體的悶響。

尤其是夜晚，強奸案幾乎每小時都在發生。

據安全區記錄，14日至18日短短五天，登記在案的強奸事件就超過300起，而這只是“登記的”。

無數未能發聲的女性，在黑夜中沉默至死。

在最混亂的那幾天，鼓樓與北極閣之間的破墻間，擠滿了逃難的婦女。

尸山血海之間，如果說南京城還有一方凈土，那大概就是那塊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區”了。

約翰·拉貝是西門子公司南京分部的負責人，一個來華多年的德國男人。

按理說他可以在1937年冬天撤離南京，正如他的德國同事那樣，收拾行李上船，前往上海或香港，躲過這場浩劫，但拉貝沒有。

12月14日，也就是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拉貝與幾名外籍人士，聯合發起成立“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

這個組織一開始只是一個臨時設想，他們仿效上海的難民區模式，希望通過外國人的身份，為無處可逃的平民留下一線生機。

安全區劃定在南京鼓樓一帶，包括金陵大學、鼓樓醫院、頤和路、寧海路等區域。

拉貝拿著德國護照和納粹黨證，去找駐南京的日軍憲兵交涉，對方笑臉相迎，卻冷淡地說：“我們不承認安全區。”

意思很清楚，你們這些外國人，可以活，但中國人不在此列。

面對這種態度，拉貝只能硬撐著。

他用白布和紅漆，做了上百面印有“安全區”字樣的旗幟，插滿街頭巷尾。

他親自繪制安全區地圖，帶著秘書走街串巷，將地點交給日方，請求他們不要誤炸。

即便每次送信都如石沉大海，他仍不放棄。

拉貝把自己家變成了難民收容點，最初是幾十人，后來是上百人，到最后，一晚能擠進六百多人，女人、孩子、傷員、老者，排成長龍，在他家門外等候。

他從一位穿西裝的工程師，變成了背鍋端飯、清理糞桶的“難民頭”。

他每天要忙著解決上千人的吃喝拉撒，再調配米糧、分發煤炭，有時還要冒著危險走到憲兵部，試圖救出被抓的難民。

白天，他穿著納粹黨袖章在街上攔車，不是檢查，而是救人。

他曾在街頭攔下一輛卡車，車上有幾個被捆綁的中國婦女，日軍看到他是德國人，不耐煩地推搡他。

他舉著護照大聲抗議，兩個士兵對他做了一個割喉的手勢，然后揚長而去。

夜晚，他不敢睡。

和幾位外國同事輪班巡邏，手里拿著手電筒，從一棟棟居民樓前走過，聽墻角是否有人呻吟、門縫里是否傳來孩子的哭聲。

更多時候，他們只能眼睜睜看著日軍翻墻入區，把女人拖走，或從屋里搶出糧食和衣物。

拉貝試圖阻止，有時成功，有時失敗。

他也曾懷疑自己的信仰，自己信仰的德國，是否也會像日本這樣，把一座城市活活掏空，只剩下骨灰和眼淚？

可終究還是固執地相信，也許希特勒，不會允許他的盟友做出這種傷天害理之事。

但他錯了，錯得徹底，且代價慘重。

拉貝離開南京之前，把自己近兩個月來記錄的所有日記、照片、統計表格全部復印六份，一份自己攜帶，另外五份寄往上海、香港、柏林、日內瓦。

拉貝最初對希特勒的印象并不壞，所以當他拿起電報機，給柏林寫下那封求援信的時候，他的手是顫抖的，卻也充滿希望。

那封電報的文字，既有官樣的措辭，也有字字血淚的哀求，“元首閣下，請善意調停，勸說日本政府承認南京安全區，停止對平民的屠殺。”

那一刻，他仍然是那個忠誠的黨員，仍然相信“元首的一句話”能救下二十多萬中國平民。

可這封電報，就像掉進了無底深淵，沒有回音，沒有答復，連敷衍都沒有。

三周后，他收到了唯一的“回應”，蓋世太保來了。

他們的理由是“傳播有損同盟形象的言論”，他們翻箱倒柜，搜走了他的日記正本、照片底片、甚至一些南京市民手寫的求助信。

拉貝當晚被帶走，審訊持續整整九小時。

昏黃的燈泡下，他的眼睛布滿血絲，他聽到的問題都是同一個：“你為什么要散布謠言？”

他試圖解釋：“那不是謠言，是我親眼看見的，是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審訊員冷笑著敲桌子：“你這樣做，等同于背叛祖國，損害同盟。”

那一刻，拉貝的心第一次真的沉下去，他開始明白，希特勒不會救南京，納粹也不會容忍真相。

他被釋放，靠的是西門子公司的擔保，但代價是沉默。

蓋世太保命令他不得再舉辦任何報告會，不得出版書籍，更不允許公開展示日軍暴行的照片。

那些他用生命守護的證據，被鎖在檔案室里。

他把整理好的資料寄往日內瓦國際聯盟總部，但1938年的國際聯盟，面對中國的血淚，只是表態“深切關注”，不做任何正式干預。

拉貝收到的答復，是冷冰冰的一紙回信：“我們會研究。”

那些莊嚴的條約、盟約、憲章、紅十字的旗幟，在炮火面前像紙一樣易碎。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以為一封電報能喚醒世界的良知，現在看，是我想多了。”

他再也不在日記里寫“元首閣下”，也不再佩戴納粹黨徽。

他像從夢里醒來的人，突然看清了自己身處的泥沼，他救下了二十多萬南京平民，卻救不回自己的信仰，也救不回自己國家的靈魂。

1945年，柏林戰敗，希特勒在地堡飲彈自盡，第三帝國覆滅。

德國街頭遍布廢墟，拉貝從避難所中走出來，蒼老了許多。

戰后的德國對納粹黨員展開清洗，盡管拉貝早已對納粹政權徹底失望，甚至嘗試退黨，但在納粹黨正式倒臺前，他的退黨申請沒有被批準。

在記錄上，他依舊是一名納粹黨員。

于是，他被貼上“涉納罪名”，遭受調查、限制出境、吊銷工作資格、凍結工資。

他從一名公司高管，跌落塵埃，靠著微薄的積蓄和賣掉家中器物度日。

這時，曾被他保護過的國家，給他寄來了溫暖。

1946年起，南京市政府開始每月匯款和物品給拉貝，一百元大洋。

這是當時不少普通中國市民幾個月的工資，卻被專門寄給遠在德國的他。

信封上寫著：“致拉貝先生，南京市民敬贈。”信里只有四個字，“感恩不忘。”

拉貝讀著信，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回信寫道：“我活下來，是中國人救的我。”

他沒有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南京市政府”這樣的官方稱謂，而是用最樸實的“中國人”三個字。

在南京那段地獄般的日子里，是那些婦女孩子、是那些曾在他家門外磕頭求庇護的難民，是他們用一雙雙顫抖的手托住了他的信仰。

生活依舊清苦，他住在一棟破舊的公寓，房間角落潮濕發霉，家具都是戰前留下來的舊物。

他不再有雇員、不再有客人，只有成堆的稿紙、照片和發黃的資料。

他開始做一件事，重新整理在南京期間的全部日記。

他每天伏案六七小時，一筆一畫謄寫那些曾記錄過鮮血與呼號的文字。

日記有厚厚七大本，詳細到令人窒息。

他記錄每一場強奸案的發生地點，每一具尸體的分布位置，甚至是被拖走的婦女穿的衣服顏色。

當他把最后一頁裝訂完成，他放下鋼筆，長長嘆了一口氣。

整理日記的那一年，是他人生最安靜、也最悲傷的一年。

每當夜深人靜，他坐在桌前閉上眼睛，就仿佛又回到那座淪陷的城市，看見一個個熟悉的中國人，被軍靴踏過，被火焰吞噬，被槍聲轟響后永遠沉默。

他的外孫女萊茵哈特后來回憶：“外公常常坐在窗邊，望著天發呆，他不是懷念過去，而是在等待一個清算。”

清算從未到來，直到他死前，也沒有人正式還他一個清白。

德國政府沒有為他平反，西門子公司沒有恢復他的職務，曾與他共事的舊友多已疏遠。

可他的故事，在大洋彼岸被銘記。

南京人民沒有忘記他，拉貝舊居被設為紀念館，他的銅像被立于街頭巷尾。

他的日記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成為南京大屠殺最直觀見證。

他從一個納粹黨員，變成一個全球公認的“南京的辛德勒”。

他曾是希特勒的信徒，佩戴納粹徽章驕傲走在南京街頭；但也正是他，用那枚徽章阻止了成百上千的暴行，用自己的聲望為二十多萬人換來了喘息之地。

他失敗了嗎？他沒能拯救所有人，也沒能讓世界停下暴行，更沒能喚醒希特勒。

但他，至少在那一刻，站在了人類的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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