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引黃灌區秦、漢、漢延、唐徠四渠渠名沿革考——以地方文獻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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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寧夏引黃灌區歷史渠道眾多，通過對秦、漢、漢延、唐徠4條具有代表性的古渠道渠名的演變過程進行考證，明確了古渠道的實際演變脈絡，探討了古渠道渠名沿革的歷史意義。首先，古渠道渠名的沿革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封建王朝的興衰更替；再者，古渠道的開挖及重修歷史體現了寧夏引黃灌區的開發建設歷程；最后，不同歷史時期的古渠道渠名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渠名不單是辨別渠道的稱呼，更多的是一種社會意識或社會情感的深刻表達，寄托著彼時地方民眾、各級官員甚至最高統治者的愿景。

關鍵詞：寧夏引黃灌區；渠名；沿革

寧夏引黃灌區位于自治區中北部，地域范圍南至中衛南山臺子，東接鄂爾多斯臺地，西倚賀蘭山，北達石嘴山。行政區劃包括中衛市、吳忠市、銀川市和石嘴山市。灌區南北長320余公里，東西最寬40公里，整體沿黃河流向呈一狹長地帶，面積約為6600平方公里。青銅峽屹立中間，將灌區分為南北兩大區域，南稱衛寧灌區，北稱青銅峽灌區，其中青銅峽灌區又分為河東、河西灌區。寧夏引黃灌區歷史渠道眾多，魏晉南北朝時期有艾山渠和古高渠，隋唐時期有七級渠、光祿渠、御史渠、尚書渠，西夏時期有秦家渠、漢延渠、唐徠渠，明清時期則有美利、七星、漢伯、惠農、大清等渠道。本文以寧夏引黃灌區歷史時期沿用下來的具有代表性的古渠道為例，基于地方文獻的梳理，對古渠道渠名的演變過程進行考證，探討古渠道渠名沿革的歷史意義，希冀彌補寧夏引黃灌區古渠道渠名考證相關學術研究的不足；同時，對當前社會及學界存在的一些古渠道渠名誤解及誤用現象進行厘清，重新明確古渠道渠名的實際演變脈絡。

一、寧夏引黃灌區現狀及古渠道的選擇

寧夏引黃灌區地處西北干旱地帶，自然降水無法滿足農作物生育期內對水分的基本需求。因此，興修水利灌溉工程便成為農業開發的先決條件。秦漢以來，寧夏引黃灌區各族勞動人民付出艱辛勞動，創開秦、漢、唐徠、七星、惠農等引黃主干渠道，“將干旱少雨的荒漠草原變為塞上江南”，同時開挖紅花、果子、良田、官四、滿達剌、仁義等支渠，終至清代形成較為完善的自流引黃灌溉系統雛形。康熙親征噶爾丹駐蹕寧夏期間，有感寧夏引黃灌區開渠引水灌溉農田的欣榮景象，發出“緣邊千余里，土壤蹺瘠，惟寧夏洪流灌輸，諸渠環匝，巡覽所至，甚愜朕懷”的感嘆。清代“寧夏處于特殊的時空區域節點，清廷提升了對此區域的重視程度，試圖通過發展水利，加快寧夏農業經濟開發的程度，進而達到鞏固邊防的目的”，因此清朝最高統治者大都對寧夏水利的開發給予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并就寧夏開渠興水的舉措作出贊譽。雍正曾上諭：“寧夏為甘省要地，渠工乃水利攸關萬姓資生之策，莫先于此。是以朕特遣大臣督率官員等開浚惠農、昌潤二渠。又命修理大清、漢、唐三渠，以溥萬民之利。”乾隆稱贊寧夏引黃灌區：“開水利以益農功，實美事也。”光緒朱批：“興修水利實有益于國計民生，著即認真經理。”至嘉慶年間，寧夏引黃渠道達25條之多，支渠多不勝數。

遍覽諸史及地方志書，多有記載不同歷史時期寧夏引黃灌區各渠道事宜，尤以明清寧夏地方志書記錄最具全面和翔實，憾于明前寧夏地方志書軼失，彼時相關渠道具體情形已不可考。《魏書》《元和郡縣圖志》《舊唐書》《宋史》《元史》《讀史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等傳世歷史文獻間有艾山渠、尚書渠、七級渠、光祿渠、薄骨律渠、特進渠、秦家渠、漢伯渠、漢延渠、唐徠渠等古渠不同歷史時期的零星記載。因其渠名具有時代局限性，或不同時期的渠道存在因承沿革關系，筆者通過對現存寧夏引黃灌區14條古渠存續狀態進行初步梳理，發現有的渠道名為重修合并后更換的名稱，有的則為仍然長期使用的渠道但不同歷史時期渠名并不相同。因寧夏引黃灌區各古渠道渠名的復雜性和因承沿革的不確定性，以及借用部分歷史古渠道進行重修或將多條古渠道合并擴建使用的歷代渠道開浚特點，致使部分古渠道原狀難以保持或留存，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古渠道的完整性和原真性，無法將其作為一般意義上活態化的古渠進行考證。因此，通過嚴格的篩查比較，在確保存續古渠形態完整性的前提下，筆者參考古渠道運行年代，結合地方史料文獻記載，最終確定以秦渠、漢渠、漢延渠、唐徠渠開展相關渠名研究工作。

寧夏引黃灌區現存14條古渠存續狀態一覽表

二、秦、漢、漢延、唐徠四渠渠名沿革考

秦、漢、漢延和唐徠四條渠道是目前寧夏引黃灌區尚存且仍然在用的、歷史年代悠久的古渠道。經由現存相關史料的發掘整理，上述古渠道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時間跨越千載，歷代志書均有較為詳細的記載；且秦渠和漢渠位于青銅峽河東灌區，唐徠和漢延兩條渠道則位于青銅峽河西灌區，具有較強的地域代表性。清代所開大清、惠農等引黃主干渠道，雖然地方志書記載翔實，但因開鑿年代較晚，只存于清朝，不具有開展研究的典型性。筆者現依據傳世歷史文獻和官修寧夏地方志書等相關史料，對秦、漢、漢延、唐徠四渠渠名歷史沿革展開考證。

（一）秦渠

秦渠，現為河東灌區最大最早的干渠，經歷年整修改建，現干渠全長51.45公里，渠首由河東總干渠余家橋分水閘引水，灌溉面積40萬畝。秦渠之名，始見于乾隆元年（1736）刊印的《甘肅通志》一書，其卷15《水利》載：“秦渠：在靈州，一曰秦家渠······引黃河水南入渠口，設閘二空，曰秦閘，沿長一百五十里，溉田一千三百頃零，渠尾泄水者曰黑渠閘。”秦渠又名秦家渠，此渠名最早出現于元代，《元史》卷148載董俊之子董文用于至元元年（1264）任職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期間，“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明代以降，沿用秦家渠之渠名，其渠道長度和灌田面積基本保持一致，未有較大出入，反映出明代寧夏引黃灌區秦家渠日常運行維護的及時性和穩定性。明朝初年正統《寧夏志》載：“秦家渠，黃河東。自閘口至渠尾，長七十五里，支水灌田八百九十二頃三十五畝。”明中期弘治《寧夏新志》載：“秦家渠，古渠名也，自黃河開閘口，長七十五里，灌田九百余頃。”明后期嘉靖《寧夏新志》則照引弘治《寧夏新志》有關秦家渠之記載。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書的《寧夏府志》載：“秦渠：自州屬青銅峽開口，至州城北門外泄入澇河，延長一百二十里。正閘二空，曰秦閘。尾閘曰黑渠閘。大支渠一十二道，灌民田一十一萬七百畝零。”1927年刊印的《朔方道志》則載：“秦渠，一曰秦家渠······自靈州屬青銅峽開口，今屬金積，至州北門外泄入滂河，渠口上下閘二座，上口一墩二空，下口二墩三空，沿長一百五十里，新采訪長一百二十里。支渠十二道，溉田一十一萬七百畝零，新采訪溉田七百余頃。”

綜上所述，今秦渠原名秦家渠，元朝初年已有此條渠道，秦家渠渠名持續使用，至清朝初年改稱為秦渠，后一直沿用至今，再未有變。秦渠此條渠道實于西夏時期便已存在，元代董文用、郭守敬任職寧夏期間，為盡快恢復寧夏引黃灌區農田水利事宜，主要采取疏浚舊渠的辦法，對西夏時期的渠道重新進行修浚，未有開挖新渠之舉，“二人者因舊跡加之疏浚耳”，元代從“元世祖以后，黃河流域的農田水利以維修為主”，終元一代，寧夏引黃灌區所運行的渠道皆沿用西夏遺留下來的古渠道，僅將其重新進行修復而已。

關于秦渠成渠年代，因史料的佚失和相關出土文物的缺乏，目前難以準確考證，汪一鳴根據史料記載認為唐宋時七級渠地理位置與元明以后秦家渠流經路線大體一致，從漢語音韻學的角度提出，明代“秦家渠”渠名或為唐代“七級渠”渠名轉音而來，實質是為同一條渠道。即唐代七級渠或為今之秦渠前身，兩者間存在因承沿革關系，楊新才亦認同這種說法。然而其都未更進一步從漢語音韻學的角度詳細進行考證和論述，其觀點尚需科學嚴謹的論證，但可視為秦渠早至唐代便已存在的一種理論假設。目前還有一種觀點，即認為秦渠開鑿于秦代，清初撰修《甘肅通志》第一次提出，“相傳創始于秦”，但因沒有具體史料佐證，僅以“相傳”而述，清及以后寧夏地方志書皆援引此論，以致目前學界部分著作及學術研究成果中廣泛采用這種說法。現在來看，這種說法實屬無稽之談，是“望文生義”想當然的附會而已。

（二）漢渠

漢渠，現為河東灌區重要的干渠，由河東總干渠余家橋分水閘引水，全長41公里，灌溉面積20萬畝。漢渠之名，初見于乾隆《甘肅通志》，其載：“漢渠：在靈州，一曰漢伯渠······其渠口即在秦渠上流青銅峽之麓，沿長八十里，溉田一千三百頃，入渠口亦設閘二空，曰漢閘。”漢渠又稱漢伯渠，此渠名最早出現于明初，正統《寧夏志》載：“漢伯渠，黃河東。自閘口至渠尾，長九十五里，支水灌田七百二十九頃四十三畝。”弘治《寧夏新志》載：“漢伯渠，自黃河開閘口，長九十五里。洪武初浚立，灌田七百三十余頃。”乾隆《寧夏府志》載：“漢渠：自青銅峽秦渠上流開口，至胡家堡泄入澇河，延長一百里。正閘二空，曰漢閘······大支渠九道，灌田一十二萬五千八百畝零。”《朔方道志》載：“漢渠，一曰漢伯渠······在金積縣，渠口在青銅峽之麓······按新采訪漢渠一曰漢伯渠，舊屬靈州······渠沿長一百里，現溉田一千余頃，舊志原額田一十二萬五千八百畝零。”

綜上所述，今漢渠原稱為漢伯渠，明初開浚，漢伯渠渠名用于明代，至清初改稱為漢渠并沿用至今，渠名歷史沿革脈絡清晰。明代漢伯渠渠道長度及灌溉面積基本保持一致，殆至清代其渠道長度和灌溉面積大幅度提升。以灌溉面積而論，由明前期的灌田約730頃增加至清中期的125800畝左右，反映出清代寧夏水利事業的興盛。漢伯渠開浚于明洪武初年，彼時明朝政權初始建立，百廢待興，地方尚無力新開長達95里之巨的漢伯渠，當是在元代舊有渠道之上重新疏浚擴展而成的新渠道，被新命名為漢伯渠。前文已有論述，元代寧夏引黃灌區未有新開引黃主干渠道，代之以疏浚維修為主，所用諸渠道皆為西夏遺留，即以漢伯渠命名的這條渠道最早可追溯至西夏時期，其時渠名或別于明代之漢伯渠。

明代寧夏引黃灌區漢伯渠灌域置有漢伯渠堡，是唯一以渠道名命名的堡寨，弘治年間靈州守御千戶所轄寨堡有“棗園堡、吳忠堡、會安堡、漢伯渠堡”，漢伯渠堡位于今吳忠市馬蓮渠鄉漢伯堡村，屬今漢渠灌域。明嘉靖《寧夏新志》照引弘治《寧夏新志》有關漢伯渠的記載，所轄堡寨則增加至13個，“領屯堡一十三，棗園堡、吳忠堡、惠安堡、漢伯渠堡”。渠道重浚之后，引水穩定，招徠貧民墾種，附近大量荒田辟為沃壤，民眾不斷聚集，形成新的生活據點，遂以漢伯渠命名新的堡寨名，反映出渠道之于民眾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引黃渠道已成為當地民眾賴以為生和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漢渠成渠年代同秦渠一樣，尚難準確考證，楊新才根據現漢渠地理位置及渠線走向，通過對歷史時期河東灌區渠道運行數量的考證，認為唐“光祿渠”為今之“漢渠”的前身，兩者之間存在承襲關系。其主要依據清人顧祖禹的考證推斷而出，然顧氏所考史料既無詳載，今存清代文獻也無相關史料佐證，因此，楊氏所提觀點當為斷定漢渠早至唐代或已存在的一種假說，還需更多史料文獻的印證。目前還有一種觀點，即認為漢渠開鑿于漢代，其依據最早來源于乾隆《甘肅通志》，其載漢渠“相傳創始于漢”，同理前文秦渠有關論述，漢渠始開于漢代尚無確切歷史文獻及出土文物佐證。

（三）漢延渠

漢延渠，現為河西灌區重要干渠，位于唐徠、惠農兩渠之間，由唐徠渠頭閘引水，流經青銅峽市、永寧縣、銀川市興慶區、賀蘭縣，尾水入第四排水溝，全長1015公里，灌溉面積57萬畝。漢延渠之名最早可追溯至西夏時期，西夏成文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卷15中多次出現漢延渠之名，“唐徠、漢延及諸大渠等上”“沿唐徠、漢延、新渠、諸大渠等至千步，當明其界”。《元史》載董文用在寧夏期間，“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同書卷164載郭守敬隨同張文謙于至元元年行省西夏，發現“古渠在中興者······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余頃”，然自“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即自蒙古軍隊征討西夏以來，西夏屬地寧夏引黃灌區灌溉渠系遭受重創，基本處于廢棄狀態，“從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西夏滅亡至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的38年中，寧夏平原農業生產停頓，也未進行過水利建設，郭守敬所見的12條正渠和68條支渠全部是西夏時運行的渠道”。由此可以明確西夏時期已有漢延渠這條渠道，且為西夏重要的引黃渠道，至明代一直沿用此渠名。正統《寧夏志》載：“漢延渠，黃河西。自閘口至渠尾，長二百五十里，支水灌田四千八百七十六頃。”弘治《寧夏新志》載，“漢延渠，拓跋氏據西夏已有此渠，資其富疆。元郭守敬從張文謙開省寧夏，浚淤淺，立閘堰。洪武間立寧夏衛，因之。自城西南峽口之東鑿引黃河，繞城東北而流，余波入黃河。長二百五十里，支流陡口三百六十九處，灌寧、左、前三衛之田。每年春，發軍丁修治之，所費不貲。四月初，開水北流。其分灌之法，自下流而上，官為封禁”，詳細記錄了漢延渠開口位置、渠線走向、渠道長度、灌溉范圍、歲修事宜以及灌溉之法。清乾隆《甘肅通志》載：“漢延渠，一名漢渠，在寧朔縣東南。引黃河水入渠，繞城自東而北，流十二里至漢壩堡。設石閘四空，正閘外又設退水石閘三道，水小則閉各閘，使水皆入渠，水大則開閘以泄之。渠長二百三十里，經寧朔、寧夏東界而北，溉田三千八百九十余頃。”漢延渠又名漢渠，《元和郡縣圖志》靈武縣條載：“漢渠，在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余里始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余頃。”靈武縣，西漢始置，隋靈武縣原設置在秦渾懷障故址，后遷至黃河西、北魏之胡城，唐因之，屬靈州，治今青銅峽市邵崗鎮西。唐靈武縣位于今青銅峽河西地方，則唐代漢渠亦屬河西灌區，與今漢延渠所處地域、渠線走向及灌域范圍大體是相同的，體現出漢延渠這條古渠道的歷史延續性和完整性。清初漢延渠又被稱作漢渠，在清代寧夏地方公文及民間廣泛使用，順治年間寧夏巡撫黃圖安在《條議寧夏積弊疏》一折中，奏請朝廷建議對寧夏引黃灌區引黃古渠道進行疏浚治理，便以漢渠代漢延渠而奏稱，“寧鎮唐、漢兩渠，受黃河水利，灌溉闔鎮地畝，最為軍民命脈所系”。乾隆《寧夏府志》繼用《甘肅通志》有關記載，將漢延渠稱作漢渠，“漢渠，口開寧朔縣陳俊堡二道河，經府城東，而北至寧夏縣王澄堡，歸入西河，長一百九十五里八分。大小陡口共四百七十一，澆灌寧夏、寧朔二縣田五千六百九十分”。1927年刊印的《朔方道志》則又將漢渠稱為漢延渠，“漢延渠，在河西，現溉寧夏、寧朔二縣田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五十四畝三分四厘”。此后，漢延渠之名沿用至今。寧夏引黃灌區因黃河而存在，故引黃渠道開挖疏浚具有特殊性。隨著黃河引水量的增加，渠道在具體使用過程中，存在由小變大，由短變長的情形；同時或因引水量的不足，導致渠道萎縮變小或被廢棄不用，“寧夏之渠，歲需修浚，民間所輸物料率數十萬，工夫率數萬。然河水一石，其泥六斗，一歲所浚，且不能敵一歲所淤”，黃河寧夏段河水含沙量大，導致渠道須勤于疏浚，方可無礙。因戰亂或疏于歲修，則渠道必定淤塞嚴重，無法引水灌溉從而廢棄；遺至后世，社會穩定，出于農田開發的需要，重新開浚或擴建延伸形成新的渠道。因此對于考證渠道具體成渠年代而言，甚為艱難和不易。根據現存史料，遲至唐中期便已有漢延渠這條渠道，其或開鑿于唐初亦或唐朝以前，有待更多史料文獻或考古材料的發現。清雍正年間曾任寧夏道的鈕廷彩在《欽命大修漢渠碑記》中寫道“漢之有斯渠，殆元封太初間”。元封、太初為西漢武帝年號，鈕氏所言則漢渠即現在的漢延渠大略開鑿于西漢，目前尚不知鈕氏如何認定漢渠開鑿于西漢武帝時期。單就傳世歷史文獻的豐富程度而論，清代留存下來的寧夏地方史料文獻是最為全面和系統的。如果鈕氏翻閱了有關歷史文獻才有此說，則相關歷史文獻是完全可以保存下來的，亦或有相關佐證資料留存，但時至今日，尚未發現清代關于漢延渠具體開鑿年代的史料文獻。因而今天部分學者單依《欽命大修漢渠碑記》及相關記載而認定漢延渠開鑿于西漢，是極不嚴謹與科學的。

（四）唐徠渠

唐徠渠，是寧夏引黃灌區河西灌區最大的一條渠道，現由河西總干渠引水，流經青銅峽、永寧、銀川、賀蘭、平羅五市縣，尾水入第三排水溝，全長314公里，實灌面積120多萬畝。唐徠渠之名最早出現于西夏，《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亦多次出現唐徠渠之名，“唐徠、漢延及諸大渠等上”“沿唐徠、漢延、新渠、諸大渠等至千步，當明其界”。其同秦家、漢延等古渠一樣，亦為西夏時期留存下來的渠道，是西夏時期寧夏引黃灌區重要的引黃主干渠道。殆至元初，則稱“唐來渠”，《元史》載董文用至元元年“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同年郭守敬行省西夏，發現“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元至明代則一直沿用唐來渠此渠名，明正統《寧夏志》載“唐來渠，黃河西。自閘口至渠尾，長四百里，支水灌田四千七百一十八頃七十三畝”，弘治《寧夏新志》繼載：“唐來渠，在城西南漢渠口之西，鑿引黃河，繞城西北而流，余波入黃河。長四百里，支流陡口三百八處，灌左、右、前中屯四衛之田。”嘉靖《寧夏新志》、萬歷《朔方新志》則照引弘治《寧夏新志》關于唐來渠相關記載。清乾隆《甘肅通志》載：“唐來渠，一名唐渠，在寧朔縣西，據漢延渠之上三十里。黃河出青銅峽東北，流渠口，即于峽之盡處開鑿引水，繞城自西而北······渠長三百二十里，經寧朔、寧夏、平羅縣界，溉田四千八百余頃零。”唐來渠又稱唐渠，乾隆《寧夏府志》載：“唐渠，口開寧朔縣大壩堡青銅峽，經府城西，而北至平羅縣上寶閘堡，歸入西河，長三百二十里七分一十三丈。大小陡口共四百四十六，澆灌寧夏、寧朔、平羅三縣田五千七百六十三分。”道光《平羅記略》亦載：“唐渠口開寧朔縣大壩堡青銅峽······長三百二十里七分一十三丈。”清雍正年間，通智奉旨修浚唐來渠、大清渠等渠道，其在疏浚唐來渠過程中亦將其稱作唐渠，“臣等欽奉上諭，詳勘確估，三渠工程難以并舉，奏請先修唐渠”。同一時期，朝廷官員上報的有關寧夏地方水利奏折中也以唐渠相稱，雍正初年翰林院檢討栗爾璋奏稱“寧夏地多堿鹵，賴有唐、漢、清三渠引河水而注之，田間有高阜之處，仿南方水車行之，亦可使之自下而上，雖歲或亢旱亦不成災，是一方可行，凡近水之處皆可行也”。再者，清代寧夏地方文人所作水利詩詞中也多以唐渠而稱，如詩作《唐渠口迎水堤告成》“唐漢新渠次第安”“唐漢平分萬里流”等。《朔方道志》在援引乾隆《寧夏府志》有關唐渠內容的基礎上，將其正式稱作唐徠渠，“唐徠渠，在河西現溉夏朔、平羅三縣田一十七萬九千三畝八分八厘”，并將實地采訪情況進行了詳細記錄，“按新采訪唐徠渠俗呼唐渠，在漢延渠之上，距漢渠二十五里，由寧朔縣西大壩堡青銅峽口直接黃流，天然渠口也”。綜上所述，遲至西夏就已有這條古渠道，唐來渠渠名則從元代一直沿用到明末，殆至清朝初年又稱為“唐渠”，清人相習，直至民國初年才又正式稱為唐徠渠，自此再未有變。從元朝郭守敬行省西夏所見，到1927年《朔方道志》實地采訪情況來看，今唐徠渠自西夏時期以來一直是青銅峽灌區第一大干渠，歷代寧夏地方志書記載中，渠道長度和灌溉面積一直保持高位，明清時期，其灌溉面積持續增加，至清代達到高峰，灌溉面積接近57萬畝。乾隆《甘肅通志》載“唐渠意亦即漢故渠而復修之者”，提出唐渠之名由漢代故渠重新復浚而來，即今唐徠渠這條古渠道最早或開鑿于漢代，乾隆《寧夏府志》則引用唐光祿渠開鑿于漢代的相關論述，以證唐渠亦或始開于漢，時復浚于唐，“唐渠不見開鑿由始。《唐書》：‘李聽為靈州大都督長史，于境內復故光祿廢渠以溉田。’寧夏在唐時為懷遠縣，隸靈州。凡唐書所言靈州，皆兼寧夏。五原有光祿塞，漢光祿勛徐自為所筑，渠名光祿，意亦自為所開。然則今之唐渠，或亦漢舊渠而復浚于唐耳”。此說缺乏相關史料尤其是唐及唐以前歷史文獻的有力佐證，不足為憑，但亦說明唐徠渠開鑿年代久遠，寄托了時人對開鑿唐渠這條古老渠道的感恩懷念之情。

三、寧夏引黃灌區古渠道渠名沿革的歷史意義

上文通過對具有代表性的秦渠、漢渠、漢延渠和唐徠渠渠名歷史沿革的系統考證，厘清了上述古渠道渠名演變的歷史脈絡，明確了古渠道歷史沿革及現狀，通過地方歷史文獻的全面考證，嘗試對各古渠道的具體成渠年代進行論證，便于今后開展相關寧夏引黃古渠道的研究工作。同時對目前社會及學界層面較為流行的部分缺乏科學論證的觀點進行了辯駁。通過對秦、漢、漢延、唐徠4條古渠道渠名歷史沿革的考證，筆者發現渠名演變有著深刻的時代及社會背景，古渠道渠名的變化反映出歷史時期寧夏引黃灌區社會發展的現狀。渠道是農田水利建設中重要的基礎設施，組成農業灌溉系統不可或缺的環節，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作為核心生產要素的“土地”與“水利”形成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兩者之間或以“土地”或以“水利”為核心重組構成古代地方農業經濟系統，渠道則成為連接“土地”和“水利”的顯在紐帶。古代社會“土地”和“水利”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一定時期的持續性，但受制于戰亂、改朝換代、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連接兩者的渠道則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介入而破壞，從而導致“土地”和“水利”難以形成合力，出現區域農業經濟的衰退或萎縮。正是認識到渠道的重要性，歷代統治階級都極為重視渠道的開挖，自西漢武帝瓠子堵口之后，“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此后，開挖渠道引水灌田，成為古代傳統農業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題。

黃河流經寧夏397公里，形成沖淤積平原，河面稍低于地面，在黃河上開口即可直接引水灌田，具有得天獨厚的引黃灌溉優勢，“故自漢唐以至明清，開渠引黃河之水灌溉農田，成為寧夏水利事業的重要內容”。并在持續興修水利發展灌溉農業的歷史進程中，深刻認識到“河渠為寧夏生民命脈，其事最要”，開渠引黃河水灌溉，遂成為歷代寧夏地方政府為政第一要務，“興水利以盡地利，亦為政之要也”。寧夏引黃灌區有史可考開挖渠道引水灌田的歷史可追溯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魏初年，刁雍就任薄骨律鎮鎮將期間新開艾山渠、恢復古高渠，此后寧夏引黃灌區代有開挖引黃渠道記載。首先，通過秦、漢、漢延、唐徠4條古渠道不同歷史時期的渠名變化，筆者發現新建政權在重新疏浚開挖前朝留存渠道的基礎上，大多取之以新的渠道名，凸顯彼時朝廷和寧夏地方政府對民生的重視，希望運用全新的渠道名稱，消除前朝政權不利影響，重新喚起民心，凝聚民力，進而有效鞏固統治。因此，古渠道渠名的沿革則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封建王朝的興衰更替，每有腐朽沒落王朝即將滅亡之際，寧夏引黃灌區呈現渠廢田荒、民不聊生的衰敗景象，繼任政權建立之后，則必依靠寧夏黃河段的水利優勢和肥沃土壤，重新于寧夏引黃灌區大興水利、發展農業，主要舉措為對前朝引黃渠道的疏浚及開挖新渠。再者，通過對古渠道渠名歷史沿革的考證，明確寧夏引黃灌溉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古渠道的開挖及重修歷史體現了寧夏引黃灌區的開發建設歷程。圍繞古渠道歷代維修疏浚的過程，則又衍生創造出豐富的黃河水文化載體，如水利詩詞碑刻、灌溉管理制度、治水管水技術等。它們是黃河文化的典型代表，寧夏引黃灌區古渠道渠名的變遷深刻詮釋和演繹了寧夏版本的黃河故事，是黃河文化的生動體現。

結語

通過對寧夏引黃灌區秦、漢、漢延、唐徠4條具有代表性古渠道渠名開展的考證研究，筆者發現不同時期的渠名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渠名不單是辨別渠道的稱呼，更多的是一種社會意識或者社會情感的深刻表達，寄托著彼時地方民眾、各級官員甚至最高統治者的愿景。如衛寧灌區美利渠，元代稱為“蜘蛛渠”，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巡撫毛鵬令中衛文武職官帶本衛丁夫，在舊口之西六里，開鑿新口，建進退水閘各一座，渠成之后改名為美利渠，取“乾始美利之義”，寄托著民眾的美好期望；清初寧夏監收同知王全臣在漢延、唐來二渠之間新開渠一道，長六十余里，以補兩渠之不及，因彼時清朝于寧夏引黃灌區未曾開挖大渠，“是以將此渠名為大清渠”，以國號命名渠道是國家意志的外在體現，彰顯清廷重視寧夏水利開發；雍正年間欽差大臣通智等奉旨于寧夏引黃灌區新開兩條引黃主干渠道，渠成奏請雍正欽賜渠名，“內閣交出插漢拖護地方新開大渠欽定惠農渠，六羊改渠欽定昌潤渠”，則反映出雍正高度關注寧夏水利事業，希冀新開渠道可以惠及民眾、造福民生，期望寧夏引黃灌區農業繁榮昌盛。

作者：王 飛

來源：《中國地方志》2025年第3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杜佳玲

校對：汪依婷

審定：歐陽莉艷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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