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和孔子帶給我們的活法與解法

關于孔子與老子的話題，本來就兼具“形而上”的哲學思考與“形而下”的現實意義。這個時代，說實話，“形而上”的思考太重要了。“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所以孔子才說“君子不器”——君子不該只淪為器物般的功用，更要追尋“道”的根本。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一個民族若失卻了它的形而上，失卻了它的國家、情思、風俗、道德，或是讓這些變得無用，那是一件“很怪”的事。可我們如今，似已見怪不怪。

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一個個體，若沒了人文價值、終極信念的支撐、維系與調節，行為只會陷入無序——起哄、趕潮、浮躁，全都蜂擁而來。

人生的價值、意義何在？行為的根據何在？何謂“天人之際”？何謂“性命之原”？沒有神圣感、敬畏感與虔誠感，沒有根源意識與終極托付，真的可行嗎？

“天”“道”“理”“命”“心”“性”“仁”“誠”“良知”——這些范疇，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升華到自覺境界時，才凝練出的“形而上”境界。對人類而言，這世界從不是純粹客觀的物質集合，而是個價值世界、意義世界。中國傳統思想里的天人合一、悟行合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心性合一、體用合一，正是指引我們的明燈。這世界不只是我的“對象”，我本就是這世界的一部分。

有時我總在想，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與老子，還能幫我們走出當下的困境嗎？他們當年的思想，還能喚醒我們的內心嗎？人生在世，仔細想想，我們對生命的困惑，真的變過嗎？窮則思變、居安思危、功成思退，這些忠告，真的變過嗎？

大多數人的一生，似乎都在圍著“貧、窮、困”這幾個字打轉。這些問題的背后，都是我們的生命現象。中國儒釋道文化，本質都是生命的學問，其特殊智慧，全落在“人生的方向”上。

我們面對所有問題的立場，似乎都該基于生命的立場：向外，回應生生不息的大宇宙；向內，培養自強向善的小宇宙；向下，離不了物質基礎；向上，能提升到高尚的價值理想。這里洋溢的生命活力，沒有內外上下的界限，全是以德性的生命，呼應著宇宙的生命傾向。

少了這些思考的時代，必然多困境。人生之困，無外乎物質與精神的困境、困頓。貧困多是物質上的，窮困多是精神上的，其實我們每個階段，都可能遇上。

貧與富相對，窮則和人生道路、事業相關——無財之謂貧，無志之謂窮。困與囚，又是對生命而言：生命成長受了阻礙，失卻了自我掌控，沒了自我，迷了自我。

貧常與賤相連，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貧賤之交”；窮常與達相配，“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恰和儒家“成己成人、達己達人”對應：獨善其身是向內求，提升自身境界，修身多從習性入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唯有獨善其身，突破生命困頓，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最終實現“內圣外王”的生命境界。

困住我們人生的到底是什么？是欲望，是習性，是習氣，是邊界，是情緒，是認知，是境界。

如今我們的社會，物質到了極大豐富的時代，卻突然發現心空了——除了物質金錢，好像再難找到能帶來滿足感、幸福感的東西，很多人都在追“飛起來的快感”。商業界曾流行這樣一句話：“只要站在風口，連豬都能吹起來。”

看看這些年，確實有不少所謂的“風口”，也真吹起來不少“肥豬”，可現在再看，還剩多少豬在飛？古人常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只有龍在風口上，才能一躍飛天，給人間帶來光明、吉祥。要是一頭豬飛起來，哪怕飛得再高，也會像豬八戒那樣摔回人間，弄不好還會砸傷不少良民。

這世界要走出困境，有句話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我與世界格格不入，我與你息息相通。”孔子也有類似的話：“君子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們每個人都活在流動的邊界上，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邊界。

邊界對我們太重要了——行為的邊界、語言的邊界、思想的邊界，都要我們認真記取。所以，我們只有不斷真誠地向孔子、老子借智慧，才能突破困境、找回自我，牢牢握住生命的控制權。

中華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乾坤兩道，背后是陰陽二象賦予的乾坤精神。何謂乾道？《乾卦·象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坤道？《坤卦·象辭》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與厚德，也正是中國人的天命精神、天命內涵與天命承載。所以孔子才留下“知天命，盡人事”的人生定律。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天成象為乾，故成乾卦；觀地成象為坤，故成坤卦。觀天觀地的中華文明，本就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文明。

所謂“象”，就是人在實踐中對具體事物的認識圖景。乾卦賦予的文明理念是自強不息，坤卦賦予的是厚德載物——華夏文明的乾坤兩道，是天地格局承載的規范所得。乾為陽，是顯現、是現實、是實踐、是生生；坤為陰，是隱藏、是思維、是理念、是承載。

實踐在外，思想在內。在文明的顯現與實踐中，孔子代表的儒家，承的是“自強不息”的剛健之道；老子代表的道家，載的是“厚德載物”的向善之道。老子的“向善”，孔子稱其為“厚德”，老子自己則解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

天地精神，就是寓變化于不變之中。天地變化，即為常道。我們看世界變化的眼光，本就不同：佛家見無常，儒家見生生，道家見自然。

儒家主張“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講克己復禮、忠孝節義、忠君孝悌，求君仁民順、天下太平；道家主張“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講無為而治、道法自然、虛極靜篤，求自然而然、無為而為。

孔子與老子，都從“人生在世”的角度，揭出了中國哲學的兩條基本路徑，也共同給出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生命智慧。“兼善”與“獨善”的“善善互補”，成就了中國文化的生生不息、經久不衰。孔子思想的精髓，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形式，重修身，主中庸之道；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主“道法自然”，倡自然之道。

仁，是統治者憑自己的善良施政，會主動幫百姓脫困，行社會福利，護百姓免于災難與掠奪；

道，是宇宙的發展規律，不隨統治者的心意改變，得道的統治者，會依國家社會的發展趨勢、百姓的意愿定政策。

所以“為學日益”，是積累知識；“為道日損”，是除去知識、主觀概念，回歸事物本質。

我們生活里的很多概念，都會影響判斷——這些觀念來自我們所受的教育、所處的社會環境，同樣一件東西，在中國、在印度、在美國，看法都不同。所以我們判斷事物時，要去掉這些文化、主觀意識的影響，回到事情本身。

自然界里的事物，都按宇宙的“道”運行——鮮花與泥土有區別嗎？本沒什么分別，動物眼里也一樣。可人類學了知識后，就覺得鮮花高貴、泥土污濁。其實鮮花與泥土，是相互依賴、相互成就的。

老子真的反對知識嗎？不是，他反對的是偽知。有了偽知，就有了分別心；有了分別心，萬事萬物就離了自己的“道”，脫了“道法自然”的軌道。這一點，孔子的看法也一樣。

《論語》一萬五千多字里，有五百八十多個“不”字；《道德經》五千余字里，也有二百三十多個“不”字。《論語》的“不”，是告訴人別違背禮——正因君子志于道，才要守禮；老子的“不”，是盼人別違背自然——這自然，就是“道”。

老子不愿談“仁義”，是因為“仁義”的觀念一出現，不仁不義、假仁假義就該來了——誰都想當“道德”的代言人。所以《老子》開篇才用心良苦地提醒：“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堅持談仁義、守禮儀，是因為他覺得現實已是“禮崩樂壞”，正該有人站出來弘道。

古代中國，哲學和中國人的生活離得很近。人只要受教育，首先就是用哲學啟蒙。兒童入學，先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是儒家哲學最重要的讀本。

就連小時候讀的《三字經》，開篇“人之初，性本善”，本就是孟子哲學的基本觀念之一。從這就能看出，中國人的生活，本就處在一個哲學場景里。

從孔子與老子的天地格局、天地精神、乾坤思維、陰陽思維里，能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質。這些特質影響著我們的觀念與行為，也塑造了中國人“日用而不知”的思維模式。總結起來，就是十六個字：含蓄表達、以簡馭繁、方圓并用、陰陽平衡。

中國人言行里的含蓄表達，有點像中國人愛吃的餃子和西方人愛吃的披薩——一方水土養一方文化。以簡馭繁的文化里，我們更注重大道至簡、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思維，正是如此。

方圓并用的文化，也能從東西方的吃飯工具里看明白：中國人的筷子是方圓并用，方是規矩，圓是變通，背后也是天地文化的“日用而不知”；西方人更喜歡刀叉，有時吃頓牛排要用上大大小小好幾副，這也是東西方飲食文化的重要區別。

陰陽平衡的文化，在日常生活里總表現得滴水不漏——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生生不息之謂德”。陰陽之辨、大小之辨、無有之辨，總在不斷調整與變化中，就像那句有禪意的話：“小人物往往死在大事上，大人物往往死在小事上。”

其實道的本質，就是“陰、陽、合”。在宇宙中，時間為陰，空間為陽，時空合一為合；在人類社會中，農耕文化為陰，科學文化為陽，農耕與科學的合一為合。也就是說，陰陽合一之謂道。發現宇宙中的陰與陽，發現人類社會中的陰與陽，是認識宇宙、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關鍵。

讀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常有兩個困難：一是語言障礙，二是中國哲學特殊的表達方式。

關于語言障礙，馮友蘭先生曾說：“一個人若不能讀哲學經典原文，要想對它們完全理解、充分欣賞，是很困難的，對于一切哲學著作來說都是如此。”比起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富于暗示的特點，有些真難通過翻譯傳其真切內涵。只讀譯文，就丟了它的暗示，也丟了很多玄妙的東西。

一種翻譯，終究只是一種解釋——像《老子》《論語》，史上有過很多注本、譯本，每個注者、譯者都覺得別人的翻譯不盡如人意。無論譯本多好，都是一種解釋，都難近原本的內涵，都比原本貧乏。從這意義上說，讀原典，是學習傳統文化的必經之路。

關于表達方式，剛開始讀中國哲學的人，第一個印象大概是：這些言論、文章都很短，好像沒什么聯系。打開《論語》是這樣，打開《道德經》也是這樣，每句話都很短。習慣了精密推理、詳細論證的我們，要明白中國哲學到底在說什么，簡直會茫然——這時難免懷疑：這是哲學嗎？

照中國文化的傳統，研究哲學從不是職業。古時讀書人，人人都要學哲學，學哲學的目的，是讓人作為“人”能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中國過去沒有職業哲學家，從這一點說，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成長背景不一樣。

孔子與老子的思想，哪個更適合如今的中國？我們常說哲學分兩種：出世的哲學和入世的哲學。入世哲學注重社會中的人倫與事務，只講道德價值，不會講、或是不愿講超道德價值。

很多人說中國哲學是入世的哲學，這話難說是全對，也難說是全錯。表面看，中國哲學無論哪一家，都或直接或間接談政治、談道德。

中國哲學注重的是社會，不是宇宙；是人倫日用，不是地獄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來世。從表面看，中國哲學的理想人格，是生命哲學，是入世的。可這只是表面話——其實中國哲學既入世又出世。“不離日用常行內，直到先天未畫前”，這樣描述中國哲學，才是它的根本特征。中國哲學既是最理想主義的，又是最現實主義的；既實用，又不膚淺。

理想與現實、入世與出世，在中國哲學里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合命題——這是中國哲學一直想解決的問題，也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它所表現的人格特征，就是“內圣外王”之道。“內圣”說的是個人修養，“外王”說的是社會功用。從這意義上說，中國文化都是圍著這個展開的。

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體制，本以霸、王道雜之。”漢宣帝說的霸道，近老子思想；王道，近孔子思想——兩者結合，才更適用于中國。有時候，對照著理解老子與孔子，似乎更有意思：老子說“無為而無不為”，孔子則說“無可而無不可”；孔子推崇“仁、義、禮、智”，老子也把“慈、儉、讓、樸”當寶貝。

從某種意義說，入世的孔子是出世的——在“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里，早已出神入化；出世的老子也是入世的——若不是心念蒼生，他遁跡江湖前，又何必良苦用心留下五千言？

他們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愛”——人間大愛。孔子的愛，是“仁者愛人”“親親孝悌”的可見可感；老子的愛，是無聲無息、如天地般“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大慈大悲。

《論語》提“吾道一以貫之”，《道德經》也有“一以貫之”——而老子的“道”，恰恰也是人道：“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他自己這么說，而且把“慈”放在第一。這一點，和孔子恰恰構成了影響千年的“仁慈”之道。

如今我們仰望星空上的兩位智者，“祭如在”的最好方式，該是把他們當真摯的朋友——人生遇困時，或許有兩個朋友能幫我們找回完整的自己：一邊聽孔子說仁，一邊聽老子講慈。他們雖志不同，卻道相合；雖殊途，卻同歸。

歷史上，幾乎每一位古代士人心里，都一邊藏著儒家，一邊藏著道家——發達時是儒家，落寞時就成了道家。蘇東坡如此，白居易也如此。用北京大學楊立華教授的話說就是：“儒道有一個共通性，那就是我們這個文明根本的‘此世’性格。”

我們常遇到一個尷尬問題：孔子與老子到底誰的境界高？這尷尬，源于認知不足，始于無知。要知道，認知事理的不同，造就了人性方向的不同；事理、習性、習氣，都影響著我們的行為習慣；習慣又改著我們的性格，性格又決定著我們命運方向的不同。所以人生的吉兇、善惡、禍福，都由“我”而生。

何謂事理？就是世事情理、人事物情理，要知事、明理。人是生靈，事是事件，物是導向，情是心緒，理是原由——由這五者，習氣、習性才開始生發。

何謂習氣、習性？就是性情習慣與行為習慣，是遇事后的“慣性與環境”：一是主觀的，是反應行為與思維主見；二是客觀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孔子代表的儒家，第一切入角度講人，再講我，最后講天；老子代表的道家，第一切入角度講天，再講人，最后講我。所以儒家是本體唯物主義，先講人的需求，再反求諸己，效法于天（為了治世）；道家則講同一、平衡、和合，先講天地規律、萬物平衡，再帶入社會家國中的人，最后才是自己的“私”。

儒家的“唯物”，首先講人的行為。儒家說的“我”，是反求諸己的“己”，這“己”更多是唯物的自身。儒家講“人之需”——人之為人，離不開衣食住行利、權財名色欲，更離不開人在社會中表現出的實際行動與行為。

而這些行為背后呈現的，就是一個個不同的“象”——因為第一切入角度是“人”，所以“事由己造，必由己報”。你不報，影響到的就是客觀現實。故《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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