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路易對談胡安焉：文學寫出了我們共同面對的一些困境

愛德華·路易是法國外譯最多的作家之一，10月底，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個城市進行了巡講。他的第一部作品《和愛迪做個了斷》已經出版中文版，這部作品的發行量達到50萬冊，并在法國搬上了話劇舞臺。

胡安焉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也翻譯成多種語言，剛剛在德國出版，在英國和美國、法國也即將出版。

愛德華·路易，胡安焉，與白夏荷（主持人）。

兩位作家寫作的核心都是個人的經歷，聚焦私密的事件，并且也會分析社會的斷裂、折疊、無形的暴力，也會講述當代社會給我們帶來的希望。他們從自己的生活出發，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寫作最終也都超越了個體的故事。無獨有偶的對話因此會帶來兩個世界的交匯，并且會回答一個問題：書寫怎樣講述個人的經歷，而同時又帶來普適性觸動的力量？

文學是一種自我救贖的逃遁嗎？

愛德華·路易提及，他寫作的時候用了一種社會的、集體的和政治的視角，而不是以個人的視角。其實寫作并沒有能夠讓他治愈，整個過程總是非常痛苦，很煎熬。對愛德華·路易來說，寫作是一種集體的行為，既然有過這種經歷，其他人肯定也有過這種經歷。“我要去書寫它，我要把這種經歷寫出來，以杜絕它。可能這個想法太瘋狂，這種雄心太過高了，但是我就是這么想的，我承受過這種痛苦，我無法接受別人還要去承受這種痛苦，所以我要寫出來，這就是我的嚴酷的現實。”

愛德華·路易認為，理解暴力是一種對暴力的還擊，是把暴力放到一種危險的境地當中。其實這并沒有那么容易理解，我們如果想要理解暴力的時候，總是會嘗試找它的原因，為什么會有人這樣暴力，它有什么樣的一些機制，哪樣的人有可能對你用言語或者身體的暴力等等，很多人可能會去尋找暴力的原因，而在解釋它的原因的過程中，可能他們會有一種寬容，而愛德華·路易卻是相反的一種心路歷程，暴力非常難以承受。“它越難以承受，我越要用更多的時間去解構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寫《和愛迪做個了斷》這本書的原因。它不僅僅是一個小男孩的故事，也不僅僅是我父親總是用這種言語粗暴對待我，說我不像個男人的這種話，我小時候聽到這種說法的時候，我的想法是，我父親有罪，我母親有罪，我憎惡他們，憎惡我身邊的人，書寫對于我來講能夠讓我找到它真正的原因，而這種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個人，而在于更多的外在的東西、其他的地方，所以要去找到個人以外的、個體之外的，也就是說在社會、集體、階級、什么叫男人味兒這些東西里面去找。”

愛德華·路易，胡安焉。

寫作如何改變家人的關系？

愛德華·路易表示，他沒有想到自己的書會有很多人去讀。“我是無名之輩，我的出版社等了很久才出版第一本書。當時他們挺猶豫的，他們說讀者受眾可能不會很大，因為這個書里寫了許多暴力，是自傳體的，大家可能更喜歡讀虛構的小說等等，對他們來講也是比較猶豫的過程，他們推遲了很多次。書出版之后，我當時就想，可能出售1500冊、3000冊就了不起了，但是忽然之間，好像一下子這本書取得許多成功，并且被譯成外語，我的家庭成員特別特別憤怒，有很多人給我發來信息，我的大哥從巴黎過來，拿了一個棒球棍，他當時要來殺我，我不得不逃到一個地方躲起來，其實這些時刻都非常非常難熬。但很奇怪的是，有一天我在一個書店里面，就像今天這個場景一樣，我母親來了，我不知道她當時在場。”

在活動結束的時候愛德華·路易的母親指責他：“你為什么講我們很窮？”這對他們來說，是讓他們覺得非常難以接受的。愛德華·路易指出：“如果被剝削的人，在苦難中的人，他們以苦難為恥，我們怎么能去改變世界呢？我寫的是關于他們的苦難，而他們卻是為這個事情覺得恥辱，他們認為我讓他們丟人。”

“在這方面，我覺得文學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替個體發聲，有些個體不一定會為自己發聲。因為他們不一定有意識，或者不一定有這種可能，甚至有的時候就像他們一樣，他們覺得羞恥。”但是隨著愛德華·路易的寫作，他的母親也逐漸改變了態度，現在他們的關系變得比以前更親近。

創作的初衷想講述什么？

胡安焉則分享說，他寫作的起點是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無能，由此而發展出來的另一個方向的追求。了解藝術、文化，讓他的精神得到豐富，讓他在看待自己生活的時候有更多的視角，有更深入理解的能力，當然也包括更大的接受力，就是不會被困在一些很具體的生活的困難里面，對自己感到失望，對生活感到失望。

“雖然我出版的書是《我在北京送快遞》，但是我寫作的最開始的十多年，從2009年到2020年，我的寫作方向是小說，我并沒有想過直接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像我這樣的寫作者中國應該挺多的，其實純文學，包括詩歌、小說的寫作者，他們的出版是很困難的，只有很少數的作者能夠幸運地得到出版機會，大多數寫作者都是默默無聞的。寫作小說、詩歌，它不是現實的經濟的考量，更多人還是希望能夠在一個精神層面對自己有一個價值的確認感。”

胡安焉認為，寫作可能是我們追求獨特的個人價值的一個途徑、一個手段。

愛德華·路易。

愛德華·路易分享說，這幾年有很多時候他嘗試去寫虛構，電腦里面有不少的手稿，而他在寫虛構的時候有一種恥辱感。“我以寫虛構為恥，我感覺到如果不寫我的父親、不寫我的兄弟，沒有人會去寫他們，他們所有的一切，他們的足跡、他們的夢想、他們的失望，一切都會隨著他們生命的消失而消失，所以我感覺好像有許多的鬼魅追隨著我，就好像莎士比亞說你沒有權力這么做。這個確實挺奇怪的，其實我讀很多虛構小說，影響我最大的是莫里森、杜拉斯、福克納，美國的文學當中有很多偉大的作家，寫的就是貧窮這個主題，但是我寫不了虛構小說，做不到，羞恥感太強了。”

他指出，人們有一種不真實的幻想，到了每年文學季的時候，我們會看到絕大部分都是虛構小說，而那時候沒有人說怎么到處都是自傳體。“所以我感覺自傳體并沒有被大家完全地接受，我們去看看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當中，安妮·埃爾諾是唯一一個不是完全寫虛構體小說的作家，130名獲獎者當中只有她這一名是寫自傳體作品的。法國加勒比海的一個作家，大部分作品也都是自傳體。但是在130名當中，只有一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寫自傳。”

胡安焉還分享了他閱讀愛德華·路易作品的感受。愛德華·路易考到一個藝術學校之后，他媽媽去開家長會，他們走在路上，這時候他不希望被同學看到自己的媽媽，他說在小時候，他跟媽媽共同承擔一種自卑，一種羞恥，就是對自己貧窮，去領救濟糧，收入有限，家庭里面酗酒，方方面面的羞恥和自卑，他們是共同承擔的，可是當他考到亞眠市的一所藝術院校之后，他覺得和媽媽的羞恥感分開了。“我讀到這個地方覺得很難過，因為我也有類似的經歷，確實有非常非常像的經歷，就是對自我的羞恥感，和母親之間的關系。所以我覺得愛德華·路易的書在中國應該能夠獲得廣泛的讀者的理解和喜歡，因為這些不存在國別文化之間的差異。這可能是所有人都共同面對的一些困境，人所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不可能是完善的，這個世界永遠不可能完美，人在受了委屈、受了氣、受了壓迫的時候，必然會有一種反向的作用力，這種作用力要不就是傷害別人，要不就是傷害自己，要不就是讓自己變得扭曲，它不可能憑空消失，它跟物理的能量守恒定律一樣，所有傷害都會以某種形式體現出它的回應。而這個可以調動大多數人對這件事情首先是共鳴和感動，然后理解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怎么傷害所有人的，對于文明的推動，它是有幫助的。”

分享嘉賓/愛德華·路易 胡安焉

整理/新京報記者 張婷

編輯/走走

校對/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