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作用、問題與思考——醫工結合的實踐探討

《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第三條規定，科技成果轉化活動應當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在一次有關科技成果轉化的座談會上，A企業創始人宏寧（化名）介紹了該企業實施或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經歷、經驗、做法、取得的成效和遇到的問題，從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科技成果轉化活動應當“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的內涵。

一、企業實施科技成果轉化的優勢分析

企業是科技成果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的實現者，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實施者，企業實施科技成果轉化具有以下顯著優勢：

（一）企業有強烈的產業化導向

宏寧認為，如果高校院所等在科研項目立項時或在立項后的初期就讓企業介入，企業就會引導該項目朝轉化及產業化方向發展，即高校院所與企業之間會加強良性互動，研發與轉化之間由依次進行變成并行，因為企業內部所進行的任何科研立項都有強烈的產業化導向，但高校、科研院所和醫療機構難以做到這一點。

（二）企業會綜合評估產業化前景

宏寧現身說法，A企業在進行科研項目立項時，就要判斷它能否研發完成，是否在國際國內具有較強的產品開發能力，其產品是否有充分的市場空間及較強的市場競爭能力，以及相對于國際現有的競品或國內競爭者而言，擬開發產品的質量、性能、使用場景、成本、產出的經濟社會效益等是否具有顯著優勢。從科研項目立項一開始，A企業就會從內部決策機制做好各方面的評估。宏寧認為，企業家天生就有對成功轉化及產業化的嗅覺。這是企業的顯著優勢，高校院所不具備這樣的嗅覺和優勢，也是其科研人員難以通過學習、培訓等獲得的。

宏寧還認為，企業管理者/決策者，只要是一名成功的企業家，一定會在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方面擁有敏銳的洞察力。企業決策團隊在對科研項目立項決策時，就會對該項目未來產業化的成功可能性做出評估，并在整個研發及產業化過程保持高度的警覺。一旦發現產業化意義不大，就會及時終止項目。例如，A企業曾與C大學合作研發一個項目，因為在研發過程中發現其產業化意義不大，雙方友好協商終止了該項目。

（三）企業有較強的研發組織能力

宏寧認為，成功實施過科技成果轉化的企業，具備成熟的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組織，具有成熟的組織科研的能力。對于樣機開發、用戶使用反饋、產品優化、上市推廣等，A企業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流程。宏寧表示，A企業已經過10多年的發展，盡管企業的發展機制、制度設計、流程優化等方面還有很多需完善的地方，但從其發展歷程來看，從產品立項、開發到上市的全過程，在國內還是屬于比較完善的，也是比較成功的。

二、醫企（醫工）結合是醫學科技成果轉化的有效途徑

A企業是一家從事醫療器械科技成果轉化起家并深耕10多年的醫療器械企業，宏寧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談到醫企（醫工）結合的重要性。國家政策導向是鼓勵醫療機構、科研機構、科研工作者開展自主研發協同創新。例如，2016年9月3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印發《關于全面推進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的指導意見》（國衛科教發〔2016〕50號）提出“大力推動‘醫研企’等多種形式的協同創新”，“鼓勵醫療衛生機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企業等采取聯合建立研發平臺、技術創新聯盟等形式，共同開展研究開發、成果應用推廣、標準研究制定等，促進多學科融合的醫產學研協同”。宏寧結合自己的觀察與實踐，建議更好地落實國家有關規定，加大力度推動科研機構和醫學專家、醫療機構科研團隊與企業工程技術人員加強合作，加快生物醫藥領域的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促進診療新技術解決方案快速轉化。

（一）醫工結合是醫與工的優勢疊加

宏寧認為，醫療衛生專業技術人員和科研人員（統稱醫學專家）的優勢在于，基于大量現有成熟的診療方案，通過大量案例，一定會發現現有診療方式，或者現有器械治療方案、手術方案等存在的不足，包括衛生經濟學、患者受益、手術時長等方面，一定會有大量觀察和總結，并提出方向性優化或者完全創新的思路。這是醫學專家們的長處。

宏寧同時認為，醫學專家短板也很顯著，即缺乏工程技術知識，無從入手對現有的診療方案進行改進提高。這個短板正是企業科研工作者，或者是工程師（以下統稱企業工程技術人員）的長處。企業工程技術人員對于材料、聲光電、機械、結構、功能，尤其是比較熟練地掌握了基于設計需求的產品質量功能展開工具，可以將醫學專家提出的方向性優化思路轉化為醫療器械或藥品。這就是企業工程技術人員的長處。

醫工結合或醫企合作，可以實現雙方優勢互補，既可充分發揮醫學專家對改進診療方式、治療方案等創新性思路的優勢，又可充分發揮企業工程技術人員實施創新性方案的優勢，雙方形成合力，具有顯著的疊加效應，既可加快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又可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

（二）醫工結合源于我國醫學教育培養方式

醫工結合，與我國醫療衛生人員培養模式有關。中國醫生群體的教育背景和成長路線從一而終都是學醫出身，沒經歷過理工科教育，導致其理工科知識能力缺失?，F實條件的約束，無法讓年資較高的醫學專家回過頭來彌補工科教育，只能通過鼓勵醫工結合，即醫學專家與工程師之間的結合，加快醫學領域的科技創新。如果我國醫學教育體制、醫學教育專業路徑不作調整的話，鼓勵醫工結合就成為大力推動醫學領域協同創新的長期政策取向。

歐美國家醫療衛生人員的培養模式完全不同，醫生群體通常早期教育一定是工科類，本科一般不是醫學背景，而是理工科背景，包括物理、材料、機械、計算機軟件等，到碩士、博士階段，才會轉讀醫學，之后進入醫療機構或者醫學科研機構。這種交叉學科的教育背景就有醫工結合的思路，宏寧認為，其出發點不是醫而是工，是通過更好的診療方案來解決疾病探測或疾病治療，而不僅僅把診療方案當作醫療問題來看待。

我國醫療技術企業要在未來大量產生比強生、美敦力等跨國企業更有優勢的科研成果，就必須借助我國龐大醫學專家群體，通過加強醫企結合或醫工結合，從龐大的診療患者數據庫、診療病例中積累豐富的創新資源，形成強大的研發創新能力。

（三）醫工強強結合的實踐

A企業與某著名三甲醫院B最近正在運行一個醫工結合項目。A企業從需求快速收斂，從聲光電構造到結構，再到結構單元、材料機制，器械使用步驟、手術步驟等一步步展開，再進行力學性能、光電性能等分析，僅用了兩周的時間，就向B醫院進行了器械產品方案的初步反饋，B醫院的科研團隊看到A企業如此專業且快速的反應很振奮，隨后雙方就進行了合作簽約。

B醫院之所以很興奮，是因為它曾就相同的主題先后與多家企業進行了合作，但都失敗了。究其原因，在于這些企業的工程技術人員不能熟練運用產品開發方法，也就不能更好地實現B醫院醫學專家提出的器械產品構思方案。“工”的優勢不顯著，“醫”的優勢發揮不出，醫工結合的成效就顯現不出來。

據宏寧介紹，目前該項目進展順利。從中可知，醫工結合，必須強強聯合。

三、企業參與科技成果轉化遇到的問題與障礙

宏寧介紹了A企業參與高校院所、醫療機構研發與成果轉化的經歷及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

（一）科研合作被迫提前退出

C大學一位專家乙邀請A企業參加該大學承擔的一個“863”計劃項目，A企業參與了多項研發內容。所參與的那部分研發內容是以A企業在研成果為主。在項目合作中，乙專家為A企業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需求信息，并對其現有技術方案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見和建議。

在該項目接近完成并將相關創造發明提交專利申請時，A企業參與該項目研究的科研人員應該署名為發明人，但最終均沒有署名為發明人，A企業也不被接受為該“863”計劃項目的參與單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因素：一是A企業已經申請IPO（首次公開募股），根據IPO要求，企業在與包括高校、科研機構等單位的科研合作中，知識產權安排或者利益分配方案必須是十分明確的；二是C大學內部制度規定，如果外單位是發明創造的共同完成人，就可以成為專利的共同申請人，其科研人員才可以在該專利申請文件上署名發明人。反之，如果允許A企業科研人員在該“863”計劃項目成果的專利申請文件上署名，A企業就會被認為是該專利的共同申請人。這是C大學內部制度所不允許的。上述兩個因素疊加在一起，會造成該專利的權屬不清晰，進而影響A企業的上市審核。為保全IPO不受影響，A企業決定不在C大學項目成果的專利申請文件上署名，該合作也就半途結束了。從中看出，科研計劃項目知識產權安排不夠完善，或相關政策、制度的缺失，導致該合作沒有辦法往更深處進行。

（二）合作項目多但成功轉化的少

A企業曾參與了兩個“863”計劃項目的研究，宏寧作為企業方項目負責人，作為“863”計劃項目副組長參與。每個合作項目都申請了2個發明專利以上，包括申請美國和日本專利，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相關研究成果獲得省級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各1項。

盡管如此，宏寧坦言，在與高校院所和醫療機構合作的科研項目中，成功的項目不少，特別是與幾家醫院合作研發所取得的科技成果都有比較顯著的產業化意義，但合作成果最終實現轉化的很少，大概占合作項目總數的30%左右。盡管如此，這一比例還是比較高的，基本符合科技成果轉化規律。

（三）科研合同報酬支付有可能面臨合規性質疑

企業與高校院所、醫療機構進行科研合作，科技成果的轉化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宏寧指出，通常情況下，企業愿意向科研單位支付一部分科研經費。就像A企業在與B醫院合作時，通常會向該醫院支付50萬元以支持其科研團隊開展科研，并希望B醫院的醫學專家（包括醫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在院內爭取足夠的工時用于科研。醫學專家分配在科研上的工時的價值是值得企業提供資助的，該資助可以稱為無償資助，制度上應有合理的安排和認定。大多數情況下，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合作項目失敗的話，就可能面臨合規性挑戰。即有可能被質疑，為什么一家企業給了醫院50萬元或100萬元卻沒有成果產出，該企業的產品是怎么進醫院的，該產品的用量怎么還比較高。這種質疑有可能面臨反不正當競爭、商業賄賂等合規性挑戰。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曾于2015年印發的《衛生計生單位接受公益事業捐贈管理辦法（試行）》（國衛財務發〔2015〕77號）對此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

（四）報酬支付進度安排應合理

在科研項目完成并取得科技成果，進入轉化及產業化階段，企業是否需要向科研工作者/科研單位支付報酬？宏寧站在企業的角度認為，不應該支付報酬，因為該項目還在投入，并沒有產出。如果要給科研單位支付報酬或費用，會加重企業的現金流壓力，直接影響企業對該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的投入。

A企業從事醫療器械的研發，在與D醫院的合作中，科研階段投入了接近1 000萬元，到了轉化階段，僅申請全球注冊證就投入了3 000萬元，其中做動物試驗和人體臨床試驗的花費不少，一個動物試驗要花200萬元，進行人體臨床試驗大概要花600萬元，其他注冊流程當中所有費用不限。研制一個醫療器械產品并投放市場，通常需要數千萬元的投入。如果既要向科研單位支付報酬，又要投入成果轉化，兩面夾擊，加重了企業現金流壓力，會直接影響成果轉化進程。

（五）因政策銜接不到位，兩個產品注冊證被廢

宏寧介紹，A企業曾向國家藥監局申請了兩個全球首創產品，花了近5年的時間先后取得了產品注冊證。其中，花了兩年多時間做了大量檢驗檢測方法研究及各種對照研究，制定出該產品注冊審核指南報國家審批中心，再進行產品注冊檢驗檢測再審評。等拿到那兩個產品注冊證的時候，國內先后啟動了集采，這兩個產品注冊證落后于集采的進度，失去商業價值，就都被廢掉了，白白浪費了五年時間，億元以上的投入打了水漂，每年還遭受數億元收入損失。

從A企業反映的情況看，企業在實施科技成果轉化中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非常多，風險很大。以此看來，激發企業實施科技成果轉化的動力、增強其能力，需要更寬松的政策環境、更健全的法律法規制度、更健康的產學研合作機制，保護企業實施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

四、思考與建議

科技成果轉化，一般認為是先有成果，再對該成果實施轉化，研發與轉化是依次進行的，這就導致研發與轉化之間缺乏有機聯系，作為研發主體的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等與作為轉化主體的企業之間缺乏密切互動，導致從研發到轉化的周期比較長，轉化效率及成功率均有待進一步提高。要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強化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允許企業參與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的研發，將研發與轉化由依次進行改為并行，才能加快成果轉化進程，提高成果轉化效能。

（一）高校院所等應與有產業化經驗的企業開展合作

成功實施了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的企業，必然會有一套成熟的企業運行機制和產品開發工具與方法。這對于高校院所、醫療機構的科研項目來說，與有產業化經驗的企業合作，對其科研項目的研發與轉化，以及未來產品上市及產業化，會是一個有力的保障。對此，宏寧強烈建議，高校院所與其努力提升自身的科研管理能力，還不如為科研項目引入一家有成熟產業化經驗的企業，與這樣的企業開展合作，該企業自然就會通過其強大的組織科研能力加快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

除前面提到過A企業與C大學合作的一個項目因產業化意義不大而終止合作外，A企業與C大學合作開展的另一個項目正在進行中。該合作項目既充分發揮了C高校較強的研發能力，也充分發揮了A企業較強的產品開發和市場拓展的能力，是雙方優勢的疊加。目前該項目進展較快。雙方合作以后，C高校充分感受到，A企業的引入為其研發與轉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強化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完善高?？萍紕撔聶C制，提高成果轉化效能”。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如何提高成果轉化效能？是通過加強學習、引進人才、增強科研管理能力，還是實施有組織的科研和有組織的科技成果轉化？也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的優勢是什么？缺乏什么？只有將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同時“缺什么就補什么”，成果轉化效能才能得以提高。從本文的分析看，高校、科研院所所、醫療機構所缺乏的，可以通過與轉化能力強的企業合作來彌補。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提高成果轉化效能的捷徑應該是與有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成熟經驗的企業合作。這樣的合作，是強強聯合，是彼此相互成就的合作，也是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

本文來源于《科技中國》雜志2025年第8期案例分析欄目。吳壽仁，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級高工。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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