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有無“王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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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城”一詞最早見于春秋時期，西周文獻中洛陽一帶的地名“新邑”“洛邑”，皆指成周，而非指“王城”。夨令彝銘文“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的“王”應為地點名詞，但其并非“王城”之省稱，而指“王的居所”，在令彝銘中指代前面提及的京宮、康宮；京宮、康宮中既有祭祀先王的宗廟，也有供王居住、治政的場所。因此，西周時期的洛陽并不存在另外一座與成周并存的“王城”。

關鍵詞：王城；成周；京宮；康宮

東漢史學家班固《漢書·地理志》河南郡“雒陽”條下謂“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河南”條下謂“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即以周初在今洛陽地區營建兩城，一為成周，一為王城。東漢鄭玄、南朝范曄、唐代孔穎達等皆從其說。近數十年來，不少學者仍認為西周洛陽有一座與成周并列的“王城”存在著，主要理由如，新邑即王城，與成周所指不同；西周青銅彝銘中有“王城”的線索。

“成周”“新邑”“洛邑”均見諸西周文獻，“王城”一詞最早見于春秋文獻《左傳》。這幾個概念是何關系，不得不辨。

一、新邑、洛邑、成周為一地關系

“新邑”之名見于西周早期文獻，如《尚書·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洛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西周彝銘中成王時期臣卿鼎銘文（《集成》2595）謂“公違省自東，在新邑”，新邑鼎銘（《集成》2682）有“癸卯，王來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柬”，等等，皆記載“新邑”。

“新邑”應即“洛邑”。《尚書·多方》謂“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洛邑”即上引《召誥》中的“新邑洛”，《多士》亦謂“今朕作大邑（即新邑）于茲洛······今爾惟時宅爾邑”，與《多方》所載相同。

“新邑”即“成周”。《尚書·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逸周書·作雒解》“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康誥》《多士》與《作雒解》所載為一事，新邑、成周皆稱“大邑”，則其應是一地二名的關系。

“成周”即“洛邑”。《史記·周本紀》載“平王立，東遷于雒邑”，清華簡《系年》第二章曰“三年，（平王）乃東徙，止于成周”，《史記·魯世家》載“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可見成周、雒（洛）邑亦是同指。

彭裕商先生曾認為新邑即王城，與成周為不同的兩座城邑，主要理由為：《尚書·康誥》《洛誥》中“新邑”與“成周”（《尚書》原文稱“周”地）并見；西周金文“新邑”出現的時代晚于“成周”；“新邑”是為奠置殷遺民而建，“王城”的“王”為“商王”之義，乃“商多士”的居地，成周則為周王朝東方的政治中心，二者性質不同。上述意見似有幾點可商之處。一是，《尚書》中的“周”地，自偽孔《傳》以降，皆認為其指宗周（或岐周），《康誥》所載“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很可能是以事紀年，與后面所載侯、甸、男等“和見事于周”未必有關聯，以此說明“周”與新邑相鄰恐有問題；而且，金文中“周”“成周”有同銘并見現象，如應侯見工簋銘“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遺王于周”，可證“周”非“成周”。二是，“新邑”諸器雖據器形可推知時代約在成、康之時，未必早于“成周”諸器，但似難以排除成周同時又稱“新邑”的可能。比如，金文中對先王宗廟的稱呼通常是地名+謚號+宮，昭王的宗廟稱“周康卲宮”，距離昭王最近的穆王，其在位時將昭王之廟又稱“周康宮新宮”。三是，上舉《尚書》《逸周書》的記載表明，新邑與成周為同指關系。四是，若西周存在一個“王城”，其時殷商已亡，若因稱“商多士”的殷商遺民居于其地而得名“王城”，恐于情理不符。綜上，筆者認為，新邑、洛邑和成周是同地。

二、夨令彝銘中的“王”非指“王城”

多年以前，學者通過對金文材料的考證，找到了所謂西周時期存在“王城”的依據，即西周早期夨令方彝銘“明公歸自王”的“王”為王城，此意見最早由陳夢家先生提出，至今仍有持此意見者。不過，此意見似有可商之處。

夨令方彝（西周早期，《集成》9901）銘曰：

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宮，公令同卿事寮。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明公賜亢······

最早提出“王”為“王城”之省稱的是陳夢家先生，并謂“王”（王城）與成周有別，為宗廟之所，乃以西周時期洛陽有王城、成周二城。以“王”為王城的意見，除認為夨令彝銘“王”為地名以外，似乎并未舉出太多古文字材料方面的直接證據。

周代文獻中“歸自某”的“某”均為表示地點的名詞，如應公視工鐘銘“王歸自成周”（《集成》107），令鼎銘“王歸自諆田”（《集成》2803），《詩·小雅·六月》“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等等，其中“成周”“諆田”“鎬”皆為地名。“明公歸自王”的“王”為地名當無疑義。“用牲于王”與前句“用牲于京宮”“用牲于康宮”句式相同，此“王”的性質亦應與“京宮”“康宮”類似，亦為地點名詞。因此，“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的“王”內涵應相同。但僅以此“王”為地點名詞而認為其指“王城”，似乎并沒有充分依據。

“王”多用為“人王”之義，文獻中人名、廟號或親屬稱謂有用為地點名詞的情況，例如劉桓先生曾提到，卜辭中有“往（于）上甲”“不往妣庚”“在祖乙”“其在父甲”“其祝在母”，其中“上甲”“妣庚”“祖乙”“母”等皆為祖先親屬稱謂，它們在這里皆表示供奉祖先的宗廟；“王”可指“王之所在”，《逸周書·度邑解》載“叔旦亟奔即王”中“即王”，《史記·周本紀》作“即王所”，故而劉先生認為“明公歸自王”是指“明公從王的處所歸來”，“王”于此處可釋為“王宮”，其與“京宮”“康宮”均在成周。劉先生所舉卜辭中“上甲”“妣庚”“祖乙”皆為供奉祖先的宗廟的意見是正確的，文獻中“往”“往于”后面的對象一般為地名，因此以“王”表示“王所”即王宮是有可能的；但具體到“明公歸自王”的“王”，劉先生認為其是與“京宮”“康宮”并存于成周的王宮，似乎還有商討的余地。“用牲”一般在祭祀祖先或神靈的宗、社舉行，如剌鼎銘“王禘，用牡（牲）于大室，禘昭王”（《集成》2776），小盂鼎銘“用牲，禘周王、武王、成王”（《集成》2839），《春秋》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禮·春官宗伯》“凡師甸，用牲于社宗”；或是在大河或郊野祭祀河神、天地，如《左傳》昭公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用牲于雒”，《尚書·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未見有專門在王之居所進行“用牲”的例子。對此，賈洪波先生對夨彝該句作了重新斷讀：“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也即，“咸既用牲”表示“用牲于京宮”“用牲于康宮”一系列活動的結束。“于”訓為“往”，“于王，明公歸自王”就是前往王的居所，明公又從王的居所返回。將“咸既用牲”理解為前面“用牲于京宮”“用牲于康宮”當為正確。“咸既”或“咸”多見于西周銘文，如叔夨鼎銘（《銘圖》2419）“唯十又四月，王大冊禱在成周，咸禱。王呼殷厥士叔夨以靳、車、馬······”“咸禱”即指“王大冊禱在成周”；史獸鼎（《集成》2778）云“史獸獻功于尹，咸獻功，尹賞史獸祼，錫豕鼎······”“咸獻功”對應“史獸獻功于尹”；作冊卣（《集成》5432）“唯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辨于多正”，“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照應“唯公大史見服于宗周”。所以，“咸既用牲于王”，也應照應“甲申，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從賈先生對“王”的解釋來看，結合前述劉桓對卜辭、典籍文獻中以某人稱可代指其處所、居所的用例來看，此一意見頗可把“王”字解釋得更為合理。但是，還有幾點需要注意：一是，“于”在西周金文中往往用作介詞或連詞（即“與”），目前似未見有可訓為“往”的“于”；二是，“用牲于某”為常用搭配，如剌鼎（《集成》2776）“王禘，用牡（牲）于大室”，《左傳》“用牲于社”“用牲于雒”，《禮記·郊特牲》“用牲于庭”“用牲于王”，似不宜斷讀；三是，此句若斷讀為“于王，明公歸自王”，其意為明公前往王所，又從王所返回。則明公前往王處所為何事，并未在銘文中體現，這似乎不合乎銘文的敘事體例。

除了王城、王所等意見之外，李學勤先生謂夨令方彝“咸既用牲于王”與前面“既咸令”句法一致，“用牲于王”的“王”是指“京宮”“康宮”這兩處先王宗廟，“‘咸既用牲于王’與上文‘既咸令’例同，作一氣讀，京宮、康宮為周王宗廟，故此處稱‘用牲于王’，同樣，‘歸自王’的‘王’也指二宮”。“明公歸自王”是說用牲祭祀完畢了，就從京宮、康宮那里回來。李先生以“用牲于王”的“王”指京宮、康宮，筆者以為是正確的意見。只是以“王”指“京宮”“康宮”，有學者認為這是“先王的宗廟”，以“王”來指“先王”，未有先例。應當說，這一質疑也有道理。如何解釋這一現象，還需從周代“宮”的功能來分析。

根據唐蘭先生的解釋，“京宮”“康宮”是祭祀先生的宗廟。“康宮”雖為宗廟，但從西周金文可見，其應設有供王歇息的“寢”，如師遽方彝銘“王在周康寢，饗禮”（《集成》9897），其中“周康寢”當指“周康宮”中的“寢”，如即簋銘載“王在康宮，各大室”（《集成》4250），衛簋甲銘有“王各于康大室”（《銘圖》5368），此“康大室”即為“康宮”之“大室”；善夫克盨（《集成》4465）有“王在周康宮穆宮”，四十三年逨鼎甲（《銘圖》2503）曰“王在周康宮穆宮”，“周康宮穆宮”是指設在周康宮中的穆宮（伊簋、揚簋銘謂“王在周康宮，旦，王各穆大室”）。因此，由師遽方彝銘“王在周康寢”，表明“康宮”中亦設有王之寢處。《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記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羅納諸莊宮”，“莊宮”應為魯莊公之宗廟，是說王子朝占據王城以后，先居于左巷，后由羅納入莊宮，可見王子朝應是以莊宮作為處所。《左傳》又載魯定公七年“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后朝于莊宮”，可見周王亦在莊宮進行朝禮。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夨令彝銘“京宮”“康宮”也可作為“王宮”或“王所”，“王”當為“王宮”之省稱，指京宮、康宮。

綜上，夨令方彝銘中“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的“王”，其義非指王城，而是京宮、康宮，以“明公歸自王”的“王”為王城，說明西周時期的洛陽有成周、王城二城的說法，恐在證據上較難成立。

三、小結

王城是春秋以后才出現的地名，西周時期洛陽只有一座成周，亦名洛邑、新邑，三者是一地異名的關系。夨令方彝銘文中“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的“王”是地點名詞，但其并非“王城”之義，而是指“王的居所”，“京宮”“康宮”中設有供王停歇、居住的處所；銘文中的“王”即指京宮、康宮。所以，西周文獻中并無存在王城的確證，當時的洛陽當不存在另一座與成周并存的“王城”。

來源：《文史雜志》2025年第4期

作者：王 超

選稿：耿 曈

編輯：耿 曈

校對：宋柄燃

審訂：杜佳玲

責編：耿 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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